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法诺的这种自我大肆吹捧的行为果然引起了各个政府渠道的强烈响应，对此，罗温束手无策，在心灰意冷之下，他只得引领兰德公司转向个人基金会和私企等非政府渠道。由于兰德公司本身与私企领域有着相当不错的关系网，比如兰德公司理事会的大卫·A·谢巴德就是标准石油企业的副总裁，但是在与标准石油企业的谈判上却出现了问题，因为标准石油企业要求研究结果归为己有，而兰德公司却明文禁止研究成果独占的性质。于是，兰德公司像最初从道格拉斯的飞机制造工厂里面独立出来那样，向福特基金会争取大部分的城市科学研究经费。
然而，在城市研究问题上，对兰德公司起到转折作用的是一位名叫约翰·V·林赛的人，林赛在美国政府圈子里面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纽约市市长。而且，林赛似乎有能力与约翰逊政府相抗衡。
人们总是把林赛称之为“共和党的肯尼迪”。林赛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是新英格兰古老家族的后裔，他曾经七次从纽约共和党大本营当选为国会议员，1965年，他提出的改革之举为他赢得了纽约市长的竞选权。林赛是共和党人，他致力于争取民主自由和推动商业发展，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甚至比民主党人士还要开明。他曾经在首次被选举成为国会议员时说：“相信，共和党代表着国家的进步，是共和党在推动着个体和民族的自由权力。”
林赛言出必行，1963年，一些海外美国人多次对美国政府进行批评，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想用《反叛乱法》镇压这些人对美国政府的种种愤怒情绪，但是在林赛的努力阻止下，肯尼迪的想法才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数年之后，林赛当选为纽约市市长，但他却面临着一个政治难题——作为共和党人的林赛，需要在一个民主党派控制下的国家里有一番大的作为，似乎有些困难。因为，民主党派从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撑控着整个纽约的经济和政治。此外，就美国政府方面而言，总统约翰逊也不支持林赛，还千方百计推迟联邦委员会对纽约的住房拨款，以此来削弱林赛的实力。不但如此，纽约城市里还存在着普遍的种族歧视。然而，之所以纽约并没有如底特律、密歇根州以及华盛顿那样燃起暴乱之火，这都要归功于林赛的勇敢和努力——他经常不带任何保镖，独自一人走在西班牙人和黑人后裔的聚集区内，竭力劝诫居民们保持冷静。
林赛及其团队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在纽约市推行的改革制度是可以改变和提高政府效率的。正如麦克纳马拉试图重新塑造美国国防部大楼一样，推行用量化的方法对政治决策进行系统分析，以客观的数据为基础，用冷静而又谨慎的态度审视政治政策，从而彻底消除政治决策中的主观政见。因此，林赛及其团队非常乐意与推行数字化系统分析的兰德公司结盟。
作为林赛预算部主管的弗雷德里克·欧莱利·海耶斯，他和罗温曾经都在预算局工作过，并且对兰德公司在联邦委员会系统内推行的预算和分析方法很熟悉。海耶斯过去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建议福特基金会投入450万美元，并争取用5年的时间创造出一个类似于兰德公司那样的机构——针对城市问题的研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当时，福特基金会婉拒了海耶斯的议案，并认为林赛纽约政府试图以这种形式绕开经过选举才能产生的民主党政府，试图掌握纽约议会和市调查评估委员会，从而达到控制林赛纽约政府的目的。
在海耶斯的提议被福特基金会拒绝后，林赛纽约政府只得将方向转到了兰德公司。在1968年1月8日，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签订了4个合同，其中之一就是兰德公司受聘于林赛纽约政府，并在6个月的时间内，对纽约市场的消防、医疗、警察以及住房开发部门展开全面的研究。对于此次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的结盟，林赛认为，这次合作是他这些年来在努力提高纽约政府政策效率上最重要的举措。
从理论上讲，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的结盟是各取所需。对兰德公司而言，纽约就像是兰德公司硕大的实验室，在这里，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可以进行城市问题完善的系统分析和应用测试；对纽约政府而言，则可以获得客观存在的城市问题以及无党派偏见的分析报告，以及这些现实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对策。此外，相对于从中蓄意作梗的民主党派人士而言，林赛政府还可以取得先决的优势。
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结盟之后，在1968年末，兰德公司赢得了一些稳固的业务合同，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住房发展、城市规划、经济部门以及福特基金会和其他基金协会等，这些业务合同的总价值超过了200万美元。
