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化界，有几位女性颇有声望，比如后汉的班昭，又比如唐代的宋若莘。（《旧唐书》作宋若华）这两位的名字，很多国民并不知晓，其实她们对古代妇女地位的认可和规范，比吕后和武则天有着更为广大的影响。
《后汉书·列女传》曰：班昭，一名姬，字惠班，是班彪的女儿，《汉书》著者班固的妹妹，扶风曹世叔的妻子，博学高才。曹世叔去世得早，班昭很有德行。其兄班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完成就去世了，汉和帝命班昭续完这部著作。班昭多次被召入宫，为皇后贵人讲学，又给刘向的《列女传》作注，号曰曹大家。
史册对她帮助其兄续成《汉书》一事多所称道，孰不知她的《女诫》对后世的影响远大于此。班昭生于光武帝建武年间，当时，豪族地主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族权、父权和夫权的力量也有极大加强。为了使即将出嫁的女儿们少遭受些挫折，班昭把自己做媳妇的经验和对生活的理解写出来，成为《女诫》，并用它来教导自己的女儿。
可能《女诫》适应社会的需要吧，问世不久，就走出了私人教科书的狭小天地，成了通用的女子课本。明末清初儒者王相把班昭的《女诫》、唐代女学士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自己母亲刘氏的《女范捷录》（又称《女范》），合称为“女四书”。
《女诫》是我国第一部以儒家正统思想阐述女性教育的专著，共1600 字，全书从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个方面阐述了女性应遵循的封建伦理。今日人们常常提起的“德言容功”，就出在《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专心第五》则云：“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
此类文字，历史上的男性撰著常常乐此不疲，但从一位才貌兼备、有地位的妇女口中亲自说出，则是第一次。女性素来为男性瞧不起，圣人孔丘把女人和小人并列。西哲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本身的痛苦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古代男性皇帝后宫佳丽动辄成千上万，女皇帝武则天讨了几个面首，就被世人举为奇淫的典范。男权控制的世界，男性对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决定大权，女性无参与的权力。没有权力参与，便低眉顺首，便忍气吞声，便默默忍受，只能使持权者更加猖狂，女性的悲剧程度更加深刻。在男权社会，男人会把无数的网罩在女性身上，如果女性自己始终不作挣脱的努力，作茧自缚，只能悲上加悲。《女诫》以女性自我束缚认同、适应男性社会，结果只能越来越失望。
17 世纪女性主义者普兰·德·巴雷说：“所有男人写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
这可算是阅读的一个经验。然而一本书如果出自女性之手，也就是女人写给女人看的书，读者并不作如是观。由于作者本身是女人，那内容就多了一份诱惑。在女性读者看来，完全可以放下警惕性，全盘地接受。
所以以此看来，中国女性的附庸地位，一方面是男性社会决定的，就其程度来说则与女性本身也有关系。这一点似乎与觉醒者不同。法国的西蒙·波娃是一位女性作家，写了许多关于女人的书。她不是凭借作家的话语权力宣扬女人应如何做，而是告诉世界女人是什么。这需要异乎寻常的勇气，是班昭等人所没有的勇气。一个人，没有这种勇气是很难对自身作出客观评价的，只能依附于他人。
班昭凭家庭背景、知识才干，登上高位成为既得利益者后，不是检讨社会，却使男人奴役女人的世道更加合理化。即使她当初撰写《女诫》的目的在于教育女儿，后人也会抱有微词——因为后来的统治者使《女诫》变成锁住女人灵魂的枷镣。她属文的心理对她个人而言虽然很正常，但无论如何也是女人本身的一种悲剧。唐朝的宋若莘也可作如是观。宋若莘是宋廷棻的女儿，入宫后谈经论史俱能称旨，博得皇帝的称赞，与班昭颇有相似之处。入宫后著《女论语》十二章，全为男性社会下如何做女人的准则。她们的举动，与五代时窅娘缠足跳舞迎合男人是无异的。
一部中国史，是女性的被奴役史，是男人的发展史。史如何作成现在这个样子，所有女性都该思考。这个思考不仅包括咒骂男人，还应该包括对自身的检视。只有如此才是自身发展壮大的正途。
当然，在社会文化结构不发生突变，即在族权、父权、夫权不除的氛围下，《女诫》思想很难连根拔掉。但反思不反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否则做了悲剧人物还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