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改革本身就是分权过程，国家向社会分权，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会不会存在悖论，一方面改革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另一方面又在分权，这个悖论如何突破？
郑永年：国家制度建设并不是说要完全依赖中央政府。中国可以说存在两种分权，即向地方分权和向社会分权。1994年以后中央把财权集中了起来，但没有把事权集中起来，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这样会导致地方政府动力不足。所以我认为，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的重大制度建设，一定要中央出钱来做。如果中央不愿意做，那就应该把财权和事权都下放到地方去做。但只向地方分权也存在着问题，那就是地方权力过大会出现“土皇帝”。向社会分权比向地方政府分权更有效果，可以预防地方专制，让社会监督地方政府。从前我们讲中央向地方分权讲多了，而讲向社会分权讲得少。
向社会分权事实上对中央是有利的，它能够巩固中央权力。过分向地方政府分权反而会弱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向社会分权，有利于中央借助社会力量推动社会改革。很多人担心推动社会力量会导致更多社会抗议，但我们应该转变观念，社会抗议是正常现象，任何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会出现社会力量的自我保护运动。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崛起，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是民主政权还是威权政权都不会有改革动力。尤其是中国这个社会，我把其称为危机驱动型社会。中国强调政策的延续性，那么政策如何调整呢？危机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现在社会分化比较严重，政府如果能整合好社会力量解决这个问题，会树立很大的威信。
7．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主体
张：您写过一篇《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的主体》的文章，能具体解释一下您的观点吗？
郑永年：发展需要领导者，需要推动者，必须有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的主体。中国从清朝末年就一直在寻找新的国家组织形式，新的国家组织形式最重要的是谁来组织这个国家。孙中山领导革命就是要建立新国家，他首先想学西方。近代以来，西化一直非常热。但孙中山失败了，学习西方政党政治并不能组织和产生一个新国家。所以，在孙中山后期，他就开始转向学苏联模式，发现列宁主义政党对组织国家非常有效。这说明在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就试图转向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产物。共产党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是经过很长时间历史积累的结果。这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人为的选择、是错误的选择，这是历史的选择，所以我们总是谈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最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西方发展大多是市场主导，但亚洲很多国家发展是国家甚至是政党主导。不仅是亚洲，墨西哥也是如此。可以说对后发国家而言，发展需要主体。政党成为发展的主体，因为政党是很有效的组织力量。政党有多种组织方式，西方是选举型政党，因为它们的政党不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政党对发展没有什么责任。再说，西方的高速发展已经是过去式，现在它们需要的是治理，需要维持社会原有的东西。西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它们的发展不需要政党推动。但后发国家的发展需要国家来推动，国家的组织力量就是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西方模式的政党不能把中国组织起来，所以就由共产党组织。今天依然如此。中国革命的组织者是共产党，发展的组织者同样是共产党。中国以后的改革如何保证有序进行，仍然需要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和推动者。如果共产党不能成为改革主体的话，其他社会力量就会起来推动改革。如果社会力量没有政党来有效调节的话，光是依靠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运动会出现很大的麻烦。
8．平衡好亲商与亲民
张：您强调社会改革要依靠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本身的意识形态分歧很多，您认为社会力量的加强，会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吗？
郑永年：不会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盛行的主义很多，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生存下来，而其他主义都被历史淘汰了呢？因为很多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比如无政府主义，它一度很流行，但由于它只处于理论和理想层面，跟实际完全脱离，自然就被淘汰。再比如自由主义，它对解决当时中国的危机有一定相关性，但它拒绝本土化。中国的自由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拒绝本土化，还是用基于西方经验的理念批评中国。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之所以会成功，第一是因为它适合中国的土壤，第二是因为它进行了本土化。本土化很重要。
另外，主义的承担主体是谁，它代表谁的利益也很重要。在这些方面，共产党做得都很成功。首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主义也本土化，再者它代表了最广大工农的利益。所以历史选择共产党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不是偶然的。共产党之所以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它选择了社会主义。如果共产党选择无政府主义，它就肯定失败了。社会主义是非常适合中国的主义，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本身就有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它突现出来。
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延续性，一个国家的传统对它发展模式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未来的改革无论是社会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仍然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自古就强调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以资为本。资本本来是个工具，但现在资本不服务于人，而人服务于资本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讲平等、公正，这很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本身是普世价值，任何国家都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只是它不叫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罢了。因为任何社会要想持续发展，在亲民和亲商之间都要有一个平衡。不亲商就得不到发展，但亲商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还是要亲民。如果一味地亲商，社会就会失去稳定。这其中，政府的准确定位是关键。
张：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不是就要处理好“亲商”与“亲民”的平衡关系？
郑永年：是的，政府一定要在亲民和亲商之间保持平衡。作为利益调停者，如果政府过于亲商，社会就很不稳定，即使表面发展，实际也会危机四伏。社会是必须被保护的。如果政府不去保护社会，社会就会自我保护，那就是革命。现在强调社会改革，就是要保护社会。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占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引进来以后破坏了社会，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解体。现在社会道德沦丧，就是资本太盛的缘故。资本就是要破坏一切社会道德，肆无忌惮地追求利益。马克思说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货币化，所以才需要政府去抑制资本的消极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政府一定要准确定位。改革前30年是亲商，未来的社会改革就是要亲民。亲民并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平衡资本，因为如果按照资本逻辑走下去对资本本身也不利，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典型。资本本身不考虑社会利益，发展到一定程度自身就很难维持下去。所以政府如果选择亲商是短视的行为，应该作的选择是在两者间保持平衡。欧洲之所以能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就是权力与民结合的结果。现在中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作政策调整，但成果不明显，主要就是阻碍太大。克服阻力，政府一定要坚决！国民党就是因为和资本结合太紧密，丢了政权。
