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暴力化的另一个主要机制是公权力的工具化。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为社会提供经济发展、福利保障、教育医疗、公共安全、基础设施、行政监督、经济秩序和公平正义等各种公共品的国家职能部门，在扭曲的激励机制和整个社会生态的作用下，很多都偏离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成为部门掌权者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任何国家权力，无论是对暴力还是暴利的控制，虽然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器，但反过来也可以成为寻租和暴力的工具。现在许多地方闹得沸沸扬扬的拆迁纠纷，就属于这个类别。普通居民对自家房屋拆迁的态度，由于自身经济条件和价值偏好的差异，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但行政当局的考虑只是整齐划一的城市扩建翻新。这种情形本来应该通过公平协商的形式最大限度地保全双方利益，最后却常常变成一种全部由行政力量主导的单方面强制行为，更有甚者，许多地方的拆迁更以暴力掠夺的形式上演。久而久之，这必然激起利益受损一方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一旦根深蒂固，就会埋下暴力的种子。
维护公平正义的公权力一旦失去规制，本来就存在于转型社会的各种“社会病”也就必然日趋严重。现在中国社会弥漫的浮躁心态、投机主义、暴力倾向、依附权贵、虚无主义等社会取向和各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源头正是权力偏离了公平正义，导致国家和社会规制能力的双重减弱。在极端的情况下，公权力的暴力还会引发个人直接针对公权力的暴力寻仇。在“躲猫猫”、“喝水死”、“自焚抗拆”和袭击警察、法官的事件之间，看似毫不相关，但实际上两种暴力行为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些社会成员把那些对公权力实施暴力的犯人视为英雄，可见社会和公权力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和矛盾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
此外，十多年来中国狂飙式的经济增长，加上最近30年来的社会大变迁，在造成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整个民族主流价值的弱化和精神层面的混乱。最近20年来，中国人一直遵循一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对于发展有效的就是好的。从官方到民间，都缺乏一个强有力、能够指导行动的主流价值观。市场化改革培养了物质主义的一代，但当对物质主义具有高度认同感的年轻一代的物质需求得不到基本满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是可想而知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问是非，只问效果、“潜规则”横行的状态，“自我中心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时代强大的思想潜流。这种状态可以说为暴力滋长提供了一个主观大环境。这种大环境一旦形成，就绝非少数个人的道德榜样，甚至大规模的道德宣传运动所能逆转。
有人说当前中国暴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宗教，应该利用宗教的价值观来制止暴力，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唯效果是问”的宗教工具化的表现。就拿校园惨案为例，施暴者实际上已经泯灭了一切基本的道德，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弃之如敝屣，又如何能够通过一种宗教来拯救？虽然中国现在到处是自发的宗教复兴趋势，但宗教复兴和暴力增长是同时进行的两个社会过程，因为两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个体和社会面对压力和失序的自发“对抗”机制（虽然就其功能而言，宗教价值观可以克服对人对己的“暴力”倾向）。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近十年前，中国社会抑制暴力行为的自发机制，就是源于人们对共同体生活的一些基本道德准则，例如在与人交往时，要求将心比心，要讲“情理”，要“有所不为”，要有“不忍之心”，不能为了一己之私为所欲为。但十多年来一直紧紧围绕着经济增长的GDP主义，早已将个体与集体割裂开来，将个人“原子化”为只有数量而没有本质差别的“劳动力”，以求最大程度地让个人发挥其经济价值；与此同时，却没有找到重构社会的办法，将原子化的个人重新变成完全的“社会人”。富士康的困局即在于此：以最大化劳动力效用为本的“功能完备”的工人社区，终究只能成为“宿舍”而不是“社区”。据说富士康企业正考虑把所谓“社会服务”职能还给城市，可是中国城市的社会整合能力，终究受到各种看不见的“社会墙”的限制——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背景的人，享受着完全不同的“公民”权，处于天差地别的生存状态，不同社会群体间充斥着不信任甚至潜藏着仇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在社会高度分化和信任普遍缺乏的今天，重构“主流”价值和基本的道德共识，这个关乎社会整合大局的重大问题，自然摆在全社会的面前了。
更使人忧虑的是，那些已经浮出水面的暴力事件，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从互联网上的言论反应看来，“仇富”、“仇官”、“仇社会”以及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这类趋势都已经比几年前更加严峻。在袭击警察法官的事件过后，被害的警察法官得不到社会同情，行凶者反而被许多人看作是正义的化身。“杀贪官”成为一个最具时代性的网络情绪标签。诸如此类令人忧虑的趋势可能并不能完全以“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来理解。当前社会信任的解体和暴力蔓延的趋势，更应该放到中国现当代历史和社会心理框架中加以理解。
普通中国人并非天生憎恨官员和富人；相反，普通中国人敬畏权力，向往富裕，为此也完全能接受权力和财富不均匀的分配。“父母官”、“致富光荣”这些十几年前还耳熟能详的词汇，都反映了一种常态下的社会文化心态。问题是当代人对于“钱”、“权”的社会期望与社会现实之间，逐渐形成了巨大的鸿沟。无论是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50后”和“60后”，还是成长于改革初期的“70后”和一部分“80后”，每一代人大多都发现自身早期熟悉和认同的一套公平正义的标准在被现实不断“更新”中，而自身（以及对于子女）改变命运、开创事业和幸福生活的理想，也在现实中渐行渐远。相反，“钱”和“权”却可以不断改变规则，畅行无碍，并且已经开始将权力和财富向下一代传承。本来应该有责任引导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的“领路人”和“先行者”，现在被社会广泛视为是相对剥夺感的源头。
2．重建国家和人民的直接联系
不过，从经济和政治精英的角度来看，他们也的确有自己的苦衷。在他们看来，通过设计和灵活运用“规则”增加国家财富和推动经济发展，本身又有什么问题？难道经济增长不是让大多数人在绝对意义上获利？可是，精英、中层阶级和社会底层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之间常常相互隔膜。一方面，生活在政治和经济“城堡”之内的精英与生活在赤裸裸市场经济里的普通人已经完全隔绝，前者根本不能体会到底层生存的切肤之痛。与普通中国人相比，国家和企业管理者生活在一个充满“经济数字”和语言符号的美丽世界。很多人可能难以想到，决策当局的一念之差，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可能会被层层放大，导致社会中下层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另一方面，十几年来的经济模式毕竟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并非某个个人或者群体所能左右。尤其是当精英被自然定义为“受益者”的时候，面对很大程度上属于“体制外”的社会问题，体制内的改革动力自然也就有捉襟见肘之忧。社会实体暴力的蔓延和与其相应的网络空间中的“暴力言论”，都说明体制本身的纠错机制已经失效。如何沟通体制内外，推倒形形色色的“社会墙”，将极端的暴力行为与言论化作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的渐进改革动力，从总体上进一步协调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避免暴力积累导致的总体社会危机，将是中国今后改革的重大课题。作为掌舵中国发展方向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已经难以坐视形势继续恶化。
