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合天地，德配阴阳
姜太公从“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到周文王之“师”、周武王之“师尚父”，而为周朝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辅佐文王、武王成就灭商兴周、举义伐暴而救民于水火的宏图大业。从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羑里”，姜太公与散宜生等设计谋划救文王，文王被救脱离羑里，返回周国后，修德振武，以求倾商等一系列文武措施、文德武功等，“皆宗太公为本谋”。文王修政治国安民，政通民和，进而征讨伐崇、密须、犬夷诸国，到最终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之政是太公之治，文王之兵是太公之谋。就文王而言，得救是其倾商大业的前提、根本，如果文王不得救而被囚，则一切倾商活动，便是天方夜谭。所以救文王是太公的首功大德。
周文王驾崩，周武王即位。武王继承文王之志，继续修文王之业，准备倾商伐纣的大业，从孟津会盟八百诸侯，到“与太公作此《泰誓》”，亦都是太公之谋。这既是孟津会盟誓师大会的示众誓言，亦是为倾商伐纣作舆论准备，表明讨伐民贼的决心，表达正义者行仁的声音，以取得各诸侯国及广大民众的支持。
姜太公与周武王作《泰誓》后，在作了舆论准备、政治动员、表明决心后，等待时机，以求伐纣成功。两年后，纣王杀害王子比干，囚禁箕子，罪恶愈甚。伐纣时机已到，武王将要举兵伐纣。占卜吉凶，龟兆不吉，又正值暴风雨，其他诸公都认为是凶兆而害怕，只有姜太公劝周武王按计划进军伐纣。经过牧野大战，纣师大败，斩杀纣王，获得全胜。灭商诛纣后，开仓赈济万民，改元更化，修德仁民。姜太公封到齐国之后，更是以德治民，修政便民，发展经济，民富国强，使齐国为东方泱泱大国。
周朝之兴，如果没有姜太公之计救文王和姜太公之谋劝武王伐纣，则倾商兴周大业便无从谈起，所以司马迁反复强调在倾商兴周的过程中，“皆太公为本谋”“太公之谋计居多”“师尚父谋居多”。这是中肯公允、符合历史事实的确论。
姜太公之所以能有如此智慧谋略，建立伟业，实现宏图，就在于他通天地变化之道，知阴阳大化之理，晓治国安邦之略，精用兵制敌之术，有仁爱生灵之心，怀救民济民之志。他相信人事、人力，而不相信天命、神力。所以他能力排众议，抓住战机，适时伐纣，取得胜利。此非大智者不能为，非大勇者不敢为。
姜太公之所以能“自布衣升三公之位”，而为文王、武王之师，辅佐文王、武王完成灭商兴周大业，并“累世享千乘之爵”，就在于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故能因势利导，抓住时机，顺天应人，夺取胜利。倾商兴周，以此大功，造福当世，解民倒悬，恩及后世，千古流芳，众人敬仰，贤人称赞。
（二）兵家宗师，齐国兵祖
姜太公作为周师齐祖，其千秋功业，不仅在政治兴国、仁政治民、经济富国、理财惠民，而且在军事韬略、吊民伐罪、除暴安民。
姜太公是中国第一位军事谋略家、武圣人。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智慧、用兵指挥艺术，在出山前已胸有成竹、理论大定，在倾商伐纣中已付诸实践、取得成功，为齐国兵论兵略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以后兵学兵智提供了理论前导，可以说“齐国兵论冠天下”“中国兵学甲天下”，都与姜太公的军事智慧、韬略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太公实为兵家宗师、武学鼻祖。
中国兵学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严密完整的逻辑结构，蕴意无穷的谋略智慧，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变化多端的指挥艺术，延绵不断的发展脉络。就此而论，太公之功，功莫大焉，太公之业，泽及后世。择其要者，论述如下：
兵为大事，不可不察。战争由来已久，并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作用的突显，地位的提高，人们把“兵”视为“国家之大事”。以姜太公为鼻祖、为代表的中国兵家，都重视战争、准备战争，因而使中国的战争理论、军事谋略、指挥艺术极为精彩，寓意深刻，内容丰富，体系完整，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都与姜太公的军事思想及其所开创的齐国兵家的军事智慧有密切关系。
天时地利，人和者胜。姜太公的兵略、兵智，极为重视天、地、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只有“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将帅，才能全面谋划战争，决策战争，指挥战争，获得胜利。姜太公深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的道理，人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他注重民心、民意，强调人和、心同，故能辅佐武王顺天应人，伐纣胜利。
仁义为本，修德禁暴。姜太公论兵、用兵，非单纯就兵论兵，崇尚武力，而是尚“文韬”，重“文伐”，先文后武，文武兼备。就是说，文事先于武备，文德重于武力，主张以仁义道德服人心，不以穷兵黩武征服天下。因此，应以仁义为本，使天下人心归服，用兵者在禁暴除害，非为炫耀武力杀人。这就是战争的正义性和目的性的问题，太公对此认识明确，用之适当，修德振武，吊民伐罪。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祖、中国武圣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延绵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用兵之道时，不能不重视太公的杰出贡献、思想价值。
（三）千秋功业，后人称赞
姜太公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位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对他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已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己论，颂扬其功。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
驷騵彭彭，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凉彼武王。
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
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
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有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不懈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服，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他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齐鲁文化是主要来源，集中代表了炎黄这一思想体系的传统文明。在远古时代，炎帝、黄帝为首的两个部落，已开始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在周初，代表这两个部族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一个是封于齐国的炎帝后裔姜太公，一个是封于鲁国的黄帝后裔周公旦。我们说，假如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是战胜了，也难以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确实称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最著，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中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名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师”即“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
到唐代，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局面，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太宗便自称是姜太公的化身，更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像周文王一样访贤并重用姜太公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太公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他于开元十九年（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的“武圣人”。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为抵御外寇入侵，下令要求各级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
直到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用兵之道时，都不能不重视太公的杰出贡献、思想价值。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太公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三千余年了，人民出于崇敬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创造出很多神话故事来歌颂他，说他曾在昆仑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更是逐步把他加以神化。到了明代，许仲琳编著了一部《封神演义》，把姜太公说成是统领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神奇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太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