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当前文学转型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转型已经和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一种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多元并存的新的文学格局正在构建过程中。尽管它现在仍以不确定的动态面目呈现着，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对这转型期文学的若干重要特征及其成因加以梳理和探究，这将具有重大意义。
时值今日，我们已经从绝大多数文化产品、文学作品以不同于往昔的姿态进入市场，其商品属性日趋明显，而日渐深入地感受到，市场经济和它带给当代生活的深刻变化，怎样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命运和前景。同样，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计划经济也给予了当代文学深刻的影响和制约。文学形成了与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独特景观，简言之，即以排除和取消文学市场为前提，用行政手段加以领导和控制，造成高度集中统一的文学样态为其基本特征。这种文学生产模式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得以形成并高度发达，确有其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功绩。但是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其合理性已经逐步丧失，越来越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公众的文学需求不相适应。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作为一种生产，是社会性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自发性行为，而总是要受到某种东西的支配和调节。在排除文学市场的情况下，价值规律不起任何作用，那么支配和调节文学生产的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只能是行政，用行政力量和行政手段来加以干预和控制。
因此，国家建立了单一渠道的、从上到下层层管理的文学体制。形成了使文学机构如作协、文联成为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这种行政领导网络，作家及文学机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国家干部。这本质上是一种官办文学。文学生产按照行政领导部门的指令性或是指导性计划进行，下达这些计划的职能部门主要是各级党委宣传部、文联和作协。在文学的思想政治倾向、创作方法、文学题材、美学趣味与艺术风格等方面，都由文学主管部门作了许多具体规定。而对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也要求文学予以主动积极的配合和宣传。这种文学生产模式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特征，甚至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模式在文学上的投射和反映。同时，它又和我国古典文学中历来倡导和实行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传统相吻合，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历史继承性、衔接性和渗透性的特点，因而易于为我们所接受。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这种文学生产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文学可以借此摆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克服的商业性因素，排除文学中的拜金主义铜臭味。作家也不必为生计发愁和奔波，这可以保证他们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这还有利于增强和保持文学的宣传鼓动性，事实上，这一以紧贴现实政治功利原则为核心的宣传鼓动性也的确曾经使文学发挥了极大作用，调动了人们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巨大能量。从文学创作自身所取得的实绩来看，无论是我国还是前苏联，在这种文学体制下都曾产生过不少优秀之作，这一点尤以前苏联为甚，其中一些优秀之作穿越东西文化差异的厚厚帷幔和意识形态的森严藩篱，成为为全世界共同接受与欣赏而永垂青史的不朽之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长处同时也就意味着局限。这种文学体制在展示出其优越性的同时，其弊端也日渐呈现出来。它缺乏一种对作家应有的和行之有效的鞭策、激励和竞争机制，不利于优秀的和卓有才华的作家脱颖而出。同时，这种由主管机关下达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的写作方式与文学创作的个性化特征相冲突，不利于作家个人独创性风格的发挥，压抑了作家的个性和创造性。用行政手段“培养工农作家”等做法违背艺术自身规律，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体制还容易滋生官本位意识，行政命令的粗暴干预屡屡受到批评与抨击，却又总是屡禁不止，个中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原因而言，恐怕还是在于这种文学体制本身，换言之，即这种文学体制使它难以从根本上避免这类现象的产生。
第二，在当时“政治至上论”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生活弥漫在一种泛政治化的文化氛围之中，政治性被确定为文艺的本质，为政治服务是文艺的天职，政治观念成为文艺的最高指导思想，文艺成为政策的注解、政治观念的传声筒。这样，整个文学生产从某种既定的政治原则出发加以统一规划部署，使整个文学领域呈现出一种单一的、甚至可以说是单调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一元化特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视为一种最好的创作方法与原则；由文学主管部门即官方加以大力阐释、倡导和推行，一些题材被认为富有教育意义而获得了不尽适当的政治褒扬与表彰，沿着这一方向进行写作的作品便大量涌现并高度快速地繁荣起来。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强烈的纪实型风格，带有浓重的英雄主义色彩，道德化倾向和政治意味显著，赋予以现实政治功利性为核心的宣传鼓动性和教育意义。应当承认，其中也产生过一些优秀之作。