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说过一句我们听起来有点气馁的话。他说：“御史台、按察司弹纠贪污，申明冤滞，实省部诸司之药石也。省不知与己为助，反视之如仇讐，百端沮抑。是以近年以来当是任者全身远祸，闭口不言。”这可能是针对地方不理解监督所发的感慨。他又说：“按察司今已三四岁，不过翻阅故纸，鞭扑一二小吏细过而已，不闻举动邪正，劝激勤惰。”监督的领域极其宽广，法律规定了监督者的各种权力，如言事谏诤、弹劾官吏、司法监察、财政监督等等。胡祗遹发出的慨叹，初看与理论有些许相悖，实际却透出一种无奈，是现实的一种写照。我们常说监督之难，究竟难在何处？不是理论上难以表述清晰，而是实际执行起来掣肘于无形，不能对官员实行有效的监督。不能监督，而偏又不得不做出监督样子的时候，就只能翻读一下旧书报，抓一抓小案子。
胡祗遹在元朝出任过许多官职，以精明干练著称，颇具声誉。他的叹息，不仅仅说明元朝监察官员的生存状况，更是专制社会监察体制的境遇。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监察官员常被驱如奴婢。譬如唐景云二年（711 年），僧人慧范自恃有太平公主撑腰，为非作歹，逼夺百姓店铺，州县官员见了不敢依法治理。御史大夫薛谦光，觉得此时正该他说句公道话的时候，于是上章奏弹，不料反为太平公主诬陷，被贬为岐州刺史。唐睿宗慨叹连连：“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比为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若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监察官员要行使正当权力，非得依靠皇权的保护才行，否则便在求公道之前，先做了奸佞小人的盘中餐，这种情景下监督者除了寻几处“小吏细过”之外，还能做什么？
谈到古代监督，人们常常称赞它如何独立，其实那是“张冠李戴”。
凭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中国封建时代的监督，只是专制制度内部的一种制约。这种制约，在聪明颖悟的君主那里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君主不仅自束，而且给监督者更多更大的权力，可以独立思考、判断，然后直接向皇帝汇报。
因此，明君统治时期的监督者，往往给人“独立”的印象。
其二，有人一生依附权贵，具有一般监督者没有的特殊性，他虽有“独立”之名，但那“独立”是依附高层人士的“衍生物”，与一般监督者并不沾边。《大唐新语》载，唐长安四年（704 年），监察御史萧至忠
弹劾宰相苏味道贪污，御史大夫李承嘉责问御史曰：“公等奏事，须报承嘉知，不然无妄闻也。”萧至忠对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权，岂有奏事，先咨大夫？台无此例。”表面说来，萧至忠此举体现了监督者的独立性，但萧氏另外一些工夫，则让人怀疑这种“独立性”到底有多少独立可言。萧至忠最初依附于武三思，武三思败后又投靠韦后，韦氏败后，又立即投靠太平公主。投靠来投靠去的投机行为，与“独立”
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三，当君主昏庸无道的时候，或者君主虽然不算昏庸，却不喜欢监督的时候，监督者就不仅谈不到“独立”，个人的命运也很凄惨。明代御史蒋钦三次疏劾刘瑾，遭三次廷杖，最后被活活打死。劾奏严嵩者皆得祸，人们益缄其口。
中国古代的监督，是帝王对朝臣的制约，是一种单方面的制约，目的是皇权不至于旁落或衰落。这种监督，与社会各阶层对统治者的制约不太相同。因此，监督发生“畸变”是迟早的事。所谓“畸变”，就是脱离正常监督轨道，而使用非常态手段进行盯梢、跟踪、谋杀的方法，比如任用特务监督大臣，使用太监监视官员。这样一来，官员个个胆战心惊，人人自危。监察制度本来为了杜绝非法而设，在特务横行的时候，作用正好相反，原先的功能被破坏殆尽。明朝万历中期，监察御史汤兆京亲眼目睹太监污辱礼部侍郎，汤兆京以为自己是御史，于是上书弹劾太监，结果触怒了特务，被廷杖而死。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会有监督？
实际上，在专制的政治框架内，太监也好，特务也罢，都是皇帝的一枚棋子，皇帝要怎么监督就怎么监督，别人奈何不得。在皇帝眼里，监督者如奴婢一样，升迁贬黜一个人说了算，生杀予夺，也与别人无干。
“盛世”帝王看重监督，那是监督者的福气，而不是监督制度健全了进步了；末世皇帝胡乱监督，那正是专制统治者丑恶嘴脸的大暴露，正是专制者所谓监督具有的本质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