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多我就走出门去。早晨的上海让我自新，该看到的美景和苦难你都看得到。搬运工瘦瘦小小的，在年轻的太阳里哼着号子，行走在码头和巨轮之间的独木桥上，一大群没被雇用的搬运工缩在一起，等待下一个好运。
我穿着白帆布力士鞋，步行到了十六铺。我找到了菲利普介绍给我的一位老板，他在澳门、南洋以及中国大陆之间走私烟土、妓女、劳工、猴子，还有就是马戏团用的驼背和侏儒。此人有个嗜好，再忙都会到粤剧团票戏。所以我按照菲利普的建议，背熟了粤剧名角们的身世和唱腔特色，跟他聊了十多分钟。菲利普告诉我，粤剧对于这位老板就像老酒，十分钟就把他聊醉了，然后什么都好说。我厚了厚脸皮，问他能否在把彼得和我走私到澳门去的价钱上给个折扣。他果真醉了，手指头捻了捻我的脸蛋，说可惜我不上台，否则他可以把我捧成个角儿。
那一阵我随身带有一张备忘录，上面记着逃离上海前必办的事务。当我从人口走私贩的办公室出来，成功地把价钱杀下去三成，我用笔在备忘录上又画了一道。太阳把白纸照得晃眼，最后一项该办的事是给彼得染头发。一个自称法国混血的俄国犹太女人在南京东路开了个理发沙龙，她会把什么颜色的头发都染成金色。把彼得的一头黑发染成杰克布的深栗色，太不在她的话下了。
快离开董家渡时，我突然觉得肚子饿得作痛，昨天夜里溜冰，彼得和我都没吃什么东西。我们心照不宣，我们要为未知的彼岸生活做准备，能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我走到一个卖水果的摊子边，买了几个浑身创伤的桃子当午饭，然后借了果贩的刀，打算剜下溃烂的桃肉。有个人在叫我的名字，一扭头，看见一个穿油污工装的男人。
至少花了几十秒钟，我才认出眼前的人是谁。日本人的桥头大厦几乎给罗恩伯格造了另一张脸：额头到鼻梁再到颧骨，一道大疤斜劈过来，疤痂刚刚脱落，露出鲜嫩粉红的新皮。
我跟他握手时说，要是在晚上，我恐怕得花十分钟才能认出他来。
花了我母亲十五分钟！他笑呵呵地说。
他那脸一笑更烂。
他跟我说杰克布刚刚走，假如我不是弯着腰挑水果的话，说不定杰克布会看见我。我问杰克布来这里做什么。罗恩伯格说是来他们公司谈生意的。菲利普投资的燃气基本上可以投产了。
罗恩伯格说他要去吃午饭，问我愿不愿意带他去个好吃而便宜的中国餐馆，我说我很乐意做饮食向导，说着我悄悄地把千疮百孔的桃子丢在水果车下面的地上。我跟我的小继母学得很好，吃一肚皮糠，面子还是光溜的。我的白力士鞋底子磨得纸一样薄，面子却给鞋粉涂得雪白无瑕。顾妈涂的鞋粉比老日本歌伎脸上涂的妆粉还厚，脚步重一点，粉白的表层就龟裂出旱田般的口子。
我们吃的是上海最便宜的馆子，罗恩伯格也不讲究了，鸡也好，鸭也好，不按犹太教规宰法，他都只管吃。食物的紧缺在哪里都看得到，馆子的小二端来的米饭全是碎米粒，用硫黄熏过，白得瘆人。
我们就着两个菜和两碗碎米饭谈罗恩伯格的第二百零九项发明。因为燃气公司涉及的技术程度很高，菲利普又在犹太难民中招聘了二十名化工学科的大学生。现在温家的产业亏空是休想堵上了，菲利普索性撒开手让罗恩伯格去经营。盈也好，亏也好，就是挣扎不好，菲利普停止了力扳亏局的挣扎，反而舒服了。
杰克布要买的，是他的另一项发明，一种膏状燃烧剂。
跟罗恩伯格谈到杰克布时，我觉得那是个不同的杰克布·艾德勒。我根本不认识罗恩伯格嘴里的杰克布·艾德勒。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讲起来比较抽象，比较造作，但实际上他确实是有一层抽象人格的。那个杰克布渴望大动作，不放在大动作中他反而是假象。他的父母、两个哥哥、我、他自己，看到他足够的假象。你必须给他行动，否则他那种攻击力和毁坏力，他那躁动不安、神经质的能量就会毁坏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所谓大动作，就是硬碰硬的对抗冲突：生对死，善对恶，我对敌。他的家庭带着他在1933年离开德国，错过了“水晶之夜”那样硬碰硬的对抗冲突，而在上海，他心里一定常常呐喊：啊哈，我可没白来，我可终于没白活！
这个1942年8月下旬的晚上，当我见到杰克布的时候，我就试图把罗恩伯格描述的杰克布和我认识的他交叠，但是办不到。他这人和我有同样的毛病，自我厌恶。谈着谈着，他就嬉皮笑脸，恶嘲那个庄重的自己；他对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那个杰克布是自我厌恶的，而他对嬉皮笑脸、自己不拿自己当回事的那个杰克布也是自我厌恶的，因此他在说“我太想你”的时候，一个哂笑马上冒出来，表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呢，信不信都行。
