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靡费多而成船少，奏请福建、上海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二是福建、上海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使用，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福建、上海各厂每天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坐以待毙，所有轮船也必将因为没有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捂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可输送军火。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之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余洋务企业，如电报局、唐胥铁路、开平矿务局等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参与。其后，为了适应洋务运动的发展，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李鸿章创办新式学堂。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并上奏在天津设水师、武备、管轮、电报、医学诸学堂，海陆军又各自立学堂。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李鸿章还主张向外国派遣留学生。
李鸿章洋务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是训练创建新式军队、筹办海防。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由安庆到达上海，盛赞英、法军队“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表示要及时“资取洋人长技”，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他利用上海的有利条件和充足饷源，大力购买洋枪洋炮，雇佣洋人教习，极力扩充军队。除此以外，整顿海防、筹建新式军队，是洋务事业的又一个重要措施，也是李鸿章对近代军事的一大建树——把海防提到战略位置，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李鸿章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关注了海防问题。他虽然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关注并提出海防思想的人，但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出海防比陆防重要、应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加强海防的主张，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使清政府认识到日本将“为永久大患”。洋务派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是“海防议”最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海防近代化枪炮武器外，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清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些建议，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这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19世纪70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
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8月23日，中国南洋舰队在福建海面的马江，与海军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海军船队进行作战，在短短的40分钟内，南洋舰队就被击沉。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清政府，建设一支海军的想法再次被提出，而且，这次是全国上下，朝廷各派别意见是出奇的一致。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短短的3年内，李鸿章就把海军建立起来，而且成为世界海军强国。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它从创办到1895年全军覆没，一直归李鸿章管辖，是李鸿章经营最久、付出最多、也最为得意的一项重要洋务事业。北洋海军于1888年建立起来，共有军舰25艘。而且这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海军甫一诞生，就是亚洲海军第一，世界海军第七。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是中国第一个海军条令，规定很具体。有些规定到今天还在发挥效用。比如，海军舰艇官兵不得到岸上住宿，只能在舰艇上居住。这些章程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海军与陆军不一样，几乎从其成立那天起，海军的技术成分就高于陆军。在陆军，即使你目不识丁，也并不影响你晋升。但在海军不行。北洋海军的军官分为战官和艺官，相当于指挥军官和技术军官。《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无论是战官和艺官，都必须从正规的军校毕业，也就是水师学堂毕业，经过专业学习与训练才能担任，不经军事院校培训，就不能任军官。这在中国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这项规定明确堵塞了直接从行伍的士兵中提拔军官的道路，大大提高了军官的质量。这种情况只能在海军出现。北洋海军的士兵也是这样。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要求士兵必须会写自己的名字，粗通文字，懂得舰艇知识。因为，舰艇上专业技术兵多达几十种，如旗兵、舱兵、油兵、鱼雷兵、鱼雷匠、升火兵、电灯兵、锅炉兵、洋枪兵、油漆兵、帆兵、木匠、铁匠等等，这些士兵的专业技术工作都不是一般的农民所具备的。
