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兰德公司工程正式成立为兰德公司。但是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认为，只要兰德公司不脱离道格拉斯工厂，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重组后的兰德公司与福特基金会的宗旨不谋而合：“兰德公司成立理事会，公司所有的盈利都归兰德公司，旨在为科学研究事业和世界和平而努力。”赢得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兰德公司发展迅速，不仅赞助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活动，还与众多的工业承包商建立起了合作关系，进而为兰德公司引进了一大批新学者。1949年9月23日，当前苏联宣布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兰德公司科学家内森·莱特所着的《政治局运作法则》一书和尼采的“NSC-68文件”成功地推动了美苏军备活动。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斗争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同时在意识形态与西方文明上也存在着争斗。因此，兰德公司科学家阿罗推出了对抗前苏联的“理性选择”。在进一步基础上，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对博弈论产生了兴趣，进而产生了著名的“囚徒困境”。但是随着“和平共处”这一国际趋势的转变，致使兰德公司的焦点开始由博弈论转变成了威慑政策论“系统分析”的研究上。
1.兰德公司重组之路，走向真正的独立
1948年11月，兰德公司工程正式成立为兰德公司。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只要兰德公司的办公地点还在道格拉斯的飞机制造工厂里，它就会被大家看做是道格拉斯工厂的附属机构。况且，承包兰德公司研究项目的工业商们对兰德公司提供的机密性信息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害怕这些信息会被泄露给竞争对手。另外，兰德公司招募的一批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们也极不情愿兰德公司与道格拉斯的公司有牵连，他们认为，只要兰德公司还在道格拉斯的赞助下运营一天，兰德公司就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研究。
正如威廉姆斯所讲述的那样，兰德公司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对兰德公司来说一直是一个艰难的考验，科学家们不按规律作息的习惯时常发生，对于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他们从不自觉遵守。有一个科学家经常是下午两点半已经过去很久了才在办公室出现，而另外一个科学家几乎是深夜才回家，有时甚至不回家。但是关键问题是，兰德公司所在的道格拉斯工厂的大门规定是在下午五点左右关闭，次日早晨八点左右打开。由于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工作时间极不稳定，因此，道格拉斯工厂不得不为兰德公司改变了关门的时间，如此一来，兰德公司科学家们的作息时间就更加不稳定了。另一方面，道格拉斯工厂对兰德公司办公地点的黑板没有规定，每个办公室都可以配置一块黑板，但每块黑板却只能提供两到三根粉笔，而兰德公司科学家却要求提供四根粉笔，且是不同颜色的。因此，在这两个方面，兰德公司和道格拉斯工厂闹得相当不愉快。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了，但事实就是如此。然而，道格拉斯的管理层则认为，道格拉斯工厂与兰德公司联系在一起，阻碍了道格拉斯公司有利可图的项目开展，相对而言，兰德公司的发展又对母体形成了阻碍。
空军对兰德公司的项目投入了近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但是由于这些矛盾冲突的存在与加剧，致使这些项目的成果收效甚微，对此，空军方面感到无奈和沮丧。但为了避免让人产生空军有意偏袒任意一方的感觉，所以空军对此选择撒手不管。因此兰德公司难以再从空军方面获得有效的项目信息，进而不能有效地开展空中领域的研发工作。
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阻碍兰德公司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科尔博姆委托盖茨克尔，拟定了几份方案不一的计划书，为兰德公司从道格拉斯公司里脱离出来作参考。事实上，科尔博姆在此前就已经委托盖茨克尔为兰德公司的独立寻求一条可行之道。
盖茨克尔的方案包括建议兰德公司并入著名学府，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将兰德公司转型成为一所盈利机构。但是最终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科尔博姆认为，兰德公司想要实现独立，最好的办法就是转型成为一所非盈利性质的研究和咨询服务公司。为此，兰德公司进行了重组，重组之后，兰德公司作为一个“思想库”，只要在不妨碍与空军之间的基本义务的基础上，就可以自由从事项目研究，为其他的客户服务。这同时也反映出科尔博姆极度忠于空军（重组前的雇主）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私人业务可以断，空军义务不能缓。”
