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加坡花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而社会经济的高发展水平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西方在进入大众民主之前，通过近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既是推动民主大众化的动力，也是大众民主所能生存的物质前提。但是，当西方式民主传播到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时，并没有能够推动接受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点并不在于做蛋糕，做大蛋糕，而在于分蛋糕，多分蛋糕。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而各种政治力量又想多分蛋糕，因此民主往往和暴力联系在一起。新加坡不一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民主的重点在于产生一个有效和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府，而政府的重点在于做蛋糕，并把蛋糕做大。这就是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政府通过发展（做蛋糕、把蛋糕做大）、让人民分享蛋糕，而获取人民的信任。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优质民主的关键。民主尽管表现为投票行为，但这种简单的投票行为背后则是民主的文化。例如，选举行为实际上体现出经济理性。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产阶级发展了，选民就不会因为一点点经济上的好处而出卖选票。新加坡选举的清廉（没有贿选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所不能比拟的，甚至超越西方民主，这和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有关联的。再如，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较高的教育素质。随着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民众的政治理性水平也会越来越高。理性的政治人物和理性的选民之间的理性互动是优质民主文化的体现。
其次是法治建设。我们前面强调过，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是众多现代国家制度中的一种。它很重要，但并不能取代其他国家制度。新加坡的优质民主所依赖的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有效政治秩序。而这个政治秩序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亨廷顿（SPHuntington）曾经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没有这个秩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新加坡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这样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并且能够和民主政治一并发展。这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在一些国家，有民主，但没有秩序，没有发展；在另一些国家，有建立在专制之上的政治秩序，也有发展，但没有民主；当然也有的国家只有专制，没有民主，也没有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国家要实现优质民主而避免劣质民主就必须把重点放在围绕民主制度本身的制度创新上。日本是这样，新加坡也是这样。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政治实践表明，民主制度并非完全要照搬西方，而创新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也是可能的。
这里举几个例子。例如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在很多国家，选举民主往往带来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和暴力，在西方也不例外。新加坡这个国家本来就是在严重的种族冲突中诞生的。建国之后，政治领袖设计了诸多制度来防止这种冲突，集选区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多种族国家，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国会上可能会是清一色的华人。为了培养种族和谐，新加坡政府规定各种族混合居住和互动，主要体现在政府的住房政策上。如果实行西方式的选举制度，能够让少数族群代表当选的条件就是让一个族群的人民集中居住在同一个选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容许各族群组织自己的政党，即以族群为基础的政党。但无论哪一种，都很容易导致族群冲突。而集选区就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族群在政府和政治过程中的代表性，从而防止了族群冲突，促进了种族和谐。
再次，新加坡政府对公民民主素质的培训。和很多西方民主不一样，新加坡实行强制性投票。如果仅仅从西方民主理论出发，强制性投票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但是，实践逻辑并不是这样。在西方国家，很多时候，投票率往往少于合格选民的50%，甚至更少。如果只有少数人投票，那么民主就变得毫无意义。合格选民必须有投票的义务。几乎所有西方民主理论都会同意，公民精神是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文化条件。但公民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从政治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新加坡的强制性投票制度就起到了这个关键作用。
也同样重要的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的议题设定。所有民主的关键一在于组织，二在于议题。有关议题就涉及一个言论自由问题。在西方，这是民主的关键。但是，西方并没有有效解决言论自由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有关种族、宗教的议题在选举过程中会不断浮上台面，候选人往往利用这些敏感的议题来争取选票，结果制造了无穷的冲突。
尽管一些民主国家因为以往痛苦的经验开始限制争论，即不能涉及政治上“不正确”的议题，但很多国家仍然面临这个问题。一些欧洲国家以确立“国民”话语权为借口，制定很多不利于少数族群的政策，名义上平等，实际上很不平等。西方无限制的言论自由更是时时刻刻在挑战宗教和种族的和谐。在新加坡，选举不能涉及敏感的话题，包括宗教、种族和语言等。很显然，这些敏感问题不是通过争论能够得到解决的。新加坡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通过协商，求得共识。每次选举，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要自觉地不去触动敏感话题。这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选举文化。
新加坡选举的稳定有序和各政党议题的设定有关。各政党不去涉及敏感话题，同时又认同所确立的国家制度，大家争论的焦点只局限于政策层面，而政策辩论的焦点又是如何做得更好。这使得选举成为整合社会的机制，而不是分化社会。在很多国家，每次选举，社会就要面临一次大的分裂，甚至冲突。而新加坡做到了利用民主整合社会。
对反对党来说，优质民主的前提就是履行忠诚的“反对党”任务，就是说，和执政党一样，反对党也认同这个国家，认同这个制度结构；进行政策争论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要使得国家更加美好。新加坡的反对党基本上也体现出这个特点。
从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稳定有序的民主化经验来看，在民主化问题上，中国必须注意到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民主化的限度，二是政治改革的阶段性。强调民主化的限度就是不要把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的民主神话化，把此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工具。强调政治改革的阶段性就是要看到目前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既要有利于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要为未来优质民主的实现打下基础。
