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初，由于工作岗位迟迟未定，闲来无事，陈昌浩便去张琴秋家串门，张琴秋夫妇以礼相待，并将陈昌浩对未来工作的想法，转告党中央负责同志。后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妻子格兰娜与陈昌浩分居，家里变得冷冷清清。到了1962年，陈昌浩十分思念家乡，老母亲1937年在武汉与自己匆匆见过一面，后在奔赴延安寻找陈昌浩的途中，病逝于四川万县的荒山野岭。陈昌浩为此十分内疚。
1962年春天的一天，陈昌浩在景山晨练时恰巧遇到了庐山会议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张闻天，就与张闻天聊了起来。张闻天问陈昌浩：“准备到哪里休假？”陈昌浩说：“都劝我到湖北疗养，我正犹豫不决呢。”张闻天不解地问陈昌浩：“你这几年怎么把脾气都改了？真是想不到！”陈昌浩自我解嘲地说：“人总是可以改造的嘛！我这也是在改造。”
1962年的政治气氛与1959年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缓和，张闻天认为陈昌浩的顾虑是多余的，于是劝陈昌浩道：“有什么可顾虑的？陈昌浩还不是个陈昌浩吗！就像我张闻天，还不是个张闻天吗！有什么可以躲躲闪闪的，把你昔日的刚劲拿出来。”陈昌浩还是有所顾忌：“红四方面军出来的人在湖北工作的很多，我曾是‘待罪’之身，去了湖北，他们不好办，我也不好办。何况亲朋故旧很多，我受人厚爱，却无法回报。”
张闻天力促陈昌浩湖北之行。在张闻天劝说下，陈昌浩最后决定回一趟湖北。1962年5月，在最好的季节里，陈昌浩来到武汉，住进了翠柳宾馆。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为他作了最妥善的安排。最令陈昌浩高兴的是，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重新聚会了。在座谈会上，陈昌浩站在讲台上，抱拳到额头，并弯腰向小礼堂的每个角落拱手注目：“同志们，我陈昌浩在这儿向你们敬礼！首先向你们作检讨，在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工作中，我犯了不少错误。这是由于自己常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弄得自己飘飘然，因而犯了许多错误，使党的工作受了损失。由于我的错误，也让你们受苦了。由于我在路线上的错误，给许多同志添了许多麻烦，我对不起死者，也对不起大家！”
说到这里，陈昌浩的声音嘶哑了，两行热泪不禁长流。然后他强忍悲哀，打起精神说：“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才让我们再次相见，让我们在下半辈子为人民做更多的好事吧！我一定要努力工作，将功补过。”听到陈昌浩的话，一些老将军感动了。他们曾经身临绝境，苦战河西走廊。他们难过得哭了，因为他们的总政委把过错全部包揽了。“可你也吃了大亏呀！你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度过了那难忘的150天吗？”
汉阳县委请陈昌浩作报告，他无法拒绝。全县区委以上的干部聚在县大礼堂听他讲话，渴望从红军的战斗历程里汲取革命的经验。陈昌浩讲了“红军飞兵战黄安”、“苏家埠活捉厉式鼎”、“红军漫川关遇险”、“过秦岭横扫双枪兵”等故事。他不谈长征途中的路线斗争，不谈河西走廊，最后他诚挚地向听众说：“我的错误是很大的，没有党和毛主席的宽宏大量，早已没有我陈昌浩了，党让我学习，让我改正错误，继续为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汉阳县委为陈昌浩的生活作了精心的安排，但他坚决谢绝一切奢侈破费，点名要吃当地农村的特产“虾杂粉”。招待所的厨师们茫然不知“虾杂粉”为何物。招待所所长的妻子年前从农村带了一小坛来，一直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那是小虾和米粉腌制而成的，是农村群众的一种家常菜。“虾杂粉”端上席，陈昌浩高兴地说：“几十年甜酸苦辣我都尝到，就羡家乡的这种鲜香的风味。”
在汉阳县招待所里，陈昌浩和武汉市园林局副局长万流一住在一个房间。万流一兴趣广泛，诗词歌赋、金石书画，无不有所涉猎，加之他和陈昌浩在青年时期就相识，两人无话不谈。几十年后，阅尽人世沧桑，两人再度重逢，自然分外高兴。万流一直言相问：“回国后怎样？心情舒畅吗？关系相处得怎样？”陈昌浩知道万流一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回乡以来，亲朋告诉了他许多闻所未闻的闲言碎语，沁透着人们对他的爱和忧虑。1938年张国焘在武汉叛党后，对陈昌浩的谣言顿时蜂起，而且愈演愈烈，越传越玄。
陈昌浩诚恳地对万流一说：“我过去对不起毛主席，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错误，西路军时打了败仗。但党中央、毛主席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我回国以来，先担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我的经验教训，继续摒弃一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后来调我至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这真正搞我的本行了，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任用是不错的，我这是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
