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一些帝王的悲剧，从深层次说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直接的原因则往往与人才的错位有很大关系。一些人，从专业技能角度说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平，可由于生长在帝王之家，有做皇帝的资格，结果这些人把皇宫大内当成施展技术的场所，空有皇帝的名份而不尽帝王之责，把国家弄得一团糟。
比如宋徽宗，这位赵佶先生，皇帝当得实在很糟糕，弄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不少地方燃起了起义烽火，最后连自己和儿子都保不住，被金人掳走，在人家的地盘上生活，直到老死在那里。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书画却爱到痴狂的程度。他的御前书画所，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光古代的钟鼎就有一万余件，端砚三千余方；他命人整理历代书画家的资料，编辑成《宣和书画谱》；他对所藏的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撰写了《宣和殿博古图》；又用整整三年的时间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 37 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
此番举动对保护传统文化遗产是有好处的。不过这些事应该由学者们去做，由一个皇帝来完成，便让人觉得滑稽。他毕竟不是普普通通的文人、学者，而是掌握国家命运的一国之君。皇帝和学者从事的职业不一样，衡量他们是不是称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唐朝的虞世南说：“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虞氏所言正是每个皇帝应该做的，宋徽宗恰恰没有做到这些，而是恃皇权兴所好。古今都有人称赞赵佶的多才多艺，但这种脱离本职工作的多才多艺又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呢？
不过是饥饿、战争和耻辱。
多才多艺是好事，它们本身没有丝毫错误。可人世间是“术业有专攻”的，在没有精通自己的工作之时去搞另外的才艺，无异于不务正业。
就说明朝的熹宗吧，对制造木器有极浓厚的兴趣是很不错的事，但弄到不理朝政，文武百官好几年也见不着他一面的地步，就沦为俗语所说“自己不知干什吃的”那样的人了。《甲申朝事小记》有一节文字记载得颇为传神：熹宗性善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就，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起，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善，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惟快一时之意。当其执器奏能，解衣盘礴，非素喜侍臣不得窥视。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营造得意，即膳饮亦忘，寒暑罔觉，其专意如此。
奸臣魏忠贤就是看准了这个良机，常趁熹宗兴趣最浓时，拿着公文请熹宗御览、批示，熹宗觉着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大明江山摇摇欲坠而一朝皇帝却不知道，从这类记述也许可以找到答案。世人常说魏忠贤如何如何，其实与皇帝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因果关系。又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老宫监云：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明史》说：“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不只人君的才气是这样，每个人的多才多艺都应辩证观之，千万不可为才艺而侵害了正业。要知道，爱因斯坦是由于有相对论而名世，不是因为小提琴拉得好。张飞靠勇武出名，不是因为他还擅长书法。我们赞叹他们多才多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主业达到了同行还没有达到的水平。
对皇帝的技艺与治国的关系，人们常常给予关注。万历皇帝 10 岁的时候，书法技艺进步很快，能够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张居正认为皇帝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可也正是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
1578 年之后，皇帝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然而，张居正没有寻到真正的根源，也许知道原因在哪里，却只能做到那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