2．泛民主化的弊端
从制度的横向面看，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不难观察到，在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大量从民主化视角来透视西方历史的文献，这个事实也强化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观念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进程。（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观念，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观念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的，因而也是中性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的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成为不了（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所能解释。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边界问题。英国自由主义大家洛克（JohnLocke）著有《政府论》，其主题即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基本思想就是，政府必须有个边界，不能集中所有的社会权力。有限政府一直是西方民主最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在很长历史时间里，西方民主只限于有限的政治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熊彼特（JASchumpeter）给出了西方政治民主经典的定义之一，即民主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有效的民主，和民主的有限边界有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民主的范围很有限，即精英民主。在政治领域，只有政治人物是被选举出来的，而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即文官不属于民主范畴。非政治化的、中立的官僚体制是西方政治体系正常运作的制度保证。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还非常短。直到最近几十年，西方才开始谈论经济民主、社会参与、工厂民主和社会协商等概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诸多领域的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处于不同的领域，不能把它们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化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中国如果要实现相对高品质的民主，首先就必须给民主划定一个边界。现实地看，很多领域并不适用于民主，或者民主的原则不是最有效的。例如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研究员职称的评审是不需要民主的，公务员的管理和其职绩的评估是不需要民主的，专业主义在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上比民主更为重要。一些人说，中国除了村级基层民主，其他民主大都陷于形式化的危险中。但即使是村级民主，也并没有实现当初开始时人们所给予的期望。当时人们以为民主（即选出村民委员会）就可以担负起村的治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经过那么多年的实践，村级民主已经高度制度化，但看来光有选举民主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人们认识到，民主并不见得能够达到村务的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具有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其实，无论在哪个层级和哪个领域，民主如果不能和专业主义相配合，那么只能是花样文章。
应当看到的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所有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比选举本身还要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专注于专业主义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就不会有西方民主。西方大学很民主，系主任大家轮流当。这是因为在这里民主很不重要，专业主义至高无上。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一个逐渐形成中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民主，而民主必须是渐进的。就是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个共识很重要。目标有了，现在重要的就是途径问题。就民主化的途径来说，一些人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经济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很成功，于是也想把此应用到政治民主化领域。但增量民主的概念同样有问题。需要讨论和界定的是什么领域的民主。增量民主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可以逐渐增加民主的量，最后促使所有这些领域的民主。有效的增量民主首先必须界定增量民主的领域。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改革的阶段性问题。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不是民主化所能解决的，例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失衡问题。政治改革对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政治改革并不是开放选举那么简单。如果简单地开放选举，那么中国也会像亚洲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不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会出现“低度民主陷阱”。这两个“陷阱”一旦同时进入，那么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很难出现具有实质性的进步。
3．民生经济与优质民主
优质民主需要牢固的经济基础，是在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民主。就中国而言，要确立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深化经济改革来推动社会改革，其核心是民生经济。
从经济结构上来讨论，民生经济的建设需要解决三个大方面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这三个失衡前面不同程度上都已经涉及，这里再总结一下。首先是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出了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转向建设内需社会，但是内需社会的建设困难重重。在没有有效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的情况下，内需社会没有任何制度基础。再者，劳动者收入仍然过低。内需社会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有效的内需社会，内部经济增长不仅缺乏增长动力，还要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其次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了许多民营企业的空间。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政垄断，缺乏竞争力，更难希望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民营企业空间的被挤占在很快导致这个部门的萎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