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市开足马力繁荣上升时期，一切高风险的贷款都显得合情合理。正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律评论》上的一篇学术文章所言，“《社区再投资法案》贷款（至少迄今为止）已被证明如同非《社区再投资法案》贷款一样信誉可靠且利润丰厚。”但说这话可是在1995年房市兴旺的时候。在2005年房市最辉煌的时候，如同我们在第3章中描述过的，“圣地亚哥和迈阿密甚至没有人会延误月供。”即便无力偿还月供，也仍然不必形成贷款违约，就像我们已在第1章中描述过的，他们通常还有选择，在快速上涨的房市下，只要卖出房产，便可以偿清所有抵押贷款，同时还能够得到盈余的现金。一位投资者这样总结：“房市上升阶段，次级贷款也能够成为优质贷款。”
许多高风险的贷款一直表现良好，直到房市急转直下。当此之时，也正是次级贷款与传统贷款在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率上演化出巨大背离之时。房地产，乃至整个经济，都似乎欣欣向荣，直至崩盘的那一刻。然而，这并不证明兴旺的同时就没有巨大的风险。然而，最终，市场与政府的大论战并没有过多地放到《社区再投资法案》上。《社区再投资法案》只是一个更大论题的组成部分，即政府向私营借款人施压，要求借款人将贷款发放到政客们希望的地方，而非自由市场的激励与制约的边界条件下借款人的贷款方向。不论《社区再投资法案》作为说服政坛及绝大多数媒体的某种思想的象征意义是什么，这一思想都有着其他许多具体的表述，例如，司法部将统计偏差等同于歧视的指控，由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强加于信贷机构的“自愿”协议，以及强加于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风险不断加剧的抵押贷款的数字“目标”等。尽管一直有观察家谴责自由市场是房地产大起大落的罪魁祸首，然而，房地产的兴旺与衰败其实却都是政府行为的结果。绝大多数构成房市暴涨源头的地域，都是那些国家或地方政府出台的建造限制令成为其房价飞涨关键因素的地区。华盛顿政客坚持认为这些沉重的地方房价负担是全国性的问题，还需一个全国性的解决方案，并积极向借款人施加压力，以获得“创新性的”，同时也是高风险的“解决方案”。哪里房市更自由，哪里房价更便宜，房价仅仅占到家庭收入的一小部分，与此相反，哪里政府建造限制令盛行，哪里房价高昂，人们为头顶的一片瓦甚至要付出一半的家庭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