1969年，在林赛纽约政府和兰德公司的共同努力下，一家名为“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独立性非营利机构改革宣布成立，两者之间签订的合同开始正式运营，兰德公司也正式向林赛纽约政府表示，此次研究项目会尽量减少党派偏见的问题。而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主要资助人正是福特基金会。从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1969年成立到1971年之间，兰德公司的所有精力几乎都放在了该机构的研究工作中。
3.成功背后的代价
“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卫生学科研究项目涉及广受民众欢迎的一些领域，比如性病、护理、培训以及铅中毒等，但是由于缺乏有经验的领导人，加之新参与进来的研究人员又不太稳定，因此许多相关的研究议案都没有落到实践中去。与之相反的是，兰德公司在消防部门中的研究却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得益于消防部门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高权力机构。
消防局的工作环境极其接近于国防部大楼，且追求效率第一，摒弃了党派偏见、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价值因素等杂乱无章的问题。这也正是“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中其他城市项目所不能比拟的。不但如此，“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与消防局之间的工作关系也很融洽，兰德公司研究院主动积极地融入到消防团队中，并安排研究人员驻扎在消防队伍中，研究与消防任务相关的东西等，比如降低了消防局火灾警报器误报的总体数量，并采用系统程序响应火灾警报等。此外，兰德公司研究院还为消防局研究出了一种消防必备品——滑流水。
爱德华·布拉姆是“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最高负责人，他也是化学领域的工程师，早年曾在联合碳化物公司担任过专家顾问，因此，他知道在水中添加碳化物会形成一种聚合物——滑流水。它可以有效地提高软管中的水流效率，且效果显着。在1968年，布拉姆说服了消防署，并成功采用了这种滑流水聚合物添加剂，结果滑流水与软管之间的摩擦力显着减小，从而使软管水流量上升了80%，而且不必再使用泵压等相关器件来增加水流量了。滑流水也因此成为了消防团队的必备品，并被全国各地的消防机构迅速开始引用。
尽管这样的研究成果给兰德公司研究院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也更有利于纽约的迅速发展，但“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所面临的困境却一直存在。因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兰德公司想要把主要竞争对手卡里法诺的“城市学院”拒绝在纽约市的社会事务之外，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兰德公司越来越觉察到“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正处于各种权力激烈争斗的中心，每一方都想要撑控纽约的决定权，此类斗争丝毫不亚于国防部大楼官僚主义间的明争暗斗。纽约警察局首先给兰德公司出了难题，尽管在“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所签约的研究项目中，以纽约警察局的项目规模最宏大，研究经费最多（近100万美元），但是纽约警察局在与兰德公司签署合同不到一年，便主动要求终止合同。之后，纽约警察局被腐败无能的势力所撑控，数以百计的政府官员牵连在毒品或诈骗案件中，而警察虐待等残暴行为也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面对这样恶劣的情形，兰德公司的研究科学家们都十分不愿意驻扎在警察局，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增强众多官员的信心。
在“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对纽约警察局的分析研究报告中，兰德公司对警察局的挑选、招募以及训练等相关方面做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整理出了一个数据显示库。这个数据清单囊括了纽约警察局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近2000名官员的机密性材料，例如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民事诉讼、犯罪指控以及犯罪记录等。而这些内容一旦让媒体知悉，那么这个警察则极有可能会被终止警务生涯。
事实证明，这种事情暴露的可能性并非遥远。“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针对警察局为非作歹的现象拟定了一份文献性质的报告，这份报告从表面上来讲是保密的，但其中援引了数据清单中的信息，旨在为指控警察胡作非为的行为提供签证。在1970年11月，《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份文献中的内容。报道中同时还指出，在警察虐待市民的诸多案例中，仅有5%的涉究警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对于警察局丑闻的暴露，警察局官员认为，“纽约-兰德公司研究院”已经成为了纽约市长的工具，兰德公司之所以想方设法将这些信息披露于众，无非是想达到大规模的重塑警察局的目的。这对本来就已经不信任兰德公司的纽约警察局来讲，无疑加深了他们对兰德公司的厌恶感。