现在的中国，民的力量在壮大，共产党要采取办法领导民的力量，不能压制民的力量，一定要有强烈的意志去进行社会改革，利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改革是头等大事。社会改革已经是不能不做的事情。中国体制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如果中央想做一件事就一定能做成，这就是举国体制。关键就是决心问题。社会危机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在这方面，媒体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不能一味地和资本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要培养国家知识分子，就是能为百姓代言的知识分子，这是共产党的长远利益所在。现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成了利益知识分子，都是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的人。知识分子为谁服务非常重要，如果利益知识分子占多数，这对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本文发表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记者：张飞岸，2009年第1期）
四、中国改革路线之变
郑永年，浙江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著有《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等。
在本刊专访中，郑永年教授着重阐述了2007年改革模式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改革“话语”。这一改革话语的变化正在慢慢成型，目前已经包括人本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社会民主、社会赋权、选择集权、社会改革、服务型政府等诸多丰富的内容。
1．十七大是个新起点
《南风窗》：2007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莫过于执政党的十七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向来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十七大召开前后，舆论纷纷将其视为解读重点。在您看来，如果将十七大视为新起点，它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预示了什么样的方向？
郑永年：政治体制历来是人们关切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等主政时也把政治改革提到很高的议程。当时认为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很难深入；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很难保证。当时的政治改革有两个重要点。一是要以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二是要以政治改革来保证改革成果，这里的政治改革指的是制度化。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这么强调法制化建设。198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也在一直强调政治改革。
20世纪90年代政府的重点为经济改革。尽管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代价也是很大的，包括环境恶化、收入差异过大、社会道德衰落和官员腐败，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变得不可持续，社会稳定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些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因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七大就有分水岭的意义。分水岭并不是说十七大所提倡的改革和以往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十七大确定了新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和以往的模式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个继续。但是十七大还提出了和谐社会，这是个转变点。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继续的经济改革来取得，没有继续的发展，总体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停滞不前，说不定还会退回到贫穷社会主义。所以十七大提出发展还是第一要务。
但是过去的发展证明，发展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会深化甚至恶化问题。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发展，十七大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一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其核心必须是和谐社会。发展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手段，是达到社会和谐的手段。和谐表现在各个方面，但从社会层面来说，和谐意味着社会公平和正义。在这方面，十七大有很好的论述。
社会公平和正义被提到这么高的程度，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从前强调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效率，公平居于次要地位，并且似乎经济改革和社会公平是两个不同的、可以加以分开的过程。就是说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这种认识显然并不确切。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为了解决收入差异过大的问题已经作了那么多的努力，但为什么效果并不理想呢？很多年来，政府的税收增加是世界上最快的，政府的政策也是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的。照理说，收入差异就应当减小。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收入差异实际上随着政府税收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情况很难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可以对这种情况给以很好的解释。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的一次分配出了严重问题。如果一次分配出了问题，那么政府所从事的二次分配再怎么努力也会无济于事。所以，要纠正社会不公平的情况，就要从一次分配入手，就是说要从经济结构层面入手。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民生经济的结构，那么民生经济就很难实现。十七大从理论上纠正了这个错误认识，强调追求效率的过程本身就应当兼顾公平。这个理论论述对今后的改革会有很重大的指导意义。
十七大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把建设和谐社会和政治改革联系起来。这次大会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提高到非常高的程度。这不是因为胡锦涛总书记的政治报告使用民主一词达60多次，而是因为政治报告不仅把民主政治置于政治改革的核心，更是因为找到了一条我本人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改革道路。
我以为，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到的民主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即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其中报告明确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而宪政民主则表达于报告对法治和法律至高无上性的强调。党内民主对党内来说是一种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权力产生和行使方式。人民民主有多种形式，主要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因此人民民主也可以称为社会民主。而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或者是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都必须在一个法治和法律的构架中，这就是宪政民主的内容。无论是执政党本身还是其他社会行动者，都必须在宪政的构架内行使自身的权利和权力。
这个民主政治论述主要是回答了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怎样才能实现民主的问题。
2．实际上的行为联邦制
《南风窗》：不过，海内外期望中国政治改革迅速走向西方选举民主的人们，显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而且，执政党也已一再表示，中国不会照搬西方的民主方式。
郑永年：在海内外，人们一般简单地把民主政治理解为自上而下的选举和多党制。这只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简单概括，是对发展结果的概括，而不是对民主发展过程的总结，更不能说明民主发展的多种途径和民主政治的多样性的可能性。自上而下的选举是社会民主的重要一部分，但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现代国家制度之上。我曾经论述过，以民主政治为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可以分为三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