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大惊失色。马上，惊讶过去，被仇恨代替。她万万没想到我会如此恶毒地攻击她所喜爱的人。她还仇恨我的虚伪：既然我把璜看成个恶棍，为什么还去和他谈话，要他“好好照顾”她？我的动机太可疑了，人格太暧昧了。她是个无邪的女孩，很快在我这样错乱复杂的年长者面前不知所措。仇恨又被恐惧替代了。
她的恐惧让我倏然泪下。我太笨重的关爱，只有我自己明白。它吓住了吴川。我说：“吴川，你什么都可以猜，不过你得明白，我只想保护你。假如我伤了你，你得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做过姐姐，你让我慢慢来，好吗？”要是用中文，我肯定讲不出这番话的。讲英文我容许自己多愁善感一些，台词味也是我无能为力去掉的。
吴川被我的泪水和语言感化了。敌意淡下去，戒备还在。我想我们都该喘口气，便从车里搬下野餐的篮子。太阳把草地晒热了，我们都脱去外衣。铺开的野餐台布上全摆着吴川爱吃的东西：两种正宗俄国鱼子酱、烟熏三文鱼、生火腿夹蜜瓜、法国蜗牛。她吃这些就像我吃食堂里打来的粉蒸丸子和白馒头。她的口味高贵。黎若纳认为人生苦短，凑合吃糟粕是对自己犯罪。我看着二十一岁的女孩熟练地吃着每一样昂贵食品，突然觉得自卑。手指纤纤，动起来却无情而果断，切下鱼片，剜出鱼子，嘴唇多么高雅，不动声色就吞噬了金黄色、黑色、棕色的精美食物。太阳照在她溜光的肩头和脖子上，真是个无瑕的小人儿。
她留意到了我。她问我为什么只吃干面包。我说胃不太舒适。我可不想承认我从来没吃过那些昂贵食品，因为我有个土里土气的胃口，只接受最简单的食品。她还是容易对付的。好吃的、好穿的都能笼络她的心。小纳粹这点上败给了我，他毫无经济实力。
气氛有所改善。但知心密友做不成了。吴川不主动说任何话。我挑起的任何话题，她都懒懒地给一两个字的回答。她的淡漠让我紧张，不久犯起话痨来。不知怎么就亮出胸口上的疤痕。她没提防，吓得一咧嘴。我的展示其实相当温和，不露控诉意味。那个时候我七岁，吴川，黎若纳和你父亲偷情正是不可收拾的时候。我在黎若纳的心思之外，魂魄之外，直到她混账地把一锅滚汤放在我的玩具柜上，那汤从我脖子下给我来了个淋浴，我才挤进她的神志。吴川，你看到的只是伤痕的起端，它一直蔓延到腹上，这也不能把黎若纳从你父亲那里拉回到我身边来。
吴川不语，听我讲下去。她的父母在制造她之前，把我制造成这样一摊血肉模糊的东西。我父亲在我八岁时发现我不幸爱上舞蹈。他劝死劝活也经过植皮而强拉成一整片的胸口，青春发育从网状的疤痕下钻出来。那是什么样的肤色？疤痕成了午餐肉颜色的爬墙虎，攀在少女们最自豪的美丽段落。我从更衣室出来，主考人皱起眉：“咦，叫你换衣服的啊？”我说我习惯穿自己的衣服。主考人说：“习不习惯你都得换。”他向其他考官递了个眼色：她以为在考场上能撒娇呢。
我站着不动。
爸说：“去换了吧。”
我凶他一句：“就不换！”
主考人觉得我有些讨厌了。他说：“你这态度可不好啊。”
我低着头，两手使劲绞弄手指头。
爸为我求情，他对主考人说：“她这儿（他摸自己胸脯）有块大疤，小时候烫的。她怕羞。”
我两眼寒光。竟有爸这么不打自招的人。
主考人不讲情面，说：“那就更得脱了。我还要看看影响不影响以后上舞台呢。”
我动也不动。
爸说：“听见没有？没什么商量，快去换衣服。”
我觉得他也是帮凶。人怎么可以这样残忍？个个都瞪着我的胸脯，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好奇心痒得钻心。我不把丑陋的伤疤暴露给他们，那痒痒是止不住的。
爸又说：“你别让这些老师们烦你啊！”
我顶撞道：“烦就烦！”
主考人认为我是他碰到的最讨厌的孩子之一。他说：“你愿意自动弃权？”
爸马上说：“你看，学了五年，白学了！”
我说：“白学就白学。”
主考人说：“那好吧，我们不耽误时间了。其他同学开始吧！”
我和爸走出校门。爸突然扬起手，给了我一巴掌。他也不挑个地方，一巴掌从我右边太阳穴斜扫下去，我两眼一片空白，紧接着又是一片昏黑。鼻子一胀，什么东西热乎乎地淌下来。我用手一摸，是血。