在当时文化娱乐生活相对贫乏的特定背景下，这些作品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与迷人魅力，是我们当今多元化文学生活中的作品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回顾这段文学史实的时候，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这种文学景观的色调也确乎太单一了，文学在走向高度集中统一的同时，也丧失了其丰富性、多样性与多元性。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视为最先进的创作方法、帮助人民群众认识现实的最好形式而受到大力倡导和推行，凸现文学在写实方向上的纪实型风格的同时，非写实方向上的、具有强烈假定性风格的文学则受到压抑和排斥而处于明显的不发达状态。在强调和突出以政治伦理为内核的认识教育功能的同时，文学的文化创造与传播、情感本能的释放与宣泄等方面的功能，则被忽视、否定和排除了，使文学长期趋于单一滞重的纪实型风格，而那些轻快的娱乐、消遣性文学还有一些被认为是“不重要”、“缺乏教育意义”的题材则受到粗暴的排斥和否定。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文学模式也阻碍和束缚了作家们精神个体性的创造性发挥，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谨慎拘束有余，大胆的想象、充分的假定与虚构不足，文学的风格类型单一，作家们主体意识薄弱，艺术个性不发达，矫饰现实的虚假倾向严重，文学的自由精神、个性品格、审美意蕴、艺术形式受到损害，尽管其中也产生过一些优秀之作，但是从总体上说，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水准并不高，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相对贫困的文学时代。正如在经济领域一样，这种高度集中统一而造成的单一文学态势，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战争时期尚可，那么在以后和平建设的年代里，它已经无法满足公众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文学需要，它和公众日渐增长的文学需要的矛盾日趋突出。
第三，在这种文学生产模式下，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不尽正常的文学心态之中。整个社会的文学生活包括从批评家到作家、作家到读者之间的文学运动，处于一种非民主化的状态之中。因为即使是高度统一集中的文学生产模式，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均由行政主管部门来加以决定。而我国文学与前苏联文学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文学生产的统一规划与部署并不总是以行政决议的方式来下达，而往往是由领导人的讲话及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阐释与弘扬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与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更多地带有非个人化和非纯文学的色彩，而是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象征和传达了某种行政力量，带有某种官方和半官方意味，成为王蒙所称的“领导型的文学评论”。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历史年代里，文学批评的声音通常是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甚至带有某种严厉的判官意味。作家一般对此只能听命，而很难或不能申辩与反驳。文学批评搀杂了更多的非文学色彩，实际上往往成了文学生产的指示器和红绿灯。同时，由于缺乏文学市场和行之有效的反馈途径与手段，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反应与评价，读者真正的文学趣味、爱好与需求对作家所起的作用甚微，作家在从事写作时考虑和顾及的主要还不是这些，更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调子与方向。读者对作家、或者说文学消费对文学生产几乎起不到任何真正实质性的调节与支配作用。这和马克思所设想的文学生产、自由的精神生产相去甚远。
由于凸现文学以现实政治功利性为核心的教化功能，文学的社会作用往往得到不尽适当的夸大乃至于虚构。文学成为公众的导师，被要求提供一系列英雄模范人物，以使公众仿效和得到鼓舞，并和培养革命“新人”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处于某种虚幻的圣殿和社会中心地位。认为一两本好书足以“哺育一代人”、一本坏书足以“打倒一批人”（同时强调“一颗子弹只能打倒一个人”以增强此论的说服力）的唯意志论盛行一时，文学一度被视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激烈争夺与斗争的“阵地”、“前哨”或“堡垒”，而一些人也以成为“在文艺阵地上冲锋陷阵的战士”为荣。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中，社会文学心态逐渐被扭曲。读小说、看电影有时也成为用行政手段加以倡导和组织的政治行为。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好电影的出版或上演，人们奔走相告、街谈巷议乃至万人空巷，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和焦点。而一本书、一出戏、一部电影出了问题，其引起社会高度警觉与重视的程度同样令人为之咋舌，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童稚能道，甚至可以达到“全民共讨之”、“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地步。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我国古典文论中从曹丕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到梁启超“小说万能论”这种夸大文学社会功能的传统，在我国当代这种特定文学生产模式中的延续和极端的强化和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看似繁荣，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繁荣。文学的地位看似极高，其实这种文学心态并不正常。而毋宁说更多的是一种非文学心态，它其实并不利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近10多年来，随着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和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文学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内在的矛盾运动在当前条件下的延续、转换和进一步的逻辑发展，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预示着文学未来的选择和走向，因而值得引起特别的注意。它们主要表现在：
