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两手举在耳边，头半耷拉着。他已明白温世海并没有受伤，而他们挟持我和他，想必有更危险的目的。
他们把我们押到里弄口，我还是跟世海乘一辆黄包车，彼得旁边坐着那个双枪好汉。
车跑起来后，世海的手在口袋里弄出一声响，是金属的碰击声。我用英文问他：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关上手枪保险。
我用鼻子笑了一声。
我笑得他不自在了，解释说不是他不信任我，而是他们同志之间也不敢完全信任。现在他真的把枪保险关上了。
也就是说，刚才在弄堂口，他对准我的枪口，果真卧了一颗充满杀机的子弹。假如我朝还没出门的彼得喊一句：别出来，这是个圈套……那颗子弹也许已经在我正冷却的身体里了。世界上刹那间转变的敌与友、亲与仇、生与死还少吗？1938年11月，那个犹太青年在法国向德国领事馆三等秘书开枪的刹那，给了希特勒完美的口实，导致了“水晶之夜”的大迫害。温家小少爷的一颗子弹，险些划时代地改变了我们的亲、仇关系。
到了毕勋路，我看见一辆马车停在犹太医院门外不远处。车厢里跳下一个人，动作麻利地把另一个人抱下来。彼得动作也飞快，上去就用手搭那人的脉搏，检查他的枪伤。
他对温世海说：要手术。我没办法手术，没有执照。
温世海跟那个双枪大侠小声嘀咕了一句，又回过头对彼得用英文说：有没有执照我们不在乎。
彼得说：我在乎。没有执照，就是技术不过关。
温世海又从大侠那里讨来了指示：过不过关都得做。
然后彼得改口说了一句德语。世海犹豫了一下，让彼得再说一遍。他听德语的时候脸朝彼得的方向偏斜，似乎这样就可以离理解力近一些。彼得又说了一遍，放慢了速度，加强了重音。世海的回答简短而肯定：好的。或者：是的。
门铃被按响了。门房是个中国汉子，把门上的一个小方洞打开，问道：啥人啊？
双枪大侠右手的手枪已经捅进那个方洞。常州话被他一说，毫不软弱：出一声就打死你！
大门被拉开，常州人先进去把门房绑了，嘴塞住，又蒙了眼，然后把我们放进去。穿过冬青树通道，就是主楼。楼上只有每层的医护值班室亮着灯。虽然在枪口的逼视下，彼得依然冷静地向这一行人打手势，让他们闭住嘴，放轻脚步。
就在我们进入一扇大门之前，彼得站住了，再一次用德语问了世海一句话。和先前相同的那句话。
温世海这次是用德语回答他的。俩人达成了什么协议。
彼得轻轻地推开门，下巴向里面一摆。人们一点声响也没有，飞快地沿着走廊小跑。
我赶到彼得旁边，拉住他的手。他看了我一眼，这样就好了许多。我们非得这样定定神，压压惊。
手术室在一楼，门是无法开的。常州口音的抗日志士向那个架扶伤员的悄声交代了一句，那人把伤员往世海肩上一靠，就出去了。不一会儿，我们听见侧面的窗子轻轻响了一下。门从里面打开了。彼得立刻说：不要开灯。
走进手术室，彼得从门边一个挂衣架上取下一只巨大的手电筒。挂衣架上有七八只同样的手电筒，是为了常常发生的断电准备的。他轻声指示道，为了手术不被打扰，只能用手电的光源，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做他的无影灯架。只要一开灯，马上会引来值夜班的医生或护士。
彼得突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没有麻醉师，手术还是做不了。温世海把话翻译过去，双枪大侠一口常州土话，叫彼得少找借口。
彼得说麻醉弄不好会出性命。
伤员突然开口了，说：出了性命再说。他基本没有声音，就剩下气了。
彼得仍说他不敢做。常州人说：你有意拖时间！做盘尼西林的地下买卖，你胆子大得很啊！他的枪朝上升了升，枪口和彼得的太阳穴平齐。
彼得从柜子里取出消毒手术大褂，让每个人都穿上。然后他让每个人都去洗手，戴上胶皮手套。
双枪大侠就像没听见，仍然握着双枪，枪口仍然把彼得和我照看得很紧。
彼得问我能不能替他递工具。我有什么办法，只能点点头。他把刀、钳、镊子、剪刀……的名称一样样告诉我，说：亲爱的，用力气记，会记住的。
手术在三只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麻醉，切口，止血。彼得的手很忙，却不乱，不时说：灯光近一点！左边！右边！我一手拿手电筒，另一只手还要给他递工具。有时我两只手弄错，把手电筒递给他。他也不吱声，自己伸手在工具盘里飞快地拣出他要的工具。
手术室是一间大屋，中间拉了一块白布帘，大约以此来隔开另一张手术床。
我举手电筒的胳膊开始还觉得累、酸，渐渐就好了，完全失去了知觉，化成了那只巨大手电筒的支架。
直到最后一针缝合，我都没感觉自己只换了一只手术鞋，另一只脚仍穿着半高跟凉鞋。整个手术有两个多小时，我始终这么一脚高一脚低地站着。
彼得把两只血淋淋的手套摘下来，然后各个柜子里去找消炎药。但一颗药也没找着。他想到布帘子的那一边，说不定会有个药柜。
刚一拉开布帘，就听见木板撞击的声音。双枪大侠在我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冲到了一个壁橱前面，同时枪声响了。彼得一把拦住我，我朝他转过脸。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他缠着绷带的脸向我转过来。这是早上五点多钟，但夜色还没褪尽，他的脸和绷带白得刺眼。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一门心思往前走。走了十来分钟，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触电似的浑身一抽。他转过脸，似乎刚发现他身边不是空的，有个女人，是与他亲近至极的一个女人。我可怜的彼得，居然魂飞魄散。
我问中了双枪大侠子弹的人伤势如何。
他说伤得非常重。那人的枪法真够准的。没错，够准的。
那一枪打在哪里？
打穿了动脉。
他怎么会在手术室里过夜？
哦，一个清洁工，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清扫过后，太晚了，偷偷留下来，睡在长椅子上。我们进了手术室就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撤到后面，拉上了帘子，以为可以躲过去。
那他听见外面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了？
我站住脚，彼得已经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身边空了，猛地站住，回头来找我。
彼得……我惊恐地看着他。清洁工一定听见了常州人的话——他用什么胁迫彼得就范的。
你怎么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着我。
你为新四军走私盘尼西林的事，他会告诉别人吗？
彼得耸耸肩。他无能为力，或者听天由命。
我记得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去澳门的一切打点，该付的钱付了，该买通的人买通了。我和彼得在毕勋路口告别，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分头准备。我必须马上去江西路上的银行取出杰克布保险箱里的护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机大米的一笔钱款。我们将在无边自由（但亦是无边未知）的将来飘游，钱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说到钱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饥饿，鼻孔略略撑大，嘴唇绷得很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喉结有多么大，多么尖。曾经打球、骑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几乎和头颅一样粗细，而现在肌肉萎缩了，喉结顶起薄薄的皮肤，让你误以为他从小到大都营养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