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汪精卫集团、北平的王克敏傀儡政府、南京的梁鸿志伪国民维新政府，三个日军的傀儡政府为组建全国性的国民政府一事，定于1940年1月，聚集到青岛进行会谈。军统间谍得知此事后，立刻发密报给重庆军统局，戴笠收到密报后，认定此事事关重大，不敢擅自处理，便迅速将密电呈交蒋介石。
蒋介石看过密电，皱起了眉头，他决不允许第二个国民政府出现，于是他命令戴笠，派出军统特工，利用汪精卫等人在青岛主持会议的机会，将汪精卫、王克敏和梁鸿志等巨奸击毙，以阻止伪国民政府的成立。
为了确保百分百地成功阻止伪国民政府的成立，蒋介石还命戴笠派人策动汪精卫集团重要人物高宗武和陶希圣出走，揭露汪精卫一行人卖国投日的真面目。戴笠派出军统特务策动高宗武和陶希圣出走，促成了著名的“高陶事件”。
谁是高宗武？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两个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令蒋介石如此重视？
高宗武是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前期在国民党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一职，是当时国民政府中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专门负责对日本的外交工作。
1932年，27岁的高宗武在国民政府创办的报纸《外交评论》上发表文章，并被该杂志聘为该报的特约撰稿人。在《外交评论》的创刊号上，高宗武以一篇名为《最近日本之总观察》的文章，将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经济、外交、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全面地总结了一番，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日本的窗户。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好评如潮，随后，高宗武一发不可收拾，在《外交评论》上连续发表了14篇文章，每一篇文章讲述的都是日本问题，因此，当时，高宗武被公认为“日本通”。
高宗武在《外交评论》上的出色表现，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2年11月，蒋介石特聘高宗武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请他针对日本局势，提出当时我国国防需要注意的事项。从那天开始，高宗武就从一个众人眼里的“日本通”，一跃成为上流社会的名流之一，面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高宗武的自信心急剧膨胀，甚至自诩“天老大，我老二”。
1934年5月，29岁的高宗武调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一年后，也就是1935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此时的高宗武，刚满30岁，年轻气盛，也年轻有为，被蒋介石等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器重并着力培养。
年轻气盛的高宗武，面对接二连三的升迁，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起来，他在处理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曾口出狂言，对周围的人这样表示，虽然他是亚洲司司长，有义务处理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取缔排日政策的要求和降低对日关税等问题的相关事务，但他对这些事情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志不在此，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高宗武根本就看不上，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中日关系从针锋相对转变成友好相处。当然，高宗武的志愿显然只是他一厢情愿，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宗武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愿望，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他终于可以趁此机会，实现自己的志愿。
1937年7月31日中午，当蒋介石将高宗武叫进办公室，询问他关于中日形势的看法时，高宗武侃侃而谈，主动向蒋介石请缨，要求蒋介石派自己去与日本军方交涉，他相信，凭自己对中日两国局势的深入理解和分析，可以说服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让日本从中国战场上全面撤退。当天，蒋介石第一次发现，高宗武略微有些幼稚，然而，面对这个意气风发、满腔热忱的年轻人，蒋介石并没有打击他的信心。
当天晚上，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紧急召见了高宗武，并与高宗武秉烛长谈，对他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
受到汪精卫的鼓舞后，高宗武便找到了国民政府南京事务所所长，请他帮忙联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然而，他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南京事务所所长的重视，也可能是南京事务所所长联系了日本军方，但是没有得到日本军方的重视。总之，高宗武没有得到日本军方的回复。
战火很快就烧到了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承受着史无前例的压力，日军嚣张至极，日军的飞机频繁空袭南京。
高宗武和国民党内部的部分悲观分子忧心忡忡地聚集在一处坚固的地下室里，商讨着投降的事宜，他们认为中日战争已经没必要继续下去了，中国必败。
于是，这群懦弱的胆小鬼们，极力主张在中日战争未分胜负之时，用和平谈判的外交方式来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这些官员的想法与汪精卫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这些官员推举对日本的了解相对比较通透的高宗武为头目，为和平谈判之事，与汪精卫多次会面。高宗武认为，实现自己愿望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主动向汪精卫提出，自己要前往上海，与日本驻华大使商讨停战一事。
汪精卫大力支持高宗武前往上海，面见日本驻华大使，商讨中日停战一事，并且，汪精卫还将高宗武主张的对日外交的步骤和计划亲笔写了出来，亲自呈交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支持他们的计划。
然而蒋介石却并不认为汪精卫和高宗武的计划可行，他不认为日本政府会轻易地放过中国这块到嘴的“肥肉”，与其停战不如抗战，于是，蒋介石回复汪精卫，此事时机未到。蒋介石的阻挠，让踌躇满志的高宗武十分沮丧，暂时打消了面见日本驻华大使的念头。
1937年11月，南京沦为危城，高宗武离开南京来到武汉。就在抵达武汉后，高宗武擅自做主，非常大胆地做了一次尝试。高宗武在没有告知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情况下，私自派遣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秘密前往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试图通过商谈，促使日本放弃对华的侵略战争，但这一次，高宗武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和平”愿望。