第一，行政手段仍然不时地介入文学生产过程中，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仍然起着某种调控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讲，支配和调节文学生产的杠杆已经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让位于文学市场的价值规律。文学机构作为统一的国家行政管理网络仍然存在，但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地下达文学生产的统一规划与部署，也不再要求作家配合某些过于具体的一时一地的政治气候与形势，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淡化，对创作的具体规定也减少了许多，转而更多地鼓励作家们自由地写作，文学正在从带有鲜明计划经济色彩的生产模式向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生产模式转移和过渡。平心而论，就文学本身而言，转向市场化并非理想的选择。但文学只能从既存现实出发寻求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没有比文学市场化更好的选择了。当我们回顾对照过去那种文学生产模式下当代文学所经历的沉重而曲折的历程的时候，新的文学生产模式的优越之处就更为显豁。
时下对文学的批评多了起来，这主要是针对文学转向市场化以后所产生的一些弊端。谁也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离开文学“下海”的作家渐趋增多，即使留在文学界内的一些作家也没有多少心思从事文学写作，而更关心的是如何用手中这枝笔去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文学中庸俗市侩主义抬头，拜金主义之风日炽。一些作家片面迎合公众，粗制滥造，文学中露骨的性描写等商业化因素日趋泛滥。文学批评在名利的诱惑面前“缺席”、发不出自己真正声音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的批评家工作中收取“红包”的现象也被披诸报端。精英文学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扶持而步履维艰，而商业性文学尽管品位不高，却因迎合了大众的需求而获得了飞速的长足发展。
这些情况因众所周知而无须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些弊端决非始于今日，其中许多现象在当年文学市场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同样有之，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而已。我们都还记得，那时身在文学界却无心于文而有心于做官者有之，不迎合公众趣味却迎合一时一地的政治气候而粗制滥造者亦有之，文学中虽无商业性因素但图解政治的拙劣之作也曾泛滥一时，文学批评在某些特殊的甚至扭曲的政治气候下“缺席”，甚至是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乃至挥舞大棍的情况也屡有发生，至于当代文学高度统一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造成的平均化、标准化、非个性化、无流派的奇特文学景观更是为中外文学史所罕见。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些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对当前文学状况的估计可能就会更多一些宽容和乐观，认识也会更为清醒和冷静。同时，就部分作家“下海”来说，真正献身于文学的作家是不会为之所动的，也许，在当代中国所形成的这支庞杂的作家队伍中，让一些本来就不适宜文学创作或无心于文学的作家流动出去，文学队伍可能会更精粹。量减少了，但质未必会同时随之下降，相反，可能还会有所提高。
第二，文学生产高度集中统一的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多元化的文学生活已经决定性地形成并彻底取而代之。尽管文学市场正在形成过程中，但是价值规律已经开始强有力地发挥作用。多年来屡禁不止的粗暴的行政干预已经渐告式微，“官本位”意识已有所淡化，作家们在自由选择“写什么”和“怎样写”这个呼吁多年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已经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自由度，为作家们创造力天才的尽情发挥和自由驰骋提供了更广阔得多的文学空间，作家们更自由地、更少受乃至不受干涉地大胆从事各种五光十色的文学试验与艺术探索，在新时代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大视野中积极吸收外来文学的营养，过去那种文学功能单一、题材单一、风格单一的文学状况已经彻底改观，多样化的创作风格已经形成，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平大幅度提高，作家们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并大大强化，艺术个性获得了长足发展，文学景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和瑰丽，为公众的文学生活提供了更丰富和充裕的艺术品。如果说，过去的“百花齐放”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种单一品种范围内的百花齐放的话，那么，现在的“百花齐放”才真正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学思潮流派的各种不同品种、不同规格的鲜花一齐开放。从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单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后来演变为“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学），到“文革”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主潮再到当今的无主潮文学，为我们昭示出了这样一种逻辑线索，即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将是非主流化和多元化。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它都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随着社会商业气氛渐浓，泛政治化的社会氛围已经减退，“政治至上论”已经成为历史。