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降后的日本行政管理中，美国人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理由为此而感到骄傲。在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联合指示中确定下来的美国政策，在1945年8月29日由广播电台发布，并已经由麦克阿瑟将军巧妙地执行。美国人感到骄傲的理由是非常明显的，但往往被美国报纸和电台的党派性的赞扬和批评弄得晦暗不明。很少有人对日本文化有充分的了解，以确保某项既定政策是否受欢迎。
日本投降时的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胜利者是利用现存政府甚至天皇呢，还是对他们进行清算？是否让每个县市的行政管理权都由美国军政府官员掌握？意大利和德国的模式是：在每个地区设立盟军军政府总部，作为战斗力量的组成部分，并由盟军行政长官掌握地方事务的管理权。
战胜之日，那些太平洋区域的盟军军政府首脑也期望在日本实行这种统治方式。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将被允许保留什么样的责任，去负责他们自己的事务。《波茨坦公告》只是宣称“日本领土上由同盟国指定的地点都将被占领，以确保我们在此所提出的基本目标得以实现”，“那些欺骗并误导日本人民走上征服世界之路的威权和影响”必须予以永久根除。
关于这些事务，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联合指示中包含着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一决定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的全面支持，那就是：日本人将负责他们自己国家的管理和重建。“只要能充分推进美国的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政府机制和机构——包括天皇——行使其权力。在他（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下，在国内的行政事务中，日本政府将被允许行使政府的常规权力。”因此，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日本行政管理体制跟德国和意大利的全然不同。它纯粹是一个总部组织，利用的是从上到下的日本官僚机构。它把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日本国民或某个市县的居民。它所要做的是规定一些目标，让日本政府朝着那些目标努力工作。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定目标不可能实现，那他可以提出辞职，但是，如果他的提案很好，那他可能会使指示得到修改。
这种管理体制是个大胆的举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希尔德林将军在当时所说的：
通过利用日本政府，我们能得到很大的好处。日本有七千万人，他们在语言、习俗和态度方面，都跟我们不一样。管理那样一个国家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机构，如果没有现存的日本政府供我们利用，我们就得靠自己直接去运转那套机构。通过清理并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我们是在节省自己的时间、人力和资源。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要求日本人打扫他们自己的屋子，而我们只是在提供具体的措施。
然而，当这一指示在华盛顿制订出来时，还是有许多美国人忧惧日本人会满怀愠怒和敌意，整个国家的人都在伺机复仇，任何和平计划都可能遭到破坏。这些忧惧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其缘由在于日本的古怪文化，而不是任何关于战败国或经济或政治的普遍真理。也许，在任何别的民族中，都不会像在日本，这样的一项充满信任的政策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在日本人看来，它从他们的惨败现实中消除了羞耻的象征，激励他们去有效实行新的国策。他们之所以能接受它，就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是由他们的文化决定的。
在美国，我们曾没完没了地争论和平条件，这些条件有的很强硬，有的很温和。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如何利用强硬的程度，用得不多不少，就能摧毁日本危险而有进攻性的旧模式，设立新的目标。我们所要选择的方式取决于日本人的性格和日本社会的传统秩序。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扎根于德国的家庭和市民的日常生活，这就有必要向德国人谈一些和平条件。适用于德国的明智的和平指令跟日本的不一样。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他们不认为自己对世界和历史欠有债务。他们所致力的，不是要偿还无法清算的债务，而是要避免自己成为牺牲者。在德国，父亲是权威人物。像其他拥有高位的人一样，正如德国人所说，他“强求尊重”。如果他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就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年轻人在青春期都会反抗他们权威的父亲；随后，他们认为，就得委屈自己；最后，要屈服于单调而平静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跟他们父母的一模一样。一生的高潮始终停留在青春反叛的狂飙突进的岁月。
日本文化的问题不是粗鲁的权威主义。父亲对孩子既关注又关爱，对几乎所有西方观察家来说，在西方人的经验中，这似乎是罕见的。日本孩子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和父亲之间有着真正的同志之谊，并公开表示父亲让他感到骄傲。父亲的嗓音简单地变化一下，就会促使孩子去实现他的愿望。不过，父亲对孩子并不严格，青春期的孩子并不反抗父亲的权威，而会在世人眼中，变成家里负责任的驯服的代表。他们对父亲表示尊敬，正如日本人所说，“是为了练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作为尊敬的对象，父亲已经失去个性，成为等级制和正确行为的象征。
在人生最初的经验中，在跟父亲一起时，孩子就学得了这种态度，它变成了贯穿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范式。有些人因为他们在等级制中的地位而受到最高的尊重，但他们自己并不行使武断的特权，处于等级制顶端的高官一般也不使用实权。自天皇以下，都是顾问和隐蔽的势力在幕后操纵。关于日本社会的这个方面，最准确的描述之一来自黑龙会的一个头目，黑龙会是超级“爱国”的团体之一。20世纪30年代早期，那个头目对东京的一份英文报纸的记者说：“社会（他指的当然是日本），是一个三角，受控于钉住其中一角的大头针。” 换句话说，这三角就在台面上，大家都可以看，但针是看不见的。这三角有时朝右，有时朝左。它在一个轴上转动，那轴自己却从不承认这一点。正如西方人经常说的，“一切都做得不露真相”。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隐藏那武断的威权的面容，并让所有的行为看起来都是忠于那个象征性的地位，而拥有这一地位的人往往并不行使实权。当日本人真的揭开了权力的面具，找到并确认了这权力的根源，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它剥削别人，配不上他们的社会体系，他们对放高利贷的人和暴发户，也总是这么看。
