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的文字狱历来为人诟病，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做法，不仅使人不敢讲真话，甚至连溜须拍马都需战战兢兢。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有个叫安能敬的穷秀才入场应试，在试卷上凑成了一首诗：
“浑庞俗渐远，焕采在此朝。满怀皆节义，人世大文垂。思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顺天学政认为，此诗有看皇上笑话之意，于是一面具折上奏，一面抓人、抄家。但安氏为本分读书人，并无违禁字迹。在审讯时，安能敬供称：“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忙急之时，随手写了‘排难’两个字，并无别意”。乾隆皇帝批复道：“览其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钦此。”于是，安氏的小命得以保全。这个案子，在乾隆一朝的文字狱中，可能是处理最轻的，我们从此案中可以清楚感觉到，子民说话作文所以慎之又慎是有原因的，并非中国人乐意如此。同时觉得，清朝文字狱虽然酷烈，可喜的是，乾隆帝没有使用“腹诽”这个罪名，否则安能敬就说不清了。
腹诽，也叫“腹非”。即嘴上不说，心里却叽里咕噜，认为不对。
先秦时，还没有这罪名，那时谁有意见就可以说，高层即便不高兴听，也不会治罪。不过，也不是完全如此。周厉王的时候，说话就很危险，专门派人盯梢，谁指责他就杀掉谁，老百姓吓得在路上见面都不敢用嘴巴打招呼，使一下眼色就拉倒。到了秦王朝，特别重视舆论一律，乱说也不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但是，如果“不语”，好像不算犯罪，没人治你的罪。
西汉建立后，刘邦的子孙汉武帝设立了这个罪名。雄才大略之人，做起这类事来也相当别致，比他的祖宗强多了。据《史记·平准书》所载，颜异早年为济南亭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村保主任之类。这个颜异为人耿直为官清廉，一路升迁，最后做到了九卿位置。在一次币制改革中，皇帝及当时的廷尉张汤主张造白鹿皮币，一个单位价值四十万。汉武帝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认为如此一来这白鹿皮与它本身的价值差的太多了。说：“如今王侯朝贺，不过以白玉为礼品，其价值也不过是数千钱，而放置礼品的皮币，价值却要四十万，太不相称了！”皇帝听了很不高兴。不久，有人因别的事情告发颜异，汉武帝让张汤办理此案。
张汤本来就和颜异有点小摩擦，趁此正好治一治颜某。审理案子时，有个情节：曾有个客人和颜异谈起币制改革，谈到不便处，颜异听后没有说话，只是稍微动了动嘴唇。张汤不愧酷吏，作出的结论是：“不入言而腹诽，论死。”也就是说：颜异虽然口头没有反对这个政策，可他肚子里是反对朝廷的，所以当斩！结果，当然就斩了。“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怎么“谄谀取容”，史家虽未写出来，估计不外是不管皇上说什么做什么，臣子一面叩头如捣蒜，一面声情并茂地高呼“陛下圣明”。我们常常以为汉王朝不如清朝那样钳制人口，因为司马迁还敢于把历史写到眼下，以颜异的遭际看，这样的想法太幼稚。我们也常常责备天下奴才太多，不敢讲真话，其实动一动嘴唇都可以惹祸的环境哪里会有真话？能够在沉默中不被疑为“腹诽”就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