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先生将赵嘏《读史编年诗》与《新刻搜集群书记载大千生鉴》、《百岁叙谱》等小型类书相提并论，刘业先生将之与《大千生鉴》作对比研究，是很有道理的。看上文有关《读史编年诗》的内容介绍，与作为训蒙用的类书确有密切的联系。
唐自中叶始，科举取士日以进士为重，而进士考试日以诗赋为重。于是，一批为年轻学子写诗作赋时便于检对，以及青年士子应对科考的小型类书应运而生，其中不乏当代明公编写的此类读物，如徐坚有《初学记》三十卷，陆贽有《备举文言》二十卷，白居易有《白氏六帖》三十卷，温庭筠有《学海》三十卷，等等。《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子部类书类著录尚多，可参。另外，马总撰《通历》十卷，是一部自上古迄隋代的小型通史，虽非类书，但性质相通，用途相同。《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史部编年类著录尚多，可参。而在此同时，与此相应地出现一批以方便蒙童学习掌握基础知识为目的的蒙书，且以韵文形式编写，如《古贤集》、《蒙求》等等。尤其像《古贤集》，是以历史故事为内容、七言古诗为形式而创作的一部诗体型训蒙作品。《蒙求》也以历史故事为内容，而形式上仍沿袭前代蒙书的体式，四字为句，二句为联，上下对偶，成文叶韵，每隔数句，平仄互换。因此，《全唐诗》将其作为一篇四言诗而收入，是有道理的。再结合后文将要论及的胡曾《咏史诗》、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等蒙书来看，创作诗体类型的训蒙作品，盖为一时风气。《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子部杂家类，周谷平《敦煌出土文书与唐代教育研究》。这些蒙书大多发现于敦煌遗书，而《读史编年诗》也曾藏身于敦煌石室，大概不是一种巧合，当是以其蒙书性质而传到敦煌。
正如王重民先生所论，岁谱型类书，“自始生至百岁，依其事迹，按年编次，”，“皆写之以文”。同为此种内容，而《读史编年诗》不仅变换样式，“皆写之以诗”，且为大型组诗。以目前掌握的以诗歌形式编写的训蒙作品而言，《读史编年诗》可谓之独创一格，别具特色。如李峤《杂咏》的形式为五律，内容为咏物；李翰《蒙求》的形式为四言，内容为历史故事；佚名《古贤集》的形式为七古，内容为历史人物；胡曾《咏史诗》的形式为七绝，内容为历史事件；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的形式为五律，内容为儒家经典《孝经》；《读史编年诗》一百一十首，均为七言律诗，虽以历史人物为内容，却不以其生活时代为序，而是逐岁地按其各自在某岁所做某事来写，将类书与诗歌合而为一，实乃众多历史人物岁谱的诗歌版。那么，赵嘏及其《读史编年诗》本应在蒙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然而，这部以七言律诗形式创作的、以大型组诗构成的训蒙作品，事实上却未获得成功。何至如此？
先看外在事实。
赵嘏的诗歌作品，除此集外，都编在《渭南集》中。在宋元史志及公家书目上，此二集均有著录，而在私家书目上，《渭南集》有著录，《读史编年诗》则一无著录。明代以后，《渭南集》原编虽不存，但诗篇基本传世，而《读史编年诗》就再也无人识其庐山面目了。另外，在《文苑英华》、《瀛奎律髓》、《唐诗品汇》等大、中型诗文总集中，赵嘏的诗歌作品多有选录，而《读史编年诗》则一首未及。赵嘏在晚唐诗坛上，历代认为其以七律见长，而《读史编年诗》正可谓七律专集，却落得个诗集既少被收藏，诗篇也不为选录。由此可见，《读史编年诗》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讲，实不为人看好。
再看内在原因。
上文已谈到，一首七言律诗，一般是描写七人在某岁中的事迹。如此狭小的文字空间，却要容纳如此庞杂的史籍信息，同时还要受格律的约束。这样势必对文字要高度压缩简约，语言又难免呆滞晦涩，当然不利于儿童阅读。如《廿七岁》一首颔联的出句云：“南阳丞相礼自重”，乃写诸葛亮在二十七岁时被刘备三顾茅庐由南阳隆中请出之事。胡曾《咏史诗》中有《南阳》一首，也是写这件事的：“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又如《十四岁》一首颈联的对句云：“谁论为后月横天”，乃写西晋大臣王衍在洛阳一见十四岁的石勒即预知其日后将要雄霸天下之事。胡曾《咏史诗》中的《洛阳》一诗亦写此事：“石勒童年有战机，洛阳长啸倚门时。晋朝不是王夷甫，大志何由得预知。”案王衍字夷甫。如将赵诗与史事对读，感觉是在凑字，不知所云，也无诗意可言。而胡诗叙事完整，语言通俗，意思浅显，对于儿童来说，易于理解，易于记诵，故能成为受欢迎的儿童读物，详参后文。此其一。