陈昌浩的神色黯然，声音低沉，不安地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然后颓然地坐下来，抽着烟，仰头自言自语：“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两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10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当我想到这些英灵，那些流散在茫茫戈壁，祁连山下的男女战士，犹如万箭穿心……”万流一安抚他，想让他平静下来。无论怎样安抚，陈昌浩一直默默无语。
陈昌浩在武汉休养了半年。有一天，武汉市市长宋侃夫派车子把刘秀珍和她的孙子一起接到翠柳宾馆。整整24年，历尽劫难后的重逢，说不完的往事变幻，道不尽的悲欢离合，两人不禁相对而泣，热泪纵横。对于刘秀珍，陈昌浩充满了歉意、感激和钦佩。陈昌浩反复说：“苦了你啦！你去延安的时候，我已经去了莫斯科，千斤的担子让你一个挑了。”刘秀珍一听此言，悲从中来，一时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你也并不轻松，受了那么多的罪，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们相隔在两个世界，我也照顾不了你呀！”陈昌浩见她毫无怨言，不禁一阵心酸：“感谢你把两个孩子带大了，现在又都成了才，我没有尽到为父之责。”
许多人找到宾馆来叙旧，来请教，来求援。陈昌浩仍然书生意气，更不习惯于家乡人的这种做法。刘秀珍劝道：“家乡是你出生之地，不能撂开不管。”陈昌浩显得手足无措，对刘秀珍说：“你看，他们提的问题不少，水利设施，发电设备，还有农业机械，我都不太懂行呀！”刘秀珍说：“你安心休养好啦！让我来把家乡人的要求转给有关单位，我亲自去找他们。我也是汉阳人，我代表汉阳人民去求他们解决。省、市许多领导都认得我，我不抬你的大名，好吧！”说得陈昌浩哈哈大笑起来。
陈昌浩在家乡呆了半年多，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长期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回到了北京。
“文革”中蒙冤自杀，一生终获哀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挨整冤死，像陈昌浩这样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就更是在劫难逃。毛泽东原谅了陈昌浩，西路军的老战士原谅了陈昌浩，但“红卫兵”却揪住他不放。说来也奇怪，陈昌浩在“文革”中受冲击竟是从湖北家乡开始的。
1967年7月20日，武汉地区发生了所谓“七二○事件”。武汉一派群众组织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压制他们，把跑到武汉煽风点火的“文革”初期的“红人”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事后，这件事被诬为“反革命”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由此被打倒。“七二○事件”迅速波及北京与全国。这些对历史真相一无所知的“革命”少年，在别人的指使下，掀起历史旧案，清算起陈昌浩的历史老账。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著述的陈昌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了婚，又被投进了监狱。“造反派”审问道：“你要不是苏修特务，怎么会嫁给陈昌浩呢！”这位既爱着苏联也热爱着丈夫祖国的女人，受到了莫大的诬陷。格兰娜生的儿子陈祖莫看见母亲被冤，痛哭失声，流落街头。柏生、洋生也被逼得四处奔逃。
“红卫兵”、“造反派”们还揪住了陈昌浩最为疼痛的神经：“你一贯反对毛主席，你在长征路上就企图谋害毛主席！”“你西渡黄河就是为了建立独立王国！”……一群身着绿军装的“革命”青年冲进屋来，他们戴着红袖章，手持红语录本，冲着陈昌浩怒吼：“跪下！跪下！向毛主席请罪！”这种侮辱，深深地刺伤了陈昌浩的自尊心，他使劲挣脱被抓住的双臂，竭尽全力大喊道：“我没有谋害毛主席！”
陈昌浩依旧倔强地挺立着。但是立即遭到更为严厉的惩罚。顷刻间许多只年轻的、肆无忌惮的拳脚朝他衰弱的身子袭来，逃避、招架、掩护都没有用。曾经统率千军万马，冲锋陷阵，强敌为之披靡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竟不能维护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看到彭德怀被从西南三线揪回北京游街示众。当晚，他估计自己的结局不会比彭德怀好。绝望之极的陈昌浩，从床头柜上摸起许多片安眠药，一片一片地吞了下去。就这样，陈昌浩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3年后，陈昌浩的名誉得以恢复。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主持追悼会，李先念、王震、陈慕华和他生前友好和群众代表500余人，都赶来中直机关大礼堂参加。
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录自《中华儿女》2002年第9期。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