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中统与汪伪76号之间，不仅在情报战场上各不相让，经济战场上也是针锋相对、你争我夺。而这场经济战争的导火索，就是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当时，日本军队企图用废纸一样的中储券套走中国的物资和钱财，为了避免中国钱财流出，军统、中统围绕中储券的发行，与汪伪76号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暗战。
1940年，日本政府对华实行“以战养战”的侵略性经济战略，企图采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用没有价值的“钞票”掠夺中国大量物资和财富，用这些物资和财富支持日本本土经济的发展，以及日本在华侵略军的给养。换句话说，日本就是想利用中国的物资和财富来消灭中国。
发行中储券，汪伪76号无所不用其极
在日本政府大量发行没有价值的“钞票”的同时，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为了发行所谓的中储券，无所不用其极。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政府阴险、狠毒的想法很快就被国民政府发现了。为了不让群众上当，不让群众使用日本发行的“钞票”，国民政府特别向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广大报社发出通知：禁止使用“中储券”，拒收“中储券”，让它留在汪伪政府，成为一堆只能用来生火的废纸。
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负责人在“中储券”尚未发行前，就收到了通知，而后又收到国民政府一封禁“中储券”的电文，为了响应蒋介石的号召，也为了避免给各个商界人士带来损失，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负责人迅速召集上海金融界和商业人士，讨论如何抵制“中储券”。经过一番激烈讨论，这些商业经精英们拟定了三点原则，以保公司、个人和周围生意伙伴的利益。
这三点原则分别是：
①上海公共租界的各个商店均不得接受、使用“中储行”钞票；
②各个银行不准为“中储行”钞票兑换外汇；
③各大银行、钱庄必须拒绝收下“中储券”。
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抵制中储券，还命令市商会、邮电局一律拒绝接收、使用中储券。
看到中储券如此没有行情，百姓自然也不愿意使用和购买中储券。这样一来，日本政府以“废纸”换中国物资和财富的计划即将破产。但是日本政府怎么甘心如此一个对日本好处众多的计划就这么胎死腹中呢？为了能继续实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战略，日本政府开始给汪精卫施压，命令汪精卫无论如何都要发行中储券。
汪精卫在收到日本政府的命令前，就明白中储券带来的效益，远没有达到日本政府的预期，日本政府必定会给自己施压。因此，他早早就开始寻找打开中储券的使用市场的方法。在收到“主子”的命令后，汪精卫决定动用他的爪牙——汪伪76号，以武力胁迫商行、银行接收中储券。
李士群收到汪精卫的命令后，也认为，只能靠武力和威胁，才能打破中储券发行困难的局面，改变中储券不被民众接受的事实。李士群虽然清楚，中储券的发行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但这些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认为日本政府是自己的靠山，无论中储券发行的结果如何，只要自己尽力去发行，日本政府就不会亏待自己。而他李士群要是能做好发行中储券一事，一定能使得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他，他也能获得更多的好处。这对他李士群来讲是一本万利的事，他为什么要为了顾及民众，放弃这么好的表现机会。
李士群召来自己的得力助手马啸天、万里浪、吴世宝等人，说清中储券发行遇到的困难后，征询他们的建议，让他们想想办法，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打破中储券发行的僵局，使中储券得以大量发行。
马啸天提议，不妨从民众每天都要接触和使用的东西上着手，这样可以让民众很快接受中储券的存在，随后使用它。李士群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便命令马啸天带着汪伪76号第一大队的特工，前往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公司总部，威胁他们使用中储券。
马啸天领命后，立刻带着全副武装的特务，开着装满中储券的汽车，一路疾行，赶往电车公司总部。这些特务人手一把枪，在电车公司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闯进了总经理室。
