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李渊建立的。这位隋炀帝的姨表兄，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属于高级干部。但那个隋炀帝杨广特别看重自己的享受，虽然对各级官员也不错，却根本不想老百姓。临死前杨广对宇文化及等人说：“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这是实话。但是否改朝换代，官员的待遇并不起作用。李渊早有“取而代之”的大志，乘社会纷乱时机，他便在太原起兵，建立了唐朝。就这样一个简单、清楚的事实，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记述起来都把李渊写成平庸之辈，而只有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李渊是一个沉稳、老练的政治家。温氏为何独具只眼？
温大雅，唐初并州祁人。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太原，温大雅即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门掌管义军的文书起草等机要工作。唐武德元年（618 年），李渊在长安称帝，称帝时的礼仪皆由大雅等人制定。
就在这一年，李渊招升大雅为黄门侍郎，旋又升迁为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等职。后来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温大雅追随和支持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临帝位，温大雅官至礼部尚书，受爵黎国公。不久病逝。出自温氏之手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了李渊太原起兵反隋至正式称唐帝为止共 357 日的史实。
这种亲历风云变幻的经历，比别的史家多有不同，发言撰文自有个性，其言论也颇值得后人参考。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记载李世民和李渊在起兵前一次谈话，李世民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李渊听后大吃一惊：“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李世民又缓缓地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李渊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第二天，李世民又劝说李渊，李渊很无奈，叹口气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至《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司马光直截了当地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宋人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也说：“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李世民俨然唐王朝的缔造者，李渊只是一个庸碌无比的人。
温大雅对太原起兵也有详细的记述。实际上，在大业 12 年，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时，就怀有政治野心，当他转为太原留守率兵前去镇压农民起义军时“私窃甚喜”，并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他还直言不讳地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此言此行，非庸碌者所能为。王夫之不随俗见，曰：“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笔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王氏不愧为有卓见的评论家。可惜，在众口贬低李渊的环境里，这类睿智之音难入主流之列。
温大雅行文属字未必是百分之百的实录，但他对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的关系还谈不到复杂。他做这个记录时，距李氏兄弟争权夺位还有八九年的时间，没有必要偏向哪一方。后人著史，已经没有了温氏“得诸闻见”的撰史条件，失去了那份从容与超脱，只能依据前代遗存的有限文献资料来编纂。以《旧唐书》而论，他们编纂李唐王朝创建历史所依据的资料乃是经过贞观史臣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删改后的“国史”和“实录”。同时，删除什么，留下什么，房玄龄等人也没有权力，而是依照唐太宗所定的调子去做的。凭此写出的史书，无论如何也不会讲李世民“不”字。
“实录”一直为史家所心仪，自《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事实上“实录”已经成为史家运用史料、评价历史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然而真正做起来，难之又难。最根本的，撰史者也有所属，很难超然于世。既有所属，就有倾向性，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不同者，只在倾向性的多与少，表达技巧的娴熟与憨直。如果再加上材料的限制，“实录”云云，只能是人们心向往之的事情。
唐太宗还是不错的，他也不算很霸道的皇帝，虽然对待历史上与自己有瓜葛的事情，也容易犯常人犯过的错误，比如检查史官作的《起居注》等等。然而，他没有把不利于自己的书都烧掉，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读到《大唐创业起居注》了。没有这本小册子，李渊在太原起兵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后人只能猜测了。仅从这一点说，李世民就高于嬴政。后人常说，正史要与野史相参考，确实如此。不过，当帝王疯狂地把一切于己不利的书都烧掉之后，拿什么来参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