《蒙求》用四个字描写某人某件事迹，也是十分简约。但它有个补救办法，即作者给正文附上注，讲清来龙去脉，二者参读，既能理解，又易记诵。赵嘏既未下此功夫，别人也未代之补作，而诗中却有许多生僻的人事，需翻检有关典籍，方可弄懂。当代学者有对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作研究注释工作的，尽管很认真，也很谨慎，但仍有闪失。如《廿岁》颈联对句：“祢生方喜定交新”，注者认为应入二十二岁诗，并引《汉东京记》为之注。其实原诗入二十岁不误，见《后汉书》卷八〇《文苑下·祢衡传》。再如《十七岁》颔联出句：“辞婚自有四方志”，注为春秋时郑国太子忽事。其实此句是写东汉末人王粲事，见《三国志》卷二〇《魏书·王粲传》。又如《十五岁》尾联对句：“独自辛勤太学中”，注引《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而谓为张衡事，然细检其本传，并未记年岁。其实此句乃咏三国时魏人钟会事，见《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裴注。这些虽为小疵，但能说明《读史编年诗》无注的话，确不易理解。作为儿童读物，显然是个缺限。兹各对举五例，便知然否。
人物事迹出处《读史编年诗》《蒙求》西晋人卫，事见《晋书》卷三六《卫传》附《卫传》《五岁二首》之一首联出句：“卫风姿秀入神”。叔宝玉润晋卫，字叔宝，风神秀发。舅王济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东汉末年人王粲，事见《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六岁一首》颔联出句：“繁星几认覆棋处”。王粲覆棋《魏志》：王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盖局，使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西晋人羊祜，事见《晋书》卷三四《羊祜传》《五岁二首》之二颈联对句：“羊公探德弄年”。案“德”，通得。羊祜识环晋羊祜，字叔之，年五岁时，令乳母取金环，乳母曰：“汝无此物。”祜访邻人李氏东园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余亡儿所失之物。”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东汉末年人祢衡，事见《后汉书》卷八〇《文苑下·祢衡传》《廿四岁》颔联出句：“祢衡徒欲比一鹗”。祢衡一鹗后汉祢衡，少有才辩，孔融上书荐之曰：“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三国时人诸葛亮，事见《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廿七岁》颔联出句：“南阳丞相礼自重”。葛亮顾庐《蜀志》：诸葛亮奉表于后主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草庐之中，咨以当世之事。”作为儿童读物，二者孰优孰劣，略作比较，即见分晓。正因为《蒙求》既有正文，又有注文，纲目结合，适合于儿童学习记诵，故其能作为训蒙课本而与封建社会相始终。此其二。
诗歌创作，讲究形象，自不待言。赋咏历史人物，如果形象鲜明而完整，既具艺术欣赏价值，又使读者记忆深刻。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读者，后者则显得更为重要。《读史编年诗》以年岁为类，描写某个重要历史人物，事迹往往被分在若干首诗里，形象既难突出，又不统一，遑论其栩栩如生。仅是一至二十八岁之间所写人物，在两首诗中反复描写的，就有好几位。如卫在《五岁二首》之一、《廿七岁》分别有描写。又如管辂在《八岁二首》之二、《十五岁》分别有描写。再如祢衡在《廿岁》、《廿四岁》分别有描写。复如诸葛亮在《八岁二首》之一、《廿七岁》分别有描写。其例尚多，不必再举，仅此已足够说明这种写法造成的使人物形象零乱的问题。而且，依此体例，像诸葛亮这类人物，在那些二十九至百岁佚诗中肯定还有描写。若欲在《读史编年诗》中获得一个较完整的诸葛亮形象，定要将前后多次描写的诗句兜在一起。作为一种诗歌体式的训蒙作品，这样来读，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此其三。
仅此三点，足以判定《读史编年诗》难以受到塾师蒙童的欢迎，结果成为蒙学史上的一部败笔之作。四胡曾《咏史诗》考论唐代咏史组诗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