同样，“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在住房政策研究方面也引发了强烈的不满。随着年老居民、贫穷的少数后裔人口的日益增加，住房租金俨然成了当时人们的焦点。林赛政府想让“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修改住房租金管理制度，并鼓励房产拥有者改善其租住房的设施条件，从而挽救正在进一步衰落的纽约中心市场。然而，这种举措却被贫穷的少数后裔人士和批判家们认为，这是林赛政府有意想要提高住房租金，进而达到将贫穷的租房者赶出去，最好是赶出纽约市中心的目的。
然而，事实情况则是，截至1968年，由于缺乏相应的住房政策刺激，房产者无心维护房产利益，致使纽约市近10万套住房空置，而这些闲置的住房足可以住下当时一个泽西市的所有人口。对此，“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又拟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报告，其中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由政府向没有任何福利的家庭发放租房证明，证实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与预先设置的最低房租间的差距……房产拥有者可以拿着这些租房证明到相关机构兑换成现金以及粮票之类的……只要不违反政府有关规定，纽约市政府都将对这些房产主加以补偿……”
1969年末，社会上一些激进分子不知从何处获悉了这份租金报告的内容，尽管负责住房建设的官员当时否认了这个报告存在的事实，但在1970年2月，迫于压力，纽约市长办公室不得不承认这份报告的真实存在性。他们同时也声称，报告正在修订中，不知何时才能完成。但是，消息走漏得相当快，十天不到，《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便刊登了这份报告，并详尽描述了兰德公司对于这份报告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
从林赛的角度而言，与兰德公司的结盟，并没有帮助他走出诸多的政治危机。在1973年，林赛转变成为了民主党派人士，他像1965年时的被打破的竞争对手一样落败，且疲惫不堪。于是他决定不再参加市长竞选，尽管他对纽约这座“娱乐城”的政治圈有着深深的眷恋。
上任纽约新市长的是亚伯拉罕·比姆。比姆在1970年时曾担任纽约市的市政审计官，他取代林赛上任纽约市长后，他强烈反对林赛政府把75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研究经费，并拒绝支付价值200万美元的兰德公司合同费用，还立即取消了兰德公司所有的研究项目，为此他召开了纽约市议会，议会一致通过纽约市的任何咨询工作一并交由纽约市各大学教授与专家负责。
“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不得不就此解散，除了自愿离开的研究人员，其余的研究人员都转到了兰德公司总部。到了1996年时，一家名为“纽约市-兰德公司附属机构”的公司又开始运行，但它仅限于类似教育部门之类的研究项目。
在“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发展和最终关闭的过程中，兰德公司的领导者们从中吸取的最主要的经验之一便是避免给任何人留下党派偏见的不良印象。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兰德公司的领导者们便大力培养一批对政治保持中立思想的研究人员，在任何一种研究项目中，既不偏袒共和党，也不偏袒民主党。
兰德公司在罗温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研究项目，比如公共设施、电子通信、媒体广播以及教育等众多领域，这些项目迄今为止一直在继续。事实上，虽然“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发展到最后被迫关闭，但它却给兰德公司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为兰德公司铺平了军事与民间项目平衡发展的道路。
然而难以预料的是，兰德公司一名耀眼的学者兼罗温的好友却把兰德公司带上了自成立以来最危险的境地。
4.“监守自盗”——窃取绝密文件
1969年10月的一个夜里，在圣塔莫尼卡兰德公司的总部，丹尼尔·艾斯伯特迅速把一叠文件塞进公文包中后，他神色慌张地快步走出兰德公司总部长长的走廊。被他塞进公文包里的文件袋上印有国家最高机密的标志，这些文件的内容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1945年；有一部分文件是美国国防部关于越南战争一系列的分析研究文件；还有一部分是美国干预东南亚战争史的资料。当时，完整的文件仅仅只有两份，一份被艾斯伯特塞在了自己的公文包中，另一份在国防部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的手中。艾斯伯特认为，这些文件的内容可以作为数十年来的谋杀骗局，于是他决定窃取这些文件，并将之公布于众，揭开其中种种的谎言，即便自己被判定为卖国而终身监禁，他也无所畏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