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清史稿》中抄几句嘉庆皇帝褒扬曹锡宝的话。他说：“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
由“故”字可以看出，这是一件旧事。嘉庆帝所说的御史曹锡宝，是乾隆朝的陕西道监察御史，字鸿书，一字剑亭，上海南汇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进士，入仕后在很多岗位任过职。这是一名坦率，刚直，严谨，尽职又尽责的好官员。他当监察御史时，见协办大学士和珅的奴仆刘全仗势谋利，逾制不守，论告弹劾。不想侍郎吴省钦把信息提前告诉了和珅。等到曹锡宝的奏章到了乾隆的手里，和珅早把一切安排妥当了。自然，曹先生的控告就无凭无据了。最后，曹锡宝只能承认自己“冒昧”，又承认“杜渐防微”等语失当，请求给自己治罪。乾隆皇帝仁慈，宽恕了他的罪行，改为革职留任。
曹先生受此惩罚，真是有苦无处倾诉，但乾隆帝也有他的理由。针对曹锡宝一事，他亲手写了感想，也就是史上所说的那篇“手诏”，强调自己为政从来不去猜疑别人。如果委任群臣却不能示人以诚，而是猜疑防范，根据子虚乌有的谈论，仓促加罪别人，天下人就会十分恐惧。
“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讬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从乾隆皇帝这份手诏看，曹锡宝不仅罪有应得，若不是皇恩浩荡，结局可能比这还严酷。
曹锡宝弹劾和珅家奴不对吗？乾隆说得无理吗？都不是。原因在于：那样一种体制，谁可以动和珅一根毫毛？只有皇帝本人有这个权力和能力。监察御史是给皇帝做事的，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在监督之列。
简括说，皇帝的红人是不需要你来监督的，最少你没有能力细察虚实，而只能如乾隆指责曹锡宝的那样——未察虚实。据说乾隆皇帝晚年曾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产生这种现象，与曹锡宝们的遭际不无关系；而曹锡宝的被惩罚，则在更深层次暴露了监督者尴尬的地位。清朝之前，曾有统治者允许言官“风闻言事”，顺治皇帝也指出，“即使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言官没有时间和能力察纠“虚实”的不足，起到了“广开言路”的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监督中的问题。而且“风闻言事”，对官员之间的攻讦之风有所助力，监督力量以另一种形式遭到削弱。
专制的皇权社会不是没有法律，有些条文甚至比今日的法条还要细密、严厉，监督措施也伸向各个领域，官场上下，章法清晰，有条不紊。
然而，执行起来却左支右绌，七跌八撞。据《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等统计，科道奏疏中有关弹劾的奏折不仅少，而且大多为“毛举细故”的“条陈”之疏。学者王春瑜先生说，由于直言不讳、依法纠弹会招来横祸，所以，“朝臣皆明言事为戒”。这个局面不是某个皇帝故意创造，而是体制带来的必然结果。在极端的专制制度下，皇权愈强化，监察权则愈有名无实。皇帝的个人意志，制约着监督的效果。如果弹劾的对象是皇帝的宠臣佞幸，即使有罪，皇帝也可以对被弹劾者“释置不问”；甚至反责弹劾者“所劾不实”、“受人请托”、“徇私报复”。康熙朝，巡抚噶礼在山西卖官鬻爵，贪贿不法，结果弹劾他的御史所言皆无据，被褫革降调，平遥民郭明奇不仅被说成诬告，而且被说成“屡坐事走京师”的逃犯，押回原籍治罪。清代官场如此局面，也可算其来有自。
清仁宗亲政以后，当机立断诛灭和珅，并籍全家，奴才刘全自然也被籍没。面对和珅一案，嘉庆帝想到了曹御史。于是，写了几句赞扬的话，目的很明确，就是“以旌直言”，希望官员向曹锡宝学习。然而，深层问题不解决，学得了吗？无非平反前朝旧的冤案，却没有办法防止另外的曹御史蒙冤。仍旧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曹锡宝自是曹锡宝，和珅自做和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