兰德公司重组之后的规定是：兰德公司是一个没有股份也没有股东的服务公司，所有的收入都归兰德公司所有，不以赢利的形式分给任何人。在向客户收取的费用中如果有利润产生，除去本部门必需的运营资金，余下的钱将全部投入到其他的研究项目中去。此外，兰德公司还将从基金会、研究室、通信领域、金融业等社会各界挑选出精英人士担任兰德公司理事，他们将成为兰德公司的所有者，负责对兰德公司的监管责任，而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与学者都是为他们而服务。
科尔博姆和雷蒙德在与空军参谋长卡尔·斯帕兹签署兰德公司重组文件时，斯帕兹赞赏地说：“大家都对成立一个新公司感到满意，而兰德公司也可以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就如同道格拉斯公司一样。”
经过预算，盖茨克尔告诉科尔博姆，兰德公司重组的启动资金预计需要100万美元。借助盖茨克尔在社会上的关系，兰德公司争取到了富国银行60万美元的贷款，富国银行还答应继续向兰德公司提供余下的40万美元。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反复强调，重组后的兰德公司主要是推动和促成科学、教育及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所从事的研究工作都是为了美国公众的利益和国防建设的安全。
值得欣喜的是，重组后的兰德公司的新宗旨与慈善机构福特基金会的宗旨不谋而合。当时，在慈善机构中，规模最大的福特基金会也正在进行重组——为科学研究事业和世界和平提供资助。盖茨克尔不仅在福特基金会为兰德公司争取到了急需的50万美元的资助，还顺利地成为福特基金会的主席，因此，兰德公司和福特基金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后来影响美国的两大民间机构。
盖茨克尔在上任福特基金会主席不久，便发表了一项声明，阐述了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统治社会的观点。盖茨克尔认为：“慈善机构的义务不只是帮助需要帮助的团体或个人，更有责任向制定策略的政府官员们提出建议，倡导他们用现实存在的事实代替主观思想的争论不休。”
盖茨克尔这种对待事物保持中立性和客观性的理念，为福特基金会注入了积极而又强大的力量，这在美国实现自由民主化的目标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尽管这种理念艰难曲折而又时常充满争议。
在盖茨克尔与兰德公司的共同努力下，重组后的兰德公司得到飞速的发展。它不仅赞助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和研究活动，还与众多的工业承包和转包商建立起了友好的合作关系，进而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加入到了兰德公司的顾问队伍中来。不但如此，兰德公司在与转包商的一项合作中，还发现了钛的新用途。钛作为一种轻型金属，对超音速飞行器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意义。
为了吸引更多领域的学者，使兰德公司迅速地腾飞起来，兰德公司的工作人员决定将兰德公司变成一所特殊的大学。于是，科尔博姆等人决定改变兰德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比如他们把兰德公司机构中原本命名为“分队”的小组改作“部门”，因为“分队”带有强烈的军队意味。随后不久，兰德公司又招募了许多工程师和数学家，同时还聘请了天文学家、历史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化学家、逻辑学家等，甚至还有计算机学科的专家。兰德公司内部囊括了众多学科和领域，因此得以迅速扩展。
随着兰德公司智囊团人员的不断扩充，在兰德公司内部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的团队精神。不只是对冷战持有共同信念，把兰德公司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还有诸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兰德公司与空军之间的重要关系（兰德公司作为核武器的研制者，而空军则作为核武器的守护和操控者，况且核武器本身也是军队的超级宝贝）；华盛顿对兰德公司方面的政治压力鞭长莫及；此外，兰德公司的学者们相对都很年轻。
另一方面，在兰德公司里面有这样一条基本定律：参与机密研究的学者只能对同样接受过审查的学者探讨工作，他们就像是地下的秘密工作者一样，甚至于对自己的亲人都要绝对保密。在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拥有国内顶级学科的高学历，其中一部分学者在二战时期还任职过低阶军官。他们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不但如此，他们还确信他们的非凡之处能被社会看到和肯定，这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官僚主义风气，因此他们之间也常常发生激烈的唇枪舌剑，甚至于时常争论不休，就算在时隔五十多年后，他们这种居高自傲的态度在今天依旧健在的学者身上，仍然是有迹可寻。
因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总希望在各个方面都高人一等。他们总是把工作手稿和论文互相流传，这些文章囊括的内容非常宽广，且往往都是一些极具争论性的主题。对此，他们通常都会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对一些没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进行强烈的批评。在各部门的定期会议上，对于所有不切实际的提案，他们总是乐于否决。对此，科尔博姆、威廉姆斯及兰德公司理事会的成员们则一致深信，兰德公司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是激励其创造性思想的良方。