爸没有弃权。他用黎若纳给他的一点外汇券买了进口咖啡、香烟。他把进口货装在侨汇商店招摇过市的购物袋里，走到楼下，又慌慌张张回去，换了个脏兮兮的尼龙布口袋。这样他的贿赂可以不夺目，可以偷偷摸摸塞在人家哪个旮旯里。他领着我到舞蹈学校的正、副校长家。我从来没发现爸有如此厚颜的笑容，怎样的冷水都泼不灭它。我坐在一边，窘得失神，不知他在和人胡扯什么。过一会儿，他的手伸过来，把我拽到校长面前，要我解开领口纽扣，让人家看看。他说：“你看看，没那么严重，不会影响上舞台的！”
我想到他绝望的那一巴掌，忍住了挣扎的热望，让爸把我脖子下的伤疤展露了。我们出了门就又内讧上了。我说爸低三下四，像个瘪三。他说我知道怕丑小时候就不该做舞蹈明星的梦。外婆去世后，我们连个讲痛快话的人也没了，两人只能彼此出气。
所有的侨汇商品被偷偷摸摸赠出去，也被偷偷摸摸接受了。结果是勉强吸收我为走读生。舞蹈明星的梦确实破碎了，因为我做走读生的第二年，就来了一位女教员，和我大谈舞蹈教学的伟大和崇高。学校马上就要选优秀学生去学师范课程，将来可以做少年宫的业余舞蹈教练，或者幼儿园的歌舞编导。女教员说来说去，意思是做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头比在舞台上做明星神圣一百倍。并且，候选人全是有明星潜质而放弃做明星的。我上师范班的第一分钟就明白了。这是一种不撕破脸的淘汰。班上全是脸型不端、四肢不够尺寸、练功伤得太重，或者已开始发福的人。黎若纳一手把我制造成了崇高的孩子头，将要扭着成年的臀部和腰肢，去做那些不堪入目的稚气憨拙舞姿。而我在八岁时想什么呢？想做天鹅湖中的公主。披着癞蛤蟆似的皮，做的是白天鹅的梦。“吴川，你不知道，被抛弃的感觉是在那个时候才强烈起来的。”
吴川双手枕在脑后，躺在毯子上。我想她在我冗长的叙述中午睡了一会儿。她睁开眼，马上又眯起。她说：“你现在不蛮好？做舞蹈明星现在倒要退休了。”
我突然来了怨恨。她口气倒大！我现在蛮好？我干什么下贱事谋生她知道吗？我和她是从一个产道里出来的。我和她的神色是来自同样的投影，凭什么我就该那么低贱？黎若纳给我寄过名牌没有？她一心一意要把我变成她千金的女佣。我真是贱骨头啊，用那么下贱营生赚来的钱为这个宝贝儿一掷千金。
“是啊，我是挺好的。”我阴阳怪气地说。
吴川瞥我一眼。既然想闹别扭，何必要开这么远的车，找个好风景来闹？她转过脸，面朝天，把墨镜戴上。GUCCI。我看着墨镜上的品牌，宝贝儿怎么可能和我成真正的姐妹？
我也把墨镜戴上，脸朝着天。我此刻的心情是小巷里尖酸妇人的，但我已控制不住。我像是自语，讲着我十七岁时在医院等待黎若纳的五个星期五。我免不了有一点言过其实，把自己的病说得几乎奄奄一息。黎若纳怎样了呢？她终于乘飞机来了，又回去了。因为她三岁的女儿磕破了下巴，她不愿她落疤痕。
吴川涵养还是有的，她一言不发地听着。或许她真的意外了：原来她母亲欠过我那么大一笔债呢。
我淡淡地说下去。黎若纳肯定忌讳肝病隔离区，万分之一的传染可能性都得杜绝。因为她一旦沾了菌，她的宝贝儿会有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传染上我的肝炎。那五个星期是她苦恼犹豫的五个星期。她一拖再拖，希望托词编得真切合理。最终没编出像样的借口，只好上了飞机，刚到达听说她的宝贝儿磕破了下巴，好了，她连借口都用不着了，打道折回。我那位死去的女病友最终看到了我的谎言破产。
吴川戴着墨镜的脸转向我，说：“我们走不走？”
“我不是妒忌黎若纳对你的宠爱。我就想告诉你，我为什么很难跟她和解。”
“那不要勉强和解嘛。”她说。
这个女孩已成了陌生人。我想自己这是何苦，去年深秋去敲开她那扇门。我的手疲惫不堪地收拾餐具、盘子，把昂贵的残余倒在一个塑料袋里。我不愿吴川把我看得节俭吝啬，拎起塑料袋走到垃圾桶边上，把它扔进去。我看看周围的景色。真是好景色。不远处有一家老小在吃午餐，生了一小堆篝火。火光在太阳里苍白得很。等我把吴川送回她的公寓，我们便回到我敲她门之前的情形，彼此成陌生人。从此芝加哥上空，也飘零着我那份给出去而没人要的情感。之所以那么多没人要的情感飘来飘去，因为大家都阴差阳错地施予和接受。错过去，却不知如何错的。
我从垃圾桶边上走回来，吴川已卷好野餐的台布。赶紧收场吧，免得我们累死。我们默默地朝着车走去。地上和树上的松鼠以为我们还有心情和它们逗耍，挑衅地拦住我们。我借题发挥地吼它们：“滚！讨厌！”
吴川看看我，她说：“妈其实总说我不如你。”
