大师风范，宁静致远。在这间安静的办公室里，案头桌上总是透着浓郁的书香。我的导师许毅教授每天在这里听取学生和助手的工作汇报，研究和思索财经专业问题，写作和批改文章书稿。办公室记载着他长年不懈的辛劳，辉映着凝聚在这些辛劳背后的智慧和成果。许毅教授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史学家，中国财政学界的泰斗。大凡智者，总有他过人之处，导师即将步入鲐背之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九旬的老人，思路还如此清晰，谈吐还如此流畅。那刻满岁月印痕的宽阔眉宇，不仅在为我们讲述他90年硕果累累的学术求索，还用这不平凡的人生风风雨雨见证了一个伟大民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
90年家国
许毅教授走过了一条从革命战士到学术泰斗的不平凡的道路。他1938年投身革命，1941年5月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一直从事根据地财经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担任苏北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负责组织苏北片的财粮支前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在陈云同志的直接指挥下，许毅参加了对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的第一次重大经济斗争，他指挥数十万水运大军，由苏北地区向上海和苏州突击运输粮棉，粉碎了敌对势力妄图从经济上搞垮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阴谋。1950年初许毅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计划处长，正式开始从事城市经济工作，直至1958年任财政部基建财务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第二任行长。在众多专业岗位上的实践和磨炼使他具备了广博的财经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他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富有创见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63年，许毅开始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财政部科研所的工作很快打开局面。1980年1月，中国财政学会正式成立，许毅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在他的推动下，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会、企业财务研究会、成本研究会、民族财政研究会、外国财政研究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投资学会等各种专业性学会和研究会相继成立，他还力促各省市建立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服务的财政科学研究所，改变了财政学科研究的落后状态。因此许多人亲切地把许毅教授称为财政科研战线上的一位“司令”。
1978年8月，国家恢复学位制后，许毅成为第一批研究员兼研究生导师。1981年，许毅又成为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此后当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并成为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1981年冬，他同杨纪琬等同志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财务会计咨询公司。1983年10月《注册会计师法》颁布后，在公司领导下又成立了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华标准账簿发行部和中南评估公司，同年即创造了中华会计师事务所群体，到1995年，“中华群体”已发展到25家，成为中国最大、人才最多、水平最高、信誉最好的中介机构，许毅被推举为群体理事会的理事长，成为中国财务会计咨询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理论的光辉
许毅教授是我国财政理论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了“财政学是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命题。认为分配政策与手段是同生产关系进而与上层建筑紧密联系的，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它的性质反映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反映着上层建筑的性质，而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它能动地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他在《广义财政学体系初探》一文中对“国家分配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作了全面系统的客观评述。指出“国家分配论”是在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公共消费、公共财政”理论影响后，转而从前苏联引进的“货币关系论”发展而来的。财政分配的对象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分配关系属于经济基础，分配方式和分配活动属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形式；同时也揭示了财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运动方式。“国家分配论”阐述的重点是从社会再生产的中介地位来研究分配方式以及与交换关系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能动作用，并为推进财政理论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一研究成果的提出，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国内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为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现代财政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及指导财政工作实践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功不可没。
之后，在他的代表作《财政学》中，许毅教授运用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对财政学理论体系进行了革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学界编写的财政学理论书籍，一般都采用收支平（平衡）管（管理）的体系，其主要内容是研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的各自规律和相互作用关系。作为我国财政理论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主要代表，许毅教授认为上述研究路子虽然也言之成理，但局限性很大，不足以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基本矛盾。许毅认为，要抓住财政学的本质就必须制约财政活动的基本矛盾，必须回答社会主义财政活动的目的，搞清对财政活动有制约关系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及其特征。长期财政工作的实践、“文革”中面壁十年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钻研和思考，使许毅教授已经从财政活动的表象——收收支支看到了深层次的运动。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回顾与反思中，许毅教授认识到，财政关于收支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引导、制约社会总产品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合理分配。基于这种认识，他在所著的《财政学》中，将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作为财政活动的基本矛盾，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除了在序言中明确提出财政活动的这一基本矛盾外，在该书的第二篇中专门研究了以处理好积累和消费这对矛盾为主线的、分层次展开的分配结构问题，研究了分配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即产业结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这一有着宏观经济研究架构的《财政学》中，许毅教授系统地研究了财政平衡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目的是使社会再生产能够顺畅进行，综合平衡包括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外汇平衡和物资供求平衡。处理这些平衡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资金和物资的平衡。因为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从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是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运动的统一，两种运动是互相制约的。在经济工作中，应该用财政、信贷、外汇这些货币形态的综合平衡来制约物资供求平衡。许毅教授认为，在我国综合平衡受到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常常发生财政信贷超分配，这种超分配多数是由于积累基金分配过头所造成的，也有因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同时超分配造成的，无论何种超分配形式都会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失调，从而导致社会再生产运动发生阻滞。这样，我们对财政活动规律的认识就向它的本质深入了一步，这就是说要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循环，就要在既定财力范围内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安排好，不能超过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搞高积累和高消费。通过这本著作，许毅教授为财政学建立起一个不同于收、支、平、管体系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