2.兰德公司成功推动美苏军备行动
兰德公司的确是一个倡导自由的地方，在这里，胡思乱想的想法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会对前苏联性质进行定位，也没有在美国对待前苏联这一问题上做出的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和讨论。兰德公司的学者们似乎一致肯定和坚信，美国本身就是正义的。直到一批具有怀疑精神的新学者成为兰德公司的主力军，以及越南战争爆发后，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对美国政策的正义性才开始动摇，直到破灭。
在兰德公司战略分析师撰写的内部文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在面临前苏联的威胁时，美国曾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这曾是美国人的不幸。因此我们深信，核武器是抑制前苏联势力的最佳武器，同时也是必备的理想武器。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兰德公司的学者们主张抢先发起核攻击，这将是拉开美国主导世界的帷幕。”
在兰德公司里，学者们一直坚信并声称莫斯科正在筹划吞并整个世界的野心。内森·莱特作为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在他所着的《政治局运作法则》一书中写下：“前苏联在其所谓的教义的驱使下，想要征服全世界的人们和领地，对于这种行为，只有采取强制性的武器（意指核武器）才能打消其嚣张的气焰和扩张的声势。”这些内容在当时成为兰德公司所渲染和推崇的军事信条。
二战结束后，莫斯科（当时的前苏联核心）的势力开始渗透到东欧，1946年，美国驻前苏联前大使凯南给杜鲁门总统发回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电报中，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凯南建议，美国只需要提高警惕、加强警戒即可。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大国，美国没有必要动用军事力量，最佳的选择是采取遏制战略——在他看来，美国军事武器的威胁已经足够打消前苏联的不轨意图。接下来，凯南又在外交杂志上匿名发表了一些有关于前苏联行为根源的长篇大论，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他的观点和建议曾一度作为美国对前苏联政治行为的原则。
直到1949年9月23日，前苏联宣布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怀疑是潜藏在美国政府内部的间谍把原子弹的关键技术泄露给了前苏联政府，为此，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对共产主义恐慌的狂潮，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美国嫌疑共产主义分子和拥护者举办了听证会，无名小卒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声称，联邦政府隐藏着共产主义的惊天阴谋。随后，美国政府开始针对共产主义进行大规模的迫害。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迫害共产主义的运动中，受害者之一竟然有原子弹最高策划负责人J·罗伯特·奥本海默，理由是怀疑他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甚至极有可能是隐藏得最深的共产主义间谍。因此，他被剥夺了政治安全审查的权力，且不可再参加政府机密工作。
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对整个美国震动很大。为此，美国改变了凯南提倡的对前苏联采取遏制的政策，转变成莱特所推崇的军事力量打击。而对这一转变政策起到催化作用的正是保罗·尼采。尼采是兰德公司著名的非正式职员，是前华尔街有名的银行家。二战期间，他曾担任轰炸研究组的副主席。工作中，他与兰德公司的创始者亨利·阿诺德、科尔博姆和李梅相识。他写过一份名为NSC-68（被美国命名为第68号文件）的文件给政府安全委员会，NSC-68文件以莱特的战争理念为根本，预见性地提示美国政府警惕“前苏联政府吞噬世界的野心”，以及对美国造成的持续性威胁。前苏联野心勃勃的思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一种全新的信仰给前苏联政府注入了无限活力，这种信仰与我们的信仰背道而驰，在这种信仰的驱使下，前苏联想让全世界都臣服在自己的绝对权威下，从而成就自己的宏图霸业。为此，前苏联政府就必须要彻底推翻非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机构，进而重新建立起屈服于前苏联政府的国家机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前苏联正在竭力策划征服整个欧洲大陆，这与法西斯同盟的行为相差无几。而美国将被视为反苏维埃势力的核心，而前苏联实现霸业的第一步，必须也必定会将美国列入首个军事摧毁目标中。在NSC-68文件中还特别提醒美国政府，随着前苏联核能力的不断增长，前苏联或许正在筹划一次突击性的军事进攻。报告还预测性地说，1954年将会是最危险的一年。除非美国从即刻起，加强国防巩固能力，并采取实质的军事行动，否则将无法避免受到突击性军事攻击的可能。
直到前苏联支持北朝鲜对南越发动军事侵略时，NSC-68文件才被呈报给总统杜鲁门。尼采关于前苏联霸权主义的预言由此应验。此时，作为南越盟友的美国对国防预算增加了近400亿美元，同时还将NSC-68文件列为国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