日本人就是这样看待世界的，在压根儿没有成为革命者的情况下，他们就可能挺身而出，反抗剥削和不义。他们不是要把他们的社会结构撕成碎片。在不对社会体系泼脏水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完成最彻底的变革，在明治时代，他们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称之为“复古”，即“回到过去”。他们不是革命派。西方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日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群众运动，他们在战争期间夸大日本的地下势力，并指望这些势力能在日本投降时掌握领导权，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一直在预言激进政策将在选举中获胜；他们严重地误解了形势。他们所做的预言都是错误的。币原男爵是一名保守的首相，1945年10月，在他完成组阁之时，发表了更加切合实际的演说：
新日本政府采用民主体式，将尊重人民的意愿……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天皇把他个人的意愿弄成人民的意愿。这是明治天皇制定的宪法的精神。我现在所说的民主政府可以被认为是这种精神的真正展现。
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关于民主的解释似乎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但是，毫无疑问，日本可以在这种身份意识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更加容易地扩展国民的自由领域、建立国民的福利制度。
日本当然会试验西方的民主政治机制，但是，西方的种种安排虽然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在日本不会被人信任。选举和由被选出来的人组成的立法机关会解决许多难题，但也会造成很多难题。当这些难题扩大时，日本会修改那些我们西方人赖以获取民主的方法。那样的话，美国人就会提高嗓门说，这仗算是白打了。我们相信我们的安排是正确的。然而，对于要重建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的日本人来说，普选至多是一种外围工具。1890年代，日本首度试验选举，但是，从那时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小泉八云曾经描写过一些旧难题，它们可能会重新出现：
那些狂暴的竞选活动吞噬了如此多的生命，但其中真的没有个人恩怨；国会辩论的暴力性质会让陌生人感到震惊，但其中基本上没有个人对抗。政治斗争真的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不同的宗族利益或党派利益之间的斗争。每一个宗族或党派都有一些奋不顾身的追随者，他们把新政策简单地理解为新战争——为忠于领袖而战。
在1920年的更为晚近的选举中，村民们在投票之前，往往说：“我的脖子已经为刀洗好了。”这话把竞选等同于以前有特权的武士对平民的攻击。哪怕在今天，日本选举的所有内涵解释都跟美国的不同，不管日本是否在寻求危险的侵略政策，这一点总是千真万确。
日本要把自己改造为和平国家，他所能用的真正力量，在于他能说自己的行动方针“失败了”，然后把精力投入到别的方面。日本人有一种善变的伦理。他们企图在战争中获得自己应得的地位，但他们失败了。这样的方针，现在他们可以放弃了；因为他们所受的所有训练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无法改变方向。具有更加绝对的伦理的民族肯定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当他们向胜利者投降时，他们还会说：“我们被打败了，正义也没了。”他们的自尊要求他们继续努力，以让“正义”在下回赢得胜利。否则，他们会捶胸顿足，悔过不已。日本人无须那样做。在日本投降5天之后，那时还没有一个美国人达到日本。东京的大报《每日新闻》在谈到战败和由此带来的变化时，说：“但是，这之于彻底解救日本，完全是好事。”这篇社论强调，此时此刻，每个人都不应该忘记，日本彻底失败了。因为他们竭力想建造一个完全基于武力的日本，这种努力一败涂地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必须踏上一个和平建国的道路。《朝日新闻》是另一家东京的大报，在同一周概括说，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国内外政策上都是如此，“过去的态度让我们获益那么少，而吃苦这么多，应该抛弃了；一种新的态度应该扎根于国际合作和爱好和平”。
西方人通过观察认为，这是一种原则上的转变，因而对此有所怀疑。然而，在日本，不管是在个人关系还是国际关系上，这都是生活实践的组成部分。日本人认为，他施行了一项行动方针，但没有达到目标，他就是犯了错。既然失败了，他就要抛弃这项方针，因为他没必要追求失败的方针。“咬着自己的肚脐，”他说，“是没用的。”20世纪30年代，他们想得到世界的仰慕，而军国主义是他们公认的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这种仰慕的基础是他们的军事力量——于是，他们接受这一纲领所需要的所有牺牲。1945年8月15日，天皇以全日本人都要认可的口吻，告诉他们，他们失败了。他们接受了这一事实所意味着的一切。这意味着美军在他们面前出现，所以他们欢迎美军。这意味着他们皇朝美梦的破灭，所以他们乐意考虑摈弃战争的宪法条款。在投降10天之后，他们的报纸《读卖新闻》就发表文章说：“这是新艺术和新文化的开始。”还说：“我们心里必须牢记，军事失败与日本文化的价值没有关系。军事失败应该起到一种推动力的作用……因为，它带来的是全民族的失败，而这能使日本人民真正把他们的心灵提高到世界水平，客观地去观察事物的真相。日本人必须通过坦率的分析，去除所有那些使日本人思维颠三倒四的非理性因素……在这样一种冷酷的事实面前，我们要拿出勇气来看待这一失败，（但是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抱有信心。”他们曾力图推行一种行动方针，但是失败了。今天，他们想致力于和平的生活艺术。“日本，”他们各家报纸的社论反复说，“必将受到世界各国的尊敬。”在新的基础上赢得这种尊重，是日本人的责任。
这些社论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声音，在东京街头，在偏僻村落，普通民众也同样在彻底转变。让美国占领军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就是这些友好的日本人曾经发誓说要凭着竹矛战斗到死。日本人的伦理观念中包含着许多让美国人排斥的东西，但是，美国人在占领日本期间所获得的经验很好地证明：一种古怪的伦理体系可以包括多少可爱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