1938年1月，日本发表了一个声明，该声明彻底断绝了高宗武关于通过中日之间的和平谈判达到停战目的的念头。
该声明的内容为：
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日本和国民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商议的余地，日本将要一直打下去，打到国民政府崩溃为止。
日军因为在中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而变得狂妄自大，日本政府气焰嚣张地发表了这个声明。日本发表该声明的当天，国民政府就召回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和日本彻底断绝了外交往来。
国民政府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这意味着高宗武这位“日本通”就要赋闲在家了。习惯了在官场上呼风唤雨的高宗武，无法忍受如日中天的自己，一下子从权势的风口浪尖上，跌落到权力的谷底，高宗武家，也从门庭若市一下子变成了门可罗雀，这让高宗武大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高宗武找到周佛海，商议如何才能打开中国与日本的谈判之门。
周佛海也是胆小鬼，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也不抱胜利的希望，高宗武的想法，正好符合他的心意，因此，周佛海借机向蒋介石进言，说如果将高宗武留在武汉，等于浪费人才，不如把他派到香港，让他收集有关日本的情报，这样才能发挥他的价值。蒋介石没有想到，周佛海之所以向他提出调任高宗武到香港任职，是为了便于高宗武与日本军方展开联络，他还以为，周佛海是真心为国民政府考虑，所以蒋介石认为周佛海的建议可行，便立刻认可了周佛海的意见，还特意从国民政府的军费中拨出每月6000元港币的保密费，划给高宗武，作为其在香港的活动经费。
于是，高宗武得到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于1938年2月22日，离开武汉前往香港。
高宗武违背蒋介石命令私会日本人
高宗武抵达香港后，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和行动的目的，在香港开了一家洋行作为掩护。稍作布置后，高宗武就秘密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高宗武和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取得了联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日本军界和政治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看作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之一，所以，中国情报界也没有将此人看作一名商人，而是把他当作了近卫文麿的私人驻华代表，因此，高宗武意欲与日本军方和谈，首先就找到了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
高宗武见到松本重治后，就急切地向松本重治询问，日本内阁发表的声明，会坚持执行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更改的可能，怎样才能让日本政府将这份声明撤销或更改。松本重治明确地告诉高宗武，日本内阁发表的这份声明是不可能更改的！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南京，日本政府狂妄地认为，占领中国指日可待，所以根本不愿意与中国政府和谈，于是，松本重治劝高宗武断了和谈的念头。
高宗武和松本重治见面后，颇感失落，就在他几近万念俱灰之际，他的下属董道宁从日本回来了，董道宁给高宗武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高宗武的手下董道宁，也是中国人，但在日本长大，因此，他经常以“日华人”的身份自居，是彻彻底底的“亲日派”。在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对峙之际，高宗武授意“日华人”董道宁联络日本特务机关，寻找中日和谈的机会，于是，董道宁找到了日本驻华特务机关日本特高课，并且在日本特高课的帮助下，去了趟日本。董道宁的日本之行，收获颇丰。董道宁到日本后，通过日本特高课的关系，很快与时任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长的影佐祯昭取得了联系。影佐祯昭得知董道宁的来意后，表示日本军方愿意尝试和谈，并立刻写了两封语焉不详却又措辞暧昧的信，托董道宁带回中国，带给自己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认识的老同学，国民党上将何应钦和国民党元老张群，请他们一起努力，积极筹措改善日本政府和国民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董道宁从日本回国后，将影佐祯昭的态度转告给高宗武，并将影佐祯昭的两封信也一并交给了高宗武，高宗武听了董道宁的转述并拿到两封信后，大喜过望。
1938年3月28日，高宗武迫不及待地从香港飞回武汉，将影佐祯昭的信交给了蒋介石，请求蒋介石派自己前往日本，与日本军方和谈。
没过几天，蒋介石就吩咐高宗武回香港与日军代表商谈。
高宗武回到香港，约见了日本特高课驻香港的代表，转述了蒋介石的意见。
高宗武是这样转述的：
看到影佐祯昭中将的信件后，蒋委员长颇为感慨，作为日本军人，影佐祯昭中将此番来信，无异于将日军将领的性命交付到了他蒋某人的手中，蒋委员长感受到了影佐祯昭中将的诚意，并对他的举动感到钦佩。
日本占领的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可以日后再商议如何处理，但是河北、察哈尔等地，必须要归还中国。
日本必须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的完整的原则。
希望双方能互相谅解，先行停战，以上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谈判。
日军代表在和高宗武的和谈中，对高宗武转述蒋介石的上述话语表示了怀疑，但是，日军代表未敢耽搁，迅速将高宗武的话转告给了日本东京参谋本部，但日本东京参谋本部却认为，日军无往而不利，没必要和国民政府和谈。因此，还是没有给高宗武任何答复。
迟迟得不到日本政府的答复，一直以来顺风顺水、高高在上的高宗武陷入了困境。高宗武不相信自己就此赋闲，再无用武之地，于是，桀骜不驯的高宗武决定联合汪精卫，一起努力，共同促成与日本政府的和谈。
1938年6月，高宗武私自与日本特高课达成了一项危险的合作：共同推举汪精卫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沟通的代言人。
随后，汪精卫在报纸上发表了意欲与日本“和平”相处的通电。
1938年7月，日本政府告知高宗武，日军不想和蒋介石和谈，他们决心打下去，直到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当政。高宗武于是迅速转投汪精卫阵营，告知汪精卫日本军方的打算，并希望汪精卫出马，依靠日本人的支持，从国民政府中走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党。
也可以说，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有高宗武的一部分“功劳”。
当然，高宗武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逃过蒋介石的眼线，在得知高宗武如此行事后，蒋介石盛怒不已，当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这样写道：“倭国对我变更态度，强硬威吓，其果误认为吾内部已动摇乎？其实，与高宗武之荒谬赴倭有关。今观其报告，其误事果不浅也。”（摘自华文出版社2009年出版《档案春秋》之《当年那些人》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