李鸿章深知清朝军事制设和教育远远落后于西方，要开展近代化的军事改革，必须从人才的培养入手。清政府重视军事人才建设表现在：一是选送可塑之材出国学习。北洋海军绝大多数管带，也就是舰长，都有留学英国的经历；二是建立新式军校。1880年，李鸿章“参酌西国成规”，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培养炮船、快船和铁甲舰所需的技术人才。在当时，建立海军学校，即便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新事物。美国海军学院也不过成立于1884年。所以，李鸿章创设天津水师学堂，即中国近代海军学院，实在可以说得上是一件“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大事。此后，李鸿章在天津、威海卫等地还办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鱼雷学堂等一批新式军校。中国近代一些有名的人物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黎元洪等，都出自这些学堂。
（三）左宗棠——自力更生办洋务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左宗棠开始办洋务，是19世纪60年代中叶的事。但是，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就已经很注意了解“夷情”了。据他自己说：“自1839年（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左宗棠了解夷情是为了对付外国侵略者，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就针对“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的严重被动局面，积极主张中国应该制造轮船，筹建新式海防，以便“师其长以制之。”
在这个时期的洋务运动中，创办阻力最大、耗费最多、发展最艰辛、日后亏损最大、非议最多、夭折最早、历史评价却反而最高的军工厂，无疑是左宗棠竭力创建的福建船政局及其马尾船厂。1864年，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开始把他早年的主张付诸实施，积极筹备自造轮船。同年，左宗棠聘请曾在法国海军服役过的德克碑和日意格，与中国工匠一起在西湖试制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机动船，但航速很慢。1866年，左宗棠转战福建后刚一个月，便奏请在福州马尾创建福州船政局和马尾船厂。他认为：“要杜绝海患，欲防海之，非整顿水师不可；要想整顿水师，必须设局监造轮船。”得到慈禧太后批准之后，左宗棠仍聘请德克碑和日意格负责技术和机器设备采购，并要求派中国技师随同考察、学习。该局的创办经费为白银47万两，由福建海关税收款支付。第二年，左宗棠被调任甘陕总督，督师西北，平定叛乱。为确保船政事业不致夭折，他奏请朝廷重用林则徐女婿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并强调一定要把福州船政局和马尾船厂建造成中国人自己的船厂。
在左宗棠的坚决要求下，朝廷还把刁难船政局的继任闽浙总督吴棠调换。后来，担任福建税务司的法国人和法国驻福州领事也来干涉，甚至要求将船政局纳入海关，由法国人管理，都未能得逞。1869年1月10日，马尾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轮船、1370吨的“万年青”号下水，并由中国舵工和水手驾驶开往天津。抵达终点时，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前来观看，无不为之赞叹。左宗棠创办马尾船厂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认为中国的海防太落后，旧式的海船根本无法与西方列强的火轮船相匹敌。他不甘落后，主张学习西方，迎头赶上，彻底改变海防面貌。他针对当时一些人只知雇募洋船、不敢自造的错误做法，坚决主张自己动手，“设局制造”，认为“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无穷之利也”，表示“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他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外国购置机器、轮机，配成大小轮船各一艘，然后让中国工匠学造，“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人才，他在设立马尾船厂的同时，还开办学堂，延聘西洋技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和各种专门技术；凡精通业务，能够驾驶轮船的优秀学员，不论弁兵各色人等，一律破格录用。左宗棠还援引西洋各国与俄罗斯、美利坚“互相师法，制作日精”的先例，满怀信心地断言，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仿制轮船，要不了几年功夫，一定能够推陈出新，后来居上。他曾设想以五年时间制造轮船十余艘，布置沿海，保卫国防，与西方列强争雄海上；然后进一步添置机器，触类旁通，发展各种军用和民用工业，如制造枪炮、铸钱、治水等等。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等以国际环境已经和平、船政局耗资巨大等等理由，奏请停办。在左宗棠、沈葆桢等的强烈坚持下，船政局未被撤销。
1867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任陕甘总督期间，对洋务运动仍然抓得很紧。1869年，左宗棠创办西安机器局，不久随西征军迁往兰州，1871年，改为兰州机器局，自造枪炮等新式武器。兰州机器局保证了西征军的军火供应。又因西北盛产羊毛，1880年，左宗棠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从德国购置机器，延聘德国匠师，约定任期，把全部技术传授给中国学徒。他对兰州机器织呢局抱有很大希望。曾表示：“今日学徒，皆异日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道）婆以卉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此外，他还鉴于西北地区旱灾频仍、水利不修的严重情况，多次托人在上海购置西洋开河、凿井等新式机器，运到甘肃，以发展甘肃的农田水利事业。他深信：“此种机器流传中土必大有裨益，与织呢、织布火机，同一利民实政也。”值得注意的是，对民用工业，左宗棠还提出了官办不如民办、“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主张。他说：“若由官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作为洋务派的头面人物之一，左宗棠办洋务，虽然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其侧重点显然是为了反抗外国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除曾、左、李外，张之洞也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被清政府任命为两广总督，张之洞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也因此名声大振。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
在洋务实践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洋务派经营的这些近代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