我从渡船上走下来，他迎着我站着，早就等烦了的样子。我想他千万别动，别当着挑菜担子或者独轮车上装满鸡笼子的人群冲上来，把我一抱什么的。这件尴尬事总算没出现，看来杰克布挺尊重中国国情。他现在学会悄悄把你的手一捏，或在你脸蛋上飞快拍一下之类的偷袭式亲昵。偷袭式亲昵适合这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尤其上海。
他的伤还没有痊愈，脸上的血肿褪了，但还有些柠檬黄和淡紫的淤块，看上去还是斑斓无比。
他告诉我，从此他不能再回我家了，因为他在从事的活动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他那危险人物的目光雪亮地照射我一下，又照射一下前后左右。上海浦东的傍晚已是夜深人静，灯火阑珊。不久我们就坐在渡口的一家小吃铺里，等着大锅里的阳春面。
我情不自禁看一眼他的衣服。他穿着不太干净的衬衫，裤子的大腿上两摊油亮，是磨损和污垢造成的。就这样一身，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藏在哪里……
杰克布问我最近过得怎样，是否参加过舞会或酒会，还问我是否碰到了犹太难民中的熟人，他担心那些熟人们是否还活着。自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难民们虽然每天仍旧得到一顿救济餐，但分量和油水减了许多。
我随口应答着他，心里有九只猫在抓搔，什么样的机遇可以让我取出那把钥匙。我得像身手不凡的扒手那样两根手指一钳，从他深深的裤子口袋里钳出那一整串钥匙。
我想，你还是回美国吧，他说，你有美国护照，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很麻烦。
我没有听见他在此之前的话，所以朝他笑了一下。我的笑在他看是相当纯情的。
想法先去澳门，我可以给你找到路子。到了澳门再去葡萄牙，葡萄牙现在成了欧洲去美国的唯一后门了。别担心钱。
那你呢？我说。
我必须在这里，他说。
你到底在做什么？我问他。
他看着我，把我的手捏紧。他眼睛大了，又大又黑，成了彼得的眼睛。我撬不开他的嘴，正如日本人的刑具也撬不开。但那眼睛里的恐怖是足够的，足够让他突然崩溃，秘密像血一样被喷出来。
小吃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一看就是几年前从浙江跑来的难民。他们照应着十几个顾客，但还是给我们额外款待。老板娘从后面拿来长长一条蛇形蚊香，放在桌下。后面一定是他们的住房，大概孩子们刚才还借蚊烟屏障在温习功课。
我跟老板娘说：请烫半斤加饭酒。
杰克布加了一句：煮花生和茴香豆！
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他的上海话土头土脑，浦东味十足，并且吃懂了土头土脑的小菜。
其实烫酒是我的计谋。杰克布喝不惯黄酒，半斤酒就能醉倒他，然后我将闪电似的朝他口袋里的钥匙下手。
一杯黄酒喝下去，杰克布用手掌横抹额头和脖子上的汗。他受不了黄酒的味道，喝得龇牙咧嘴，我不住地笑。
我说：热的话就把衬衫脱了吧。
他站起来脱衬衫，短汗衫的袖口露出他胳膊上的淤血，颜色也正是青黄交错。我朝他的两个裤兜扫一眼，初步的侦察完成了。右边那个口袋看起来沉些，钥匙一定装在那里面。我从鞋匠补好的小包里拿出手绢，站起身，走到他旁边。做扒手是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否则就不可能在一秒钟里做完一整套动作。你得把钥匙掏出来，再把它藏进小皮包。在我的手指向杰克布的右边裤兜伸手时，馆子里七八个人同时停止了“呼啦呼啦”吸面条、喝汤、抽鼻涕的声音，四周一片寂静，我的心跳像是一座巨大的老爷钟，所有人都听得见。
当然，你肯定猜到了，我什么也没做。一切都是错觉。
我刚张口想说什么，喘乱了的气息让我喉咙一阵痉挛。扒手是令人恶心的行当，自我厌恶使我一杯杯地猛喝酒，这也是我重复干的蠢事：为了舒缓自我厌恶而灌自己酒，又因为酒醉而加倍地厌恶自己。
杰克布笑着说：上海是个好地方，容纳了多少像你这样看起来不到二十一岁的酒鬼。美国法律禁止年轻人在二十一岁之前喝酒。
脸上的伤疤使他成了个丑汉。他端起酒盅，传递着丑汉的风情目光。
我举起杯子说：为我远行美国，为我们在美国重逢！
他端起豁了口子的土瓷酒盅说：这就好，你是听话的好孩子。
黄酒有一股泥腥味，喝到嘴里就满口混浊。杰克布一口干了他的酒。他酒醉的第一个迹象是不再喝得出酒好酒歹，什么酒他都喝得兴高采烈。
我说：亲爱的，我在旧金山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