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为了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把广大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可以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这个能够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各界精英，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严密的组织构架，探索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是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事实上，在中国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只有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才能更好地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
精神上不能缺钙
一个没有理想追求的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没有信念的政党，难以带领人民建设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构建坚强的精神支柱。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出生不到20天，就随红二方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这支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父辈对信仰的追求至今让她刻骨铭心，面对当今社会对理想信仰的漠视，她十分忧心。她说：不谈信仰，我们先辈们抛头洒血的光辉人生，他们具有的牺牲精神，就无法理解。
从我父亲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
我的小叔叔贺文掌当时只有15岁，被敌人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姑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在敌人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在同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据贺捷生了解，1927年，贺龙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许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企图收买贺龙的一颗效忠心。
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开赴南昌举行起义，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贺捷生说：
“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也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前辈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的生活、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187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少年时曾在少林寺习武，放过牛、烧过炭、当过漆匠，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曾回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情景：
那是1926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河口村很隐蔽的一间草屋里，董必武同志郑重地对我说：“共产党的事业，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都完不成的事业，你有信心吗？”我坚定地点了点头。他又说：“当党员，干共产党的事，很艰苦，要流血，还可能牺牲生命，你怕不怕？”我用力地摇了摇头。这一点头、一摇头，表达的是坚定的革命信念。过了一会，董必武把夹在书里的一张列宁像拿出来贴在墙上，把党旗挂在列宁像的上面。看到这庄重的场面，我流着眼泪，紧紧地握住他的手。188
当前，社会思潮呈现多元化趋势，物质主义和金钱崇拜也随之泛滥，社会上甚至在党政领导干部中都出现了“信仰危机”。一些领导干部理想滑坡、信念动摇，对共产主义事业缺乏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这也成为各种问题产生的总根源。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的问题。
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儿子和情妇谋取非法利益，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嘉廷的“贪”让许多办案人员都觉得不可思议。凡是送上门的行贿人，他都笑脸相迎；后来发展到什么都收，什么都要，根本不管东西的贵与贱。办案人员看到李家客厅摆得满满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礼品，相当一部分甚至连包装都没有拆开过。光是烟就足以开一个烟铺，几百上千块钱一条的高档烟有，几十块钱甚至十来块钱一条的普通烟、劣质烟也有。李嘉廷出身贫寒，孩提时代曾吃不饱、穿不暖。他从云南石屏县一位穷苦的彝家子弟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高材生，也经历了一段悬梁刺股的苦读岁月。可惜的是，当他官居高位之后，放松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理想出现滑坡，信念发生动摇，最终腐化堕落。办案人员在清查时，在他偌大一个书房里，没有发现几本书籍，翻遍其书房、卧室，书桌、书柜，没找到一本马列着作。
毛泽东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想要兴旺发达，都必须有精神追求。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人类历史上1000年来发生的100件大事。中国有3件事入选，其中之一就是长征。长征为什么榜上有名？只有一个理由：几万人跋山涉水，死里求生，身陷绝境而绝地重生，永不言败，永不放弃，这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需的最宝贵的精神力量。
长征的队伍是由两部分奇特的人群组成的：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政治精英，另一部分就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目不识丁的赤贫阶层。为什么他们能共同完成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着名作家王树增看来，这种两极的“焊接”非常奇特，“焊接剂”很多，主要和信仰有关。189
2012年11月，上任之初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反复谈及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仰。他认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90“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91
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罢，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是靠人民打下天下的，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力量悬殊，要打赢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看似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作家王树增用了16年的时间，最终写出了《解放战争》一书。他写道：国民党军将领不可理解，昨天还与解放军打得你死我活的士兵，被俘以后几个小时，就喊着“缴枪不杀”
冲过来了。围歼黄维兵团作战最艰苦的阶段，陈赓指挥的第四、第九纵队伤亡严重。有的连一天伤亡三个连长，有时候几个营拼成一个营。十旅旅长周希汉说：我们一个营原来500多人，伤亡500多人，现在还有500多人。是蒋介石给我补充的。那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只要放下武器，报出苦出身，立刻就被好几双手握住。解放军官兵热情地说：“兄弟，你解放了。”这个递来一个热馒头，那个递来一根香烟，好像不是当了俘虏，而是迷路掉队好容易回来一样。成千上万国民党军俘虏兵，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战士。192
共产党发动群众，最根本的办法，是告诉百姓解放军为什么打仗。中国老百姓不知道“四大家族”是谁，但是知道村里地主恶霸是谁，这就足够了。
他们眼看着共产党的工作队来了，那些欺压盘剥农民的人威风扫地，而他们分到了世代梦想的土地。有着支前经历的数百万农民，是一股巨大的宣传力量。
见到国民党军的俘虏，他们会停下来问：“啥地方的？在家给地主干过吗？受过欺负吗？把帽子换了吧！”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后看见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第十二兵团11月由确山出发，经过豫皖边境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当了俘虏，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行人如织，家家有人，户户炊烟，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一辆辆大车经过，有的车上装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围着一个锅台烧饭，同槽喂牲口，除了便衣与军装不同，分不出军民的界限。民心所向是什么？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1931948年10月，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在长春放下武器。1950年，郑洞国去上海就医路过北京，当年围困长春的人民解放军将领肖劲光和肖华请他吃全聚德烤鸭，希望他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在上海养病期间，他请求参加新中国建设，经毛泽东提议，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他接到毛泽东的请柬。毛泽东和他谈天说地，为他点燃香烟。郑洞国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毛泽东答道：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194
一般来说，一个政党在执政前为了赢得执政地位，往往跟人民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一旦执政后，掌握了国家权力，拥有了更多的资源，也就容易滋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
邓小平比较早地发现了这个问题。1956年，中共召开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195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从国际上看，一些执政党由于脱离了人民群众，最终丧失了执政地位。2002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曾庆红在一次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苏共解散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在列举了这组数据之后，他十分感慨地说：“难怪苏联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未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196
这些年党群干群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办公条件越来越好了，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了；高速公路越修越多了，干部和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通讯水平越来越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却越来越少了。”这是在老百姓中流传的顺口溜，反映了我党作为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存在值得警惕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于人民。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最根本的考验。197为此，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作风建设的重点。“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产生19天后，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改进调查研究到精简会议，从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到规范出访活动，从改进警卫工作到改进新闻报道，从严格文稿发表到厉行勤俭节约，八项规定涉及方方面面，规定详细具体，令人耳目一新、清风扑面。
2012年12月7日，有记者和市民发现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现身广东深圳，这是习近平履新后首次离京视察。在深圳行程150多公里，沿途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毯，与群众相伴而行。一些市民用手机拍摄现场照片并发布到互联网，引来无数的赞扬和期待。很多网友评论说，不封路、不清场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植根群众，造福百姓，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得到较好发扬，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得到纠正；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坏，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1981958年1月，毛泽东到南宁，并于1月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会议上，毛泽东对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大为赞赏。1月15日，他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
次日，毛泽东再次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随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分别作了检讨。
38年之后，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高层领导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