面对手枪和手榴弹的威胁，电车公司总经理只能服从他们的命令，用法币购买特务带来的这一车“废纸”。而电车公司收了“废纸”后，自然也不想让这些没用的钞票烂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将“废纸”化整为零，散发在各辆电车当中，让售票员用这种钞票当零钱找给市民。
市民们本不接收中储券，但是电车公司的售票员们恶声恶气地坚持，说目前电车上只有这一种钞票可以找零，市民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储券，但是市民很快就发现他们上当了，根本没有一家商店、银行愿意接收这种钞票，就连电车公司自己都很少接收这种钞票。
然而就是这样，李士群用武力发行出去的这些中储券，与日本政府期望的发行量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远不能满足日本政府的要求。
为了能发行更多的中储券，李士群接受了“中央储备银行”推销主任的建议，派汪伪76号特工用“中储券”到上海各大商场、市场购物，如果哪个商户不开眼，不肯接受中储券，特务们便掏出手枪，威胁他们收下中储券。
为了保命，各大商户唯有收下“中储券”，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特务们搬走自己的货物。汪伪76号特工用毫无用处的“废纸”换走商户的货物，这种行为与抢劫无异。商户们非常气愤，有些商户坚决不收特务的中储券，认为即使特务再大胆，也不敢在公租界内肆意妄为，然而汪伪76号的特务就是强盗、土匪，他们在公共租界内也肆无忌惮地开枪杀人。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察为了汪伪76号的特务在公共租界内开枪杀人疲于奔命，却没能抓住汪伪76号的一个特务，虽然矛头都指向了汪伪76号，但是谁也没有胆量直接到汪伪76号总部追查凶手，这些枪杀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汪伪76号以中储券换货的行动，不单单只针对上海市各大商场和大市场，那些小店铺、生活用品商店也同样没能逃脱货物变“废纸”的命运。
汪伪76号为了提高中储券发行量，强迫街头店铺的老板使用中储券，并派出特务在各个商铺外监视，一旦发现哪个店主不使用中储券，就立即出面，用各种方法强迫店主使用中储券。受到汪伪76号监视的店铺十分多，就连那些售卖柴米油盐、布匹、卫生纸、火柴等基本生活用品的小店铺都没有逃过。
发行中储券引发的银行血案
汪伪76号的这些手段，让商户们吃尽了苦头，但是李士群还是觉得力度不够，他认为这样虽然能发行出一些中储券，但是见效颇慢，耗费的时间长，日本政府根本不会有耐心等他这样慢慢发行中储券，他必须要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发行中储券。
李士群灵机一动，将主意打到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几个国有银行头上。李士群当然不敢碰公共租界内的外国银行，毕竟那些外国银行身后的势力，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狗腿子”能得罪得起的，他还没傻到胆大妄为地在外国银行里胡作非为。但对国有银行，李士群就不怕了，在李士群看来，这几家国有银行纯粹就是国民政府的“走狗”，国民政府是汪伪政府的敌人，那么这几家国有银行就是他李士群的敌人。对待自己的敌人，李士群一向是不留情面的，因此他决定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这四家国有银行作为突破口，利用四大国有银行大量发行“中储券”，同时，在打击这些银行的同时，也给军统一点颜色看看。
首先，李士群决定杀鸡儆猴，先拿一家银行开刀，从而引起其他银行对中储券的重视。李士群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中央银行。
李士群选定中央银行后，却犯了难，他不确定自己该用多大力度去打击中央银行，轻了，他怕起不到杀鸡儆猴的作用；重了，怕激怒中央银行，要是中央银行直接关门了事，他的所有努力也就白做了，到那时，自己不但立不了功，还会受到日本政府、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的责骂。
盘算了许久，李士群才命令汪伪76号化验室的主任，做了两颗定时炸弹，由汪伪76号的特务沈信负责执行对中央银行的恐怖威胁一事。
在沈信出门前，李士群又找到他，特意交代他这两颗炸弹的放置位置，一颗放在位于逸园跑狗场的中央银行办事处，另一颗放在公共租界爱义路（现北京西路）中央银行分行。
1941年3月21日16时许，汪伪76号的特务沈信，派手下的一名特务，冒充邮递员，将装有炸弹的包裹送到了位于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办事处。银行职员将这个包裹送到总经理的办公室，并按照总经理要求打开包裹后，发现包裹里是一个一闪一闪、嘀嗒作响的造型奇怪的仪器。虽然职员和总经理都不认识这个仪器，但是单凭直觉，他们也明白，这个仪器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但是，当那名拆开包裹的银行职员想将包裹扔出窗外时，已经来不及了，爆炸声成了这名职员和办事处总经理的人生的最后记忆。在这场汪伪76号制造的银行爆炸案中，有50余人遇难。
