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中国有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呢？政党算一个，军队算一个；法治比较弱，概念都有了，但执法不行；基本的经济制度有一点了，但是改进的空间很大；社会制度刚刚开始。执政党仍然要承担建设这些制度的责任。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没有一个力量可以代替。现在大家都说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这当然很重要。在改革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力量很重要。但市民力量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主体，而只是起到督促和监督政府、给政府产生压力的作用。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我一直强调，在世界历史上看一看，大部分成功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像德国最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有改善，这不需要回避。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出发，我可以这么比较有信心地说。
3．执政党在改革中的重要责任
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革，就要有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记：经济改革的成就获得全世界公认后，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或者反过来问，如何给出一个理由，击退那种拒绝改革的声音？
郑：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我想谁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怎样改革，这才是关键。好多人只谈重要性，谈抽象的政治改革，我觉得已经不够了，关键是怎样定义政治改革。谈论政治改革，世界上不仅是中国这一家，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越南共产党也进行政治改革，古巴也在谈论改革；前东欧共产主义转型国家在谈政治改革，西方民主国家也在谈政治改革，日本也在谈论政治改革，但是每一个国家政治改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定义权，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做。
中国谈论政治改革，迄今为止谈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谈得非常明确。
领导制度的改革是要强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领导作用要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我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影响比较深，他提出政治就是要讲领导权的问题，领导权不是为了领导而领导，领导权是要做事情的——建设国家啊，推进改革啊，这些都是领导权的内容。就是说，你要确立一个领导权，但领导权并不是为了维护你自己领导者的利益，而是要为整体社会做事情。如果讲中国政治改革的话，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要确立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去领导改革。这和执政党自己的定位有关系，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革，就要有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实际上，中国这十多年来应当说改革议程还是明确的，没人说不改革，但是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所期望的程度已经相差很大了。甚至说，大家每天都在谈论改革，但没有很多实质性的动作，中国社会已经得了“改革疲乏症”，久而久之，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改了。以前邓小平改革是很有力度的，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就动员改革的力量，来达成这个目标。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尤其是南方谈话之后更是这样。现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八九十年代做了很多的事情，无论从政策方面，还是体制方面，但是最近几年大家都意识到，变化少了，尤其是体制上的变化比较少。
记：但是改革的空间还是存在的，而且并不小。
郑：当然。我们强调改革，往往都是很大的、很宏观的那种，其实好多细节非常非常重要，要一步步往前走，必须注意和重视改革的细节。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党政关系，党政关系的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的政党只是选举党。中国就党政关系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党政分工、分开，也做过一些试点，并不是很成功。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很多年的努力，希望从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担负着一种“行政党”的职责，政党亲自抓行政事务。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政治事务谁负责呢？政治事务就荒凉了。执政党是要抓领导权的，但是现在执政党在抓行政权。这方面怎么来改革，我觉得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责任制。从人类政治史发展来看，无论是民主社会、非民主社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要确定一个政治责任制的问题。很多人意识到政治责任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党内民主。哪怕不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只要党内票决民主一做的话，很多的变化因素就都出来了，政治责任也会明确起来。
这是党的这一块。政府和人民之间也是有空间可以做的。人大、政协广义上说就是中国的代表机构，相关制度需要改进。怎么样建立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让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呢？这些都是制度建设应该考虑的。
另外，司法过于政治化，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现在很多的毛病都是出于此。如果有权有势的人，可以通过权力或者钱把司法政治化，老百姓也可以这么做。中国当前的局面是，不仅当官的、有钱人逃避司法程序，老百姓也想逃避，老百姓不服，我抗议、游行、自杀，他们也不服司法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既然按马克思的说法，法律就是政治意志的体现，那么执政党可以主导立法、控制立法。但是一旦法律产生了以后，政治就要休止了，就要通过专业的司法人员进行司法，保证这个程序。因为司法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可以再政治化。这一块中国也有很大的空间。
记：现在有一种声音，强调民主的细节。你对此有何分析？
郑：民主当然也要有细节的考量。我是指合法性的问题。在农村我看到很多情况，村委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不是，村委会的合法性就比党支部高。我们设想，如果乡长、乡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县长、县委不是，这个县长、县委就很难有合法性。选举民主，中国叫票决民主。十七大提得很好，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非常符合中国特点，先要党内民主，再做人民民主，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内的票决民主应当早于政府的票决民主，否则党政冲突一下子就会爆发出来。同时，中央的民主要先于地方的民主。这样的程序才符合民主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逻辑。在中国，在考量民主化的时候，尤其要把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考虑进去。