“发展”和“稳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是国家之大计，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但最近十年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些细微的变化。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是对“社会稳定”这一问题复杂性的最新注脚。如果说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贫穷落后、教育医疗投入不足等问题，还可以分别通过调整分配、加强环保、扶贫助困和加强社会政策等方法来治理，那么“暴力化”作为一个社会深层次问题，治理起来就困难得多。只是通过“以暴制暴”来威慑暴力，就算是应付亡命之徒的困兽之斗都很困难。因为个体随机的攻击，可以随时随地地发生，往往防不胜防，而且对于一个连身家性命都不要的人，除了发明一些更严酷的刑罚之外，大概是很难用一般的武力来威慑的。至于自杀和自残的行为，以及更多潜在的暴力倾向，不仅比犯罪行为更难以觉察和提防，导致其发生的深远社会原因更是难以根治。
社会暴力的泛滥和公平正义的缺位，既是我们这个时代影响稳定的两个相关的重大问题，也是难以治愈的体系痼疾。作为“发展”带来的“稳定”问题，这两个问题已经完全不能像其他“稳定”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发展”直接（积累财富）或间接地（政府用钱）解决甚至改善了。暴力现象的剧增，不能不说是对我们的社会政策以致整个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虽然社会暴力有复杂深远的系统性根源，但直接导致社会公平底线失守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保护性、矫正性社会政策的缺位。国家退出社会领域的同时，却没有及时找到系统性重建社会的办法。笔者认为，积极推行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以及针对社会底层的生活、教育和就业保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国有部门改革和国家金融财政制度建设，中国的财政能力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财政收入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前列。如果考虑国有垄断企业没有上缴的利润，中国其实完全有能力在下两个五年计划之内，大规模地重建以国家为主体的、覆盖全社会的福利和保障体系，并进一步将在城市初具规模的社会保险体系全面覆盖到农村和农民工。与此同时，要切实保证钱真正用在社会工程上。这就需要配套社会政策改革的行政和管理制度改革。为此，中央政府应当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监督，充分利用媒体，让官方媒体成为社会理性声音的聚合器。同时通过有效的行政改革，约束和削弱地方和部门在社会领域的特权、行政干预和寻租能力，在建设平等的“公民权”的旗帜下重建国家和人民的直接联系。
30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没有“改革”的“发展”，必然是极不均衡的、自我击败式（Self-Defeat）的发展。从当下来看，通过社会改革及其配套的体制改革促发展，是中国逐步解决当前社会问题魔咒的唯一方案。而社会暴力的滋生，则应该成为社会改革全面展开和深化的动力。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
作者：郑永年、黄彦杰，2010年第4期）
七、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非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还是在18世纪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还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
对社会信任的缺失，中国人自己当然也处处感受到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上的欺诈和信用缺失等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刻。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其实，任何对明清以降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如果我们愿意再度重温这些熟悉的经典，那就一定会惊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不论这种不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还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公平地说，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和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没有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那些时代有比现在更成熟的信任机制，而是因为在那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变局不可能没有延续的一面，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社会的许多机制，其中也包括“信任”生成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明显是和时代发展脱节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个是作为现代转型期普遍现象的社会信任体制尚未健全，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特点所造成的社会不信任。分析这后一方面的社会信任问题，就要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历史轨迹，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起源
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的“家国”体制中之所以没有被“问题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空间，其实并没有超越传统大家庭、宗族和邻里社会的狭小范围。信任建立在简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即家族和共同体生活中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社会心理状态。用比较学术的语言说，就是信息的对称性和行为的高度可预见性。一般而言，只要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状态的农业经济基础没有破坏，传统社会一般家庭和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即使一度被认为是深刻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国家权力没有过分进入农村的常态下，其实也很少产生不可调和的信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