我心想，行了，何必？
吴川接着说：“我以为她好偏心你，动不动就拿你比我，一说到你就哭。”
那是她在搞政治，我心想。这种政治平衡哪个母亲都会玩玩。
我所有的回答就是耸耸肩。爱怎样怎样吧，我无所谓。
吴川说：“你不信？”
我说：“信不信都太晚了。”
她瞪着我，慢慢可以看出她的嫌恶。那意思是：你拿我清算什么呀？你母亲、父亲欠你，我又不欠你！她提起两腿飞快地走到停车处，把篮子放下来。我掏出钥匙，一瓶防晒霜被带出来，滚出去。我去捡防晒霜，墨镜又掉到地上。抬起脸来，我吓了一跳：吴川用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看着我。我在她眼里是丑态百出的，不值得她正眼看的。
我这才知道，她之于我是怎么回事。她优越于我太多太多，她知道这点。
告别时我们还企图装着没事。到底是文明时代，幻灭也要礼貌周全、不动声色。在她关上门的一刹那，她突然想起什么。
“对了，那盘CD你听完了吗？”她用英文讨还东西，显出上流风范。
“好的，我明天给你送来。”
“我要是不在，留给楼下守门的吧。”
她肯定已做好“不在”的打算。
我一回到家就找那盘CD。我没有听过它，吴川听的音乐都太青春了。我想起来了，茹比好像说过，她拿走我一盘CD。一问，果然就是吴川那盘。我说她该先问过我再拿。她说她在我车上看见那盘CD，当时就问我能不能让她听两天。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她说的是这盘CD。
茹比的CD我可以随便拿回来听。她对我突然的乖戾不解，沉默一会儿才问：“你见鬼啦？”
我说那盘CD是借的，马上要还。
她说她正在急诊室上班，没法给我送CD。
我说我马上去她的急诊室。
其实我是怕一个人待在公寓里。星期日晚上，我必须利用茹比对我的单方面柔情。吴川在我心里挖了个洞，总得用什么填上它。茹比不可能陪我说话，她是值班医生，周末总有太多乐极生悲的血案要她处理。但看着她我会充实些，胆壮些。
我进了医院的长走廊就听见一个人在大声吼叫。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茹比正在给他处理枪伤。子弹打在他的肚子上，是从侧面开的枪，把他腹上的厚脂肪撕开一条大口子。茹比一边和我做鬼脸，一边和伤员谈话：“没那么严重，啊？又没伤到内脏！全归功于薯条、炸鸡那类垃圾食品，才有这么厚的‘防弹服’……”
渐渐听出来了，男人叫的是一个名字。是他的儿子，茹比告诉我。父子俩吃饭喝酒突然翻了脸，儿子开枪把老子打伤了。儿子现在在警察局。老子突然插嘴：“是他自己去自首的！”
麻药生效了，茹比让护士把伤员推到里间，又去处理两个出交通事故的少男少女。挨儿子一枪的汉子不时还会叫一声。他叫是因为恨还是因为牵念，很难分辨。
茹比的医学学位拿到才两年，又用业余时间拿文学学位。忙碌是不介入、不深入任何情感的借口。忙碌是情感受伤者的疗养地。再忙碌的事也比感情省事。于是茹比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她不断从各个病号那里偷点闲，跑来跟我点个卯，又跑去。什么情和谊都架不住你使拙劲地维系。点到为止，大家舒服。就是和吴川最亲密的时候，每次和她分手，我既是怅然若失，又是如释重负。急诊室里血淋淋的伤者多半是亲出来、乐出来的。一亲过了头，枪就响了。
十二点茹比下班时，我的境界已大大提高，决定以后就和吴川做“淡如水”的姐妹。茹比要我和她一道回家。CD她留在家里，我只好和她去拿。
可怎么也找不到那盘CD。无比繁忙的生活使她的地板消失在各种书、账单、衣服、袜子之下。只能趟着半尺厚的报纸、杂志走进她卧室。卧室中央有座衣服堆成的山丘。从洗衣机里拖出来，就堆在那里，要找两只一样的线袜都得像狗一样刨挖。任何东西掉在这屋里都是绣花针人海，捞不起来的。找到凌晨两点，她和我放弃了希望。
她说：“明天肯定能找到它。”
我说：“算了吧。我去网上买一盘。”
她说：“就是嘛，不就十来块钱吗？把我逼成这样！”
我告诉她CD不是我的，是借别人的。那人要我立刻还。她问我：“你和佳士瓦分手了？”
我不懂她的意思。
她说：“分手了你才会这么急着还他的东西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