在位于逸园跑狗场的中央银行办事处被炸弹袭击的同时，位于公共租界爱文义路的中央银行分行内，也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枚炸弹先被送到了中央银行分行的传达室里，然后由传达室送到了银行大楼里，由于传达室和银行大楼距离较远，所以当炸弹爆炸时，包裹才到中央银行大楼的大门口，也正因为这样，这里的死亡人数，远低于跑狗场处的死亡人数，但也造成了7人死亡，银行大楼的大门也在这场爆炸中毁于一旦。这两起爆炸事件，让当时银行界的领导和职员们都惶恐不安，吸取这两次的教训，所有银行的传达室都不敢再随意接收包裹，唯恐出现类似中央银行的爆炸事件。
再说汪伪76号的特务沈信，他似乎炸银行炸上瘾了，在炸毁中央银行的当天，他又指示一名特工，将装有定时炸弹的包裹送到了位于霞飞路的中国农民银行。然而同一天同一刻的两起爆炸事件，已经让银行对包裹有了戒备之心，因此，中国农民银行的职员在收到包裹时，没有将包裹送入银行内部，而是在银行外的空地上拆开了包裹。当看到闪烁信号灯的仪器时，银行职员立刻报警，称有人投放定时炸弹，请求警察的帮助。警察迅速带拆弹专家赶到中国农民银行。经过拆弹专家的努力，这枚定时炸弹被安全拆除。
而汪伪76号的特务沈信，在过了爆炸时间很久，还没有听到爆炸声后，立刻推断出，送到中国农民银行的炸弹没有爆炸，他也明白了，此时的各大银行，已经有所戒备，再想炸毁其他银行，已经没有开始那么容易了，因此，他带着特务们驱车返回汪伪76号特工总部，向李士群复命。
李士群在汪伪76号总部内也听到了两声巨大的爆炸声，他猜到沈信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于是，在沈信回来后，他拍着沈信的肩膀，夸他做得不错。然而沈信却觉得不过瘾，说自己本想把中国农民银行也顺手炸了，但是却没能如愿。李士群随即召来吴世宝等人，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对沈信和吴世宝全盘托出。李士群计划让沈信、吴世宝带几名特务前往霞飞路，到中国农民银行职员的集体宿舍所在地——霞飞路1412弄进行恐怖袭击，枪杀农业银行的职员。
沈信和吴世宝听了李士群的话后，迫不及待地带着一群特务来到霞飞路，冲进霞飞路1411弄，他们看到霞飞路1411弄10号的大门上，写着“农行宿舍”四个大字，便撞开大门，冲进屋子，疯狂地开枪扫射，致使宿舍里的6名农行职员死亡，10余人重伤。
吴世宝和沈信在疯狂残杀农行职员，返回汪伪76号，向李士群邀功时，才意识到，他们杀害的，是霞飞路1411弄10号江苏农业银行的职员，而不是霞飞路1412弄里中国农民银行的职员。李士群在得知吴世宝等人杀错了人之后，也没有怪罪吴世宝，干脆一错再错，让大开杀戒的吴世宝过过瘾，到汪伪76号附近极司菲尔路96号的中国银行的员工宿舍去展开另一场屠杀。
于是杀红了眼睛的吴世宝，亢奋地带着一队特务，杀气腾腾地冲到了极司菲尔路96号，此时正是1941年3月22日凌晨3点左右。强行进入中国银行员工宿舍大楼后，吴世宝没有像在霞飞路一样，让手下特务们直接朝宿舍内扫射，而是命令特务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挨个搜查，把大楼里的中国银行的员工通通抓了起来，随后，全部押送到汪伪76号做了人质。一夜之间，中国银行一共有129名职员，被汪伪76号抓捕关押。
中国银行的营业范围最广，社会影响力最大，被抓捕了129名职员后，中国银行内部人心惶惶，然而，在会计、出纳和金融主管都被抓捕关押进入汪伪76号之后，中国银行依然尽最大的努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员，在缺少大量人手的情况下坚持营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汪伪76号、汪伪政府证明，中国银行绝对不会因为汪伪76号的恐怖行动而屈服。
中储券给中国带来的恶劣影响
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为了发行中储券，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国民政府为了阻止中储券的流通可以说是竭尽全力，那么，中储券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让中日双方，甚至国外银行都这么紧张呢，这还要从中储券的性质说起。
中储券全称中央储备券，它并不是一种国家认可发行的货币，而是日本政府在侵华时期，指使汪伪政府在沦陷区强制发行的一种货币。
根据日本政府的指令，汪精卫在1941年1月，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后来，汪伪政府为了扩大中储券的影响力，又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分部。
最初，汪伪政府在发行中储券时，制定的兑换比率是50比100。也就是说，100元法币只能兑换50元中储券，这对于汪伪政府和日本政府来讲，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