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严密的监察制度，也有作用消涣的时候。譬如，清朝的监察制度是比较细密的，然而好多大案要案露出丑恶面目来，则与监督机构没有什么关系。最明显的是王亶望案。
王亶望的案子引起乾隆的注意，并不是各路御史奏报、弹劾的结果，而是与阿桂、和珅在甘肃评定苏四十三作乱有关。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三月，甘肃河州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经过几次交战，官兵损兵败北不能速胜。乾隆很生气，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主动向乾隆上奏，说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军费紧张，自己乐意把平时积攒的四万两廉俸银贡献出来，“以资兵饷”。乾隆皇帝见王廷赞一出手就是四万两银子，觉得奇怪：仅仅一个藩司，家计怎么那么充裕？是不是和捐监有关？
清代的藩司（布政使）是总督、巡抚的辅助官员，俸银、养廉银合在一起每年不足一万两。尤其甘肃，偏远贫瘠，“官场素称清苦”，所得与富庶之地的布政使有差距。甘肃的布政使养廉银为每年 7000 两白银；俸银不分地域，全国标准一样。布政使是从二品官员，每年也就是白银155 两。因此说，王廷赞无论如何也捐不出四万两私银。
于是，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传谕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密访查王廷赞，看他是否染指捐监一事。当时，苏四十三起义这个事件还没有得到控制。乾隆并未因有军事行动，就搁置调查甘肃的贪污案。
什么是“捐监”？曾经积弊甚重的“捐监”，甘肃为何又得重开？
所谓“捐监”，就是允许一些有钱有粮的人通过捐粮换取“监生”资格，并可以应试入官，称“监粮”。捐交的谷粮，遇到灾荒即用来赈济灾民。
七年前，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当时的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甘肃地瘠民贫，需要在辖区内实行捐粮为监。乾隆同意了勒尔谨的意见，并派出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肃主持捐监。王亶望在乾隆眼里属于“能臣”，有在甘肃工作的经历，做过知县、知府，这次到甘肃做布政使，属于平级调动。王亶望到任后，向总督勒尔谨建议各州县都可以收捐，这样可以解决内地粮仓储备不足问题。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王亶望赴任已经半年了，他向乾隆帝汇报了甘肃省的“捐纳”情况：到九月底止，已有 19017 余人前来捐纳，共收得粮食 827500 余石。乾隆皇帝肯定了王亶望工作成绩，说他“承办认真”；除此他还有几个疑问，勒尔谨自圆其说地解答了，没有露出破绽，乾隆也就相信了。实际上，王亶望所谓的八十多万石粮食只是个虚数，粮仓里一粒也没有。不久，勒尔谨又上奏，称甘肃省雨水稀少，连年大旱，需要大量的粮食赈济百姓，希望皇帝准许把粮食折成银两。
经过精心谋划，王亶望们将皇帝只准捐谷的规定做了改动，原来四十石粮授一名国子监生，改为收取银两后，授一名国子监生则变为五十五两白银。如此这般，甘肃这个不富裕的省份，就成了那里官员的“富贵乡”，民间的捐银巧妙地变成了私有财产，自总督以下都有份，自然王亶望得银最多。最后，甘肃全省各级官员一百余人，“上下勾通一气”，毫无忌惮侵吞国帑民膏。
由于捐监有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王亶望升迁为浙江巡抚，由王廷赞接任布政使一职。王廷赞“知其弊，不能革”，甘肃一如从前，集体贪赃枉法。
不能说这一系列欺骗朝廷的措施，是总督勒尔谨的原意，但作为总督不仅默认布政使的贪污行为，而且为其提供方便，负有严重的领导责任。勒尔谨的结局颇为引人思考：乾隆没有让他异地为官，或有名无实地避避风头，而是迫令他自杀。
这是案件暴露后的一些话，不必多提。
实际说来，甘肃贪污大案的查处，并非单纯因为王廷赞捐银四万两一事。那件事不过提醒皇帝，甘肃捐监可能有问题。实际上，原任布政使王亶望的奢靡生活，乾隆一直印象深刻，也常有所思，但没有证据。
真正使这件“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启动大范围调查程序的，是大学士阿桂与尚书和珅初入甘肃时的报告。和珅奏折说入境即遇雨，阿桂也报告军队经常遇雨，道路泥泞，难以速进。“雨”字，使乾隆的怀疑之情有了涌泻的突破口，因为甘肃省的报告向来称少雨大旱，需要赈济。《清实录》曰，乾隆看了阿桂他们的报告很感慨，“可见该省亦并非竟少雨泽，人言俱未足信”。传谕阿桂、李侍尧确切访察。阿桂、李侍尧奏报了王亶望等令监粮改输银及虚销赈粟自肥各种情况，甘肃的弥天大案才揭开了暗幕。乾隆表态：“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王亶望处斩刑，王廷赞处绞首，勒尔谨赐死；贪污数万两的巨犯斩首 56 人，免死发遣46 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
以“丑闻”论，严厉的清王朝竟有这样的黑幕，对乾隆未必有利；可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说，乾隆皇帝此举不仅维护了统治，也使人认识到他的睿智和聪明。这比把丑恶遮盖起来不让人知道，强了不是一点半点。可惜后来这位皇帝处理贪污案时态度不再这样坚决。
此案留给后人的疑问也不少。比如，严密的监督制度为什么对此案没有任何监督？所谓监督，对高官能起作用吗？这不仅涉及监督的地位，也与如何设置监督一职有关。
在清代，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是地方最高长官，兼掌地方监督，拥有弹劾、考察、荐举、罢免官吏的权力。地方监察官员则为其属吏，命运与督抚息息相关，自然心存顾虑，不敢弹劾。这就使监督陷于
尴尬的境地：位高权重的督抚，本身是应该受到监督，但他们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难以受到监察机关的有效监察，使监督变得徒有虚名。
譬如，雍正皇帝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深得圣上宠信，御史谢济世弹劾田文镜不法，世宗看了奏折很不高兴，“掷还其疏”。乾隆初年，江苏按察使陈宏谋弹劾巡抚金 “欺公累民，开捐报垦不下二十余万亩，实未垦成一亩”。结果朝廷不但未处罚金 ，反而将陈宏谋降级调用。
监督不了，实质原因在于专制体制，之后才是监督制度设置的缺漏。
如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为御史钱沣参劾，国泰骂钱沣曰：“汝何物，敢劾我耶？”国泰的嚣张，初看来自于“朝里有人”，其实得自于他的用人权力。专制社会使用谁，提拔谁，都是统治者一个人说了算，毫不公开，好不透明，宋朝以后尤其如此。这样环境，监督也只能成为具文，难以真正实行。一些案件，只有贪污集团内讧才会偶然由内部人揭发出来，不然就像乾隆发现甘肃大案一样，无意之中捉得大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