以现实政治功利性为核心的单一政治教化功能的文学价值理解已为大多数作家所不取，对文学价值功能的多元化理解和多种多样文学流派的兴盛是联结在一起的。以教化功能为核心的文学依然存在，配合现实的作品仍然有之，但它们已经不是主流，而仅仅是文学大潮中的一股溪流而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宣泄性功能被凸现了，这与和平建设时期的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大众享乐欲望的增长是一致的，而和过去战争时期文学中带有清教徒色彩的禁欲主义则迥然有别。真正为大众喜爱的文学作品日渐增多，王蒙、苏童、池莉、方方、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作品，其销量都是十分可观的，散文小品随笔的兴盛近年来也引人注目。我们讲了多少年的文学大众化，其实只是自80年代市场经济从孕育到确立以来，文学才走向了真正的大众化。文学民主化的气氛渐趋形成，过去现实主义卓然定于一尊的局面已经全然改观，它与当前名目繁多的先锋文学、女性文学、新写实主义、新体验小说以及所谓世纪末文学等各种文学新潮自由竞争、平等发展，以自身的艺术质量而不是外在的行政力量争取自己的位置，文学真正依靠自身的艺术规律而不是某种来自文学之外的力量来实现此消彼长，这是文学已经繁荣并将获得进一步繁荣的根本保证。有人叫喊文学的“困境”、“危机”，这并不符合当前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而是更多地反映了部分习惯了旧体制的文学工作者在当前所产生的失落心态。
第三，整个社会的文学心态趋于正常。在过去计划经济模式投影下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总是带有更多的非个性化、非个人化色彩，而往往是代表着某个阶级与集团，或是某种行政力量，更多的是以其喉舌或象征的身份出现的，这难免造成作家独立性和艺术个性的缺乏，往往被磨光和拉平，融入整个社会巨大的文学标准化工程中去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更多地向着个性化与个人化的方向运动，这和市场经济唤醒和强化人的主体意识的走向是一致的，这里所说的主体不是指集体主体，而是指个体主体，池莉把写作称之为“首先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参阅《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池莉的写作自述），这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当前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与理论批评家的思维模式与写作方向。作家和批评家现在大多已经不是、也不屑于作某种来自文学之外的力量的象征和代言人，而更多地是以自己独立的身份发表个人的思考、感受和意见，呈现出更为强烈鲜明的精神个体性特征，使文学的色彩比我们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驳杂。同时，正是由于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都不是以某种文学之外的力量为支撑，而是具有写作者更为纯粹的个人色彩，因而文学生活更趋民主化。对批评家的意见，作家们可以倾听，可以反驳，也可以不予理睬，而不是再视之为某种凌驾于文学之上的东西。就批评自身而言，过去一度广泛流行的那种粗暴的、具有独断文体特征的东西也早已为大多数批评家所抛弃。从文学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来看，读者的主体意识也已经确定，他们再也不是过去文学生产模式中的那种消极地接受教育、耳提面命的被动接受者，甚至也不仅仅是面对文学作品时只能在接受与拒绝之间徘徊的消极选择者，而是通过文学市场中介向作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生产导向与调节手段，作家、批评家、读者在当前文学转型中都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三方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共同进行文学建构的活动真正得以展开，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文学得以活跃和繁荣起来。
谈论文学危机显然言过其实，即使仅仅是谈论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危机也同样是不确切的。一些人恐怕不容易适应这样的观念：即当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危机，而仅仅是过去我们所习惯了的那种稳定的文学生产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遮蔽了一些人的眼睛，使他们意识不到过去那种文学生产模式可能是特殊的和非常态的（从迄今我们所了解的中外文学史来看也确乎如此），而目前的文学状况则极有可能才是文学生产与文学生活的常态。的确，文学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受到重视，失去了轰动效应，读者们不必再排着长队去购买一本小说，也不会为一部电影或一出戏而街谈巷议、奔走相告。这是当前文学价值、文学生活的多元化所决定的，现在出版的新的文学作品，数量比那时要多得多，读者的选择面也要大得多，一部作品自然难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此，这其实根本不是一些人所臆想的那样“艺术脱离了人民，人民疏远了艺术”或是“人文精神失落”云云，恰恰相反，这样的文学态势很好。这说明现在文学阅读中的新闻性、政治性、社会性等非文学因素已经大大减少，读者真正把文学视为文学文本而不是政治文本或别的什么文本来阅读。文学从过去那种肤浅的政治政策层面到现在向人的生存层面的掘进，从过去单纯的时代精神传声筒到现在作家的独特体验和独立思考的改变，这是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前所未有的深化。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大进步。文学离开了过去那种似乎可以君临一切的虚幻中心而回到了自己应有的边缘位置。这种虚幻的中心曾经给文学带来了异乎寻常的荣光，也招致了狂风暴雨的袭击，它事实上并不存在并且我们也不应当留恋。现在文学写作与阅读尽管不可避免地渗入了商业性甚至市侩性因素；但较之过去，它显然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学行为，文学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正在逐步实现自己的准确定位。
对目前文学态势，人们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我倒是认为，当前文学状况从总体上看是很好的，它是文学自身发展与公众自己选择的结果。不要拿过去畸形的文学模式来硬套今天的一切，不要搞先验设计，不要搞文学“计划”，理论的设计不能代替现实的选择，现实的选择比理论的设计更有力量。
（《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