现在大家都在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自下而上，第一，会产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干吗要听你的，干吗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会产生制度的分化。因为如果制度建设都在地方进行，那么就会产生国家制度多样性的问题，各地方就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样，以后国家在制度层面怎么整合？中国的司法现在本身就是非常地方化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民主因素的话，就更地方化了。过度地方化以后，国家的制度建设怎么做？按照政治学上国家制度的逻辑，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没有一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种压力和推动力，不是建立制度的过程。
4．改革的技术与策略
被社会推着走是很危险的，反应式的救火，那么大的国家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
记：你曾经描述过，目前中国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表现出与既得利益的对立。我们的观察是，这种对立越来越呈现为行动上的对抗，以及心理和情绪上的“戾气”。所以很多人高度关注改革中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些？
郑：中国改革有很多的政治空间，可以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光有统治权、行政权，缺乏领导权的话，事情就不好办。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怎么来？这就要领导改革，把改革事业推向前进，这是现在最大的、最重要的领导权资源。葛兰西说过，一个政党要行使它的领导权，必须要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代表其他各个社会群体、阶层、阶级的利益。
这就意味着，执政党要有克服这个困难的机制。比如，党必须是开放的，党不可以被既得利益所利用，党要超越既得利益——党当然有它的利益，没有利益不能成为一个组织，但它本身不可以成为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是封闭的、不开放的。所以党本身要开放，通过开放掌握领导权。
怎么样超越既得利益呢？这是改革的技术问题和策略问题。邓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碍的话，就在外面培养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从而推进改革。当前中国改革的形势，比起邓小平时代，很多方面的条件都好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既得利益也是很强大的，甚至比现在更强大，包括思想上、体制上、财力上，有着一大堆阻力，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强调思想解放。现在各方面的准备更充分了，社会力量变强，要求改革的声音在，经济财力也在那里，改革的条件除了强人政治这一条，实际上要好很多。同时，党内民主完全可以实现领导核心的政治责任制。
所以执政党要看大局，要去领导，而不能被社会推着走，否则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时候不仅是推着走，甚至是救火式的，这里着火了，这里救一下；那里又着火了，又去那里救火，这是反应式的东西，根本说不上领导。那么大的国家，着火了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一定要通过掌握领导权，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控制、管理和解决社会问题。
记：怎么打破僵局呢？
郑：那就是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比如社会制度的建立，这比简单的“维稳”要好得多。不稳定是因为社会遭到破坏，没有稳定的基础了。“维稳”只是外用药，而社会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话，就能构成稳定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很和谐，让中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新加坡做到了保护社会，虽然上不封顶，但它保底，把社会保护机制建设好了——超过80%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租屋里面，教育是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也是有的。有了这些，中产阶级就得到了保护；有了这些，就没有绝对的穷人了。
而在中国，即使城市里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在提心吊胆，今天是中产阶级，一个政策一变，明天就变成贫穷阶层了。为什么强调保护社会的概念？你把社会破坏掉了，哪有稳定？“维稳”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社会，而不是破坏社会，“维稳”本身就是社会被破坏之后不得不做的政策，但这样一套政策出来之后又有可能加速破坏社会。并不是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就稳定，贫穷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也不稳定。通过保护社会达到稳定，这是各国一个比较普遍的成功经验。
再一个就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改革了老半天，结果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政府发现光靠行政压制是不行的，要改变它的结构，所以要进行体制改革。比如中央地方财税制度的改革。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的。现在很多事情做不好，就抱怨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出路在哪儿，这迫切需要考虑。中央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能做得成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很高，是不是相应的责任也要负担起来？或者不想负担责任，那是不是要让一部分钱重新回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生存，不靠房地产哪儿来的钱呢？这些体制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说到地方政府，还有一线政府的问题。中国也好，西方也好，一线政府是很重要的。所谓社会和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就落在一线政府。一线政府失效的话，这个社会怎么也不会稳定的。中国一线政府当下的处境，主要指县一级，首先从体制上就是被边缘化的。改革开放以后，行政层级其实增加了很多，层级增加就使一线政府被边缘化了，中央的一个政令，通过多少级政府才跑到一线，政令下不去嘛。边缘化之后，地方政府要做什么呢？那就只能是图利益了。
这些都是制度性的东西，比抽象的民主要重要得多得多。所以不要抽象地去谈政治改革，要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很多都是技术性的东西，并不是说做不了，而是要做到不要把技术性的制度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经过二十几年，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社会改革也需要二十来年，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如果能在今后的十年通过社会改革，建设好社会制度，中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而此后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础和保障了。
（本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
记者：徐百柯，2010年10月27日）
二、中国的转型与国家制度的构建
“这是世界上智力最强大的学者也勉为其难的一个研究对象”，中欧商学院的教授肖知兴在一篇谈论中国的文章中说。那时他刚刚读完《经济学人》杂志的新兴市场特辑，结果在这本受人尊敬的杂志中发现了一些让人瞠目的关于中国的错误（比如拼错了重庆的名字），以及对中国的管理经验表示出的冷漠，“中国公司不引人注目，名字都印错，更不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中国的管理经验。”
肖知兴教授从他专注的管理学角度注意到了世界对中国的陌生和莫衷一是。而在更大的范围内，何尝不是如此？人人都在谈论的那个“中国崛起”，就好像塞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笔下的戈多一样，存在于每个谈论者的口头，但是没有哪一个谈论者能够清楚地阐释出它究竟是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具体影响，以及它最后究竟是否能够如预期那样登场？
全世界最有智慧的头脑，在面对中国时似乎都一筹莫展。虽对它解释和阐释再度流行，但仍同样语焉不详，难以让人感到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