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我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消费市场。汽车、家用电器等家庭耐用消费品销售量已居世界首位，但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增长潜力仍很巨大。住房和服务性消费水平也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也将大幅提升。消费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条件。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将形成新的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一亩地在城市的产值远高出农村。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内需市场继续扩大，生产效率将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近7亿城镇人口中有2亿多进城农业转移人口还没有“市民化”。据测算，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拉动投资40万元以上，每年消费需求将增加1万多元。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而且具有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在过去100多年，人均收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3%左右。
但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在追赶的过程中利用后发优势，可以达到8%、9%。
据他判断，中国还有20年的经济保持8%增长的潜力。
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2005年，美国资深商业记者萨拉做了一次“试验”，她家从元旦开始进行历时一年的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没想到，这一决定彻底打乱了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言，离开“中国制造”意味着失去绝大部分物美价廉的玩具、五金、鞋子和太阳镜，甚至连生日蜡烛都成了问题。
一年下来，萨拉一家人筋疲力尽。萨拉把这段经历发表在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上，引起世界对“中国制造”的热议。155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让“中国制造”遍布全球，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源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利用丰富而且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消耗大量相对低廉的资源，生产出低价、竞争性强的产品。
然而，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和我国自身情况的变化，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低成本优势逐渐削弱。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我国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是在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国际资本逐利而动，将逐步转移至印度、印尼、越南等拥有更为廉价劳动力的新兴市场国家，这将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和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受国家管制，资源价格严重偏低，地价、水价、电价等都很低。中国的燃油消费税是美国的1/10，是欧洲的3%到5%。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低，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价格没有反映资源成本。如果提高资源产品价格，成本就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特别是出口的竞争力就会受影响。10多年来，中国能源消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多年居高不下。能源价格的严重偏低使中国能源消耗急剧增长，其直接结果是：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日益枯竭，以低资源价格来维持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模式显然难以为继。一方面，随着资源大量消耗，剩下的资源越来越少，价格也势必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我国大量进口原油也推高了国际市场油价。因此，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低资源成本优势将逐渐弱化。
因此，如何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成为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培育自主品牌是塑造新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不仅制造中国产品，更要创造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的有质量、有效益、安全可靠的品牌。为此我们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重要产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依靠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同时，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巨大的优势，继续搞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视走集成创新的新路子。抓住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新机遇，通过企业并购、技术合作、建立海外研发机构、吸纳各类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广泛而多渠道地吸收全球创新资源和最新成果，用于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
社会要健康发展、经济要持续增长，不但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近10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一路走高至2008年的0.491，然后逐步回落至2012年的0.474。156基尼系数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基尼系数在0.3至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相差悬殊。我国当前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当前我国居民贫富差距较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居民收入年均增幅7.4%，落后于同期GDP高达9.8%的增幅，直接造成内需不足，消费不振。
201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际经验，这一发展阶段可能遇到一个重大风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未来10到20年是我国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人均GDP1.2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
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拉美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能为经济增长持续提供动力，从而使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大批贫民收入水平低下，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农村失去土地，在城市成为边缘人群，进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秩序恶化、政局持续动荡。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体制紧密相联，需要标本兼治。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思路，就是采取“提低、扩中、控高”的办法，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广大居民的购买力。从根本上看，这需要深化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消除导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和经济结构问题，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目标：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2013年初，影响较大的生态环境事件连续发生，境内外媒体惊呼中国已进入全面生态危机的境地：连日的雾霾天气给中国中东部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北京城区PM2.5值甚至一度逼近1000，空气污染程度达到“危险”的水平，引发了包括病患增加、交通受限、航班延误等连锁反应。媒体在山东潍坊调查发现，不少企业通过打井将企业污水排入井里，已形成一条颇具规模的打井排污地下产业链，地下水污染正从一般浅水层蔓延至150米以下的地下深水层。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凸显。
我国耕地、淡水、能源、铁矿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到1/3。水、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指数已居世界前列，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这就决定了必须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力争以较少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支撑和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157今后十几年、几十年，我们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始终面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容量限制这两大约束。如果继续沿袭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发展下去，资源难以为继，环境难以承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难以完成。
2007年11月，中共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强调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我国已经到了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需要把节约环保与调整产业结构、污染防治与企业节约增效、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与扩大内需、生态保护与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要用新思路新举措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注重末端治理”的路子。这条老路在中国走不通，也走不起。比如，一些地方就环保论环保，就污染谈污染，甚至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付出过大的环境代价。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深刻揭示。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158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停留在口号上，不能搞一阵停一阵，必须依靠制度，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发展制度体系。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