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财政理论探索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为推动财政基本理论的创新，许毅教授提出财政基本理论体系创建（见《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国庆50周年和跨世纪新时期的财政学思考》）。在该体系中他坚持了国家分配论，并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内涵，主要观点包括主体论、制导论、结构论和机制论。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要通过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职能，一是要通过财政调控手段，调整好生产关系；二是利用财政政策，调节生产力结构，以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的两方面的职能，决定了分配的目的是制导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是简单地对预算收入的再分配，更不是简单地制造公共产品，限于公共消费。财政学研究的内容，应该包括如何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消除三大差别；如何通过分配环节，来制导生产、消费和交换，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有序、高效地进行，使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得以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制导是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不是瞎指挥。财政制导论必须是科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制导。财政制导经济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等建立在先进的科学基础之上，使生产力不断地向现代化发展，使生产关系结构也要随着生产力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要从再生产四个环节入手，研究财政如何采取措施，影响另外三个环节，并通过社会再生产的运行，体现国家的意志，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这就是结构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机制论，就是研究利益关系。研究分析分配和再分配的运行机理和机制，使分配领域的经济活动，更符合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机制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研究清楚如何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教育手段之后，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使这几种手段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财政分配机制，使我们的财政工作能真正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体现国家的目的。这一个许毅教授长期研究的财政理论体系充满了创新精神和时代说服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型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再一次地经受实践检验，焕发出思索的力量和智者的光芒。
注重调查研究，强调理论研究为经济决策服务是许毅教授的一个特点。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要与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实践相结合。在现阶段，我们必须从改造小生产、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这个最低纲领做起，完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任务。针对这一问题，许毅教授确定了继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型期的财经理论”这个大课题。他研究工作的另一个重点集中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通过对西北、东北、山东、河南、两湖、两广等地农村经济的实地考察调研，面对开拓农村大市场，提高农民收入的战略任务，一向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关心农民群众疾苦的许毅教授从中西部和民族地区经济大开发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必须从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入手，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和国际化，这样农业产品才能由过去的小商品发展成为大商品，进入城乡大市场并走向国际市场。
在研究当前问题的同时，许毅教授也是历史问题研究的专家，他在史学方面的主要贡献表现为对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和近代中国外债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他1976年即受命组织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联合各地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编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根据地财经历史研究的队伍，以及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许毅教授还领衔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和档案部门主编了《清代外债史资料》（3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2卷）、《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2册）。这是迄今中国出版最为齐全的外债研究史料，是关于中国外债史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奠基工程。接着，他又主编了《清代外债史论》，这些工作前后花费近16年时间，完成了总计100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工作。许毅教授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基础等问题，以1988年发表的《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为代表，逐步形成了对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他从历史研究的因果关系入手，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怎样使中国摆脱“百年屈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他的领导下，《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四卷本系列丛书历经六年的紧张编写已经全部出版。
学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共产党人则要改变世界。在许毅教授身上，既保持着共产主义战士的本色，又闪耀着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光彩。他有着卓越的理论成就，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更不是为一己私利而学问。他甘于奉献，甘为人梯，心中永远装着强国的理想。他的学术理论的光辉是我国财政界公认的宝贵的财富。
桃李满天下
许毅教授不仅是优秀的学者，更是令人尊敬的导师。他强调学术研究要注重继承和创新。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就是认真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许毅教授首先自己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从自身做起，以身示范，因为导师的风范只有在对事业的追求中才能得到展现。导师对事业追求的精神就是师表；导师对科学探索求真的品质就是师表；导师刻苦钻研，掌握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并将其传授给学生的过程就是师表。跟许毅教授接触过的人，都被他极强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所感染。他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学新东西，这也是许毅教授突出的特点之一。
教授为师的品格亦深印人心。他满腔热情地培养扶助后生，对于年轻人，他一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放手让他们到实践当中去闯；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着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热情鼓励他们在点滴进步中增强信心。他对待学生既要求严格又态度亲切，从来都是实事求是，平等立场，注意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和长处因材施教。作为全国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他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至今仍不顾年迈，坚持对学生进行悉心指导，帮助大家找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他这种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深为人感佩，他倾注心血培养的众多硕士、博士如今遍布全国各地，大多成为财经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业界领导。
他在指导学术研究中经常启发大家，学术上的许多问题，前人都有所研究，今人加以研究，应与前人有什么不同？应该怎样切入问题，亦即你的理论视点是什么？这是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因为每一个课题都有其特殊性，发现并分析其特殊性，也才有创造性。学术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创造性，如果没有创造性，人云亦云，就等于是重复项目，重复劳动，不仅没有意义，反而是一种人才和时间的浪费。
导师的学问和品格，是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向他学习也非一日之功。我一直记得他在我博士论文成文期间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他根据我所从事工作的具体情况，肯定了我的选题《论社会主义的国家债务》，为我提供了一个研究和解决我很有兴趣的中国国债问题的机会。在写作的方法论上，他指导我运用马克思关于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国债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后来论文成书为《中国的国债问题》，导师欣然作序。每每想到当时论文成文中几易其稿的艰辛过程，想到和导师探讨问题时豁然开朗的舒爽心情，无不使我充满对导师的感激和敬佩。个中深意，至今难忘。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许毅教授每天仍然在辛勤劳动着，认真思索着。他无愧于学界泰斗和教育专家的称号。这间普通的办公室也因为它绝不普通的主人而显得那么庄重典雅，朴实睿智，是年轻学者心中的圣殿。长者情怀，导师风范，教授走着的，是伸展了近一个世纪的追求学术真理的路程；教授发出的，是财政界一直呼唤着富强中华的强音。这路程还在延续，这强音将永远激荡。衷心祝愿我的导师许毅教授福寿安康，在他的璀璨人生旅程中继续谱写崭新的篇章。
写于200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