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吃素后，味蕾变得敏感，菜里有味精，立刻就能察觉；我自己住，不看电视，对声音敏感，回老家，听觉像受惊的兔子，东窜西奔无处落脚。
个人感觉，经济越落后之地，声音污染越重。我家在县城，商业街上，每个小店门口的音箱里都大声播放音乐（且必须失真），人们对此熟视无睹。而我从中走过，焦虑指数直线上升。逗留得久，会心情暴躁，想立刻躺下，如被念紧箍咒的孙悟空一样抱头打滚。县城再往下，小镇，在高音喇叭之外，还多增一种声音污染的终极武器：拖拉机！什么去掉消音器的哈雷摩托，跟拖拉机一比都弱爆了。
在家中，人们习惯开着电视。开着，谁也不看都行。但一旦关掉电视，仿佛无法承担骤然出现的寂静后果。电视机，是无话可说的人们之间的润滑剂，是把人们注意力从自身引向外在世界的小红旗导游。它让我们发现，许多亲人间原来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必须靠电视机里的人们出面化解尴尬。
当人们对电视机的声音变得麻木后，它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背景音。小孩做作业时，很少有家庭会专门关掉电视机—他们没有意识到，应该这样做。
许多大人习惯在小孩写作业中途跟他聊天，问东问西。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会伤害小孩的专注力。当他专注在一件事上时，不要随便打断他的注意力，不要拿闲扯去干扰他。许多大人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习惯不停歇地制造声音。人们的说话声，是电视机之外的双重保障，保证你的人生不会面对寂静。
大多数人是害怕寂静的。在春节聚会中，寂静等于冷场。幸运的是永远不会冷场，永远有成长中的孩子成为安全的话题：多大？多重？他比他大多少？上几年级？考试考第几？年级名次多少？还有几年高中毕业？找工作没有？有女朋友了吗？什么时候结婚？打算啥时候要小孩呢？小孩多大？多重……在一个大家族里，总有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成为话题中心。有时候，我感觉人们要小孩，就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有话可说。没有那些源源不断的套话，谈什么呢？谈自己？成年人的聚会，是不谈自己的。尤其老年人，在人生中早已取得豁免权，除非是身体堪虞，才会成为问候中心。已婚已育也有豁免权—他们贡献自己的孩子作为话题。单身者是谈话的中心。但是，人们毕竟要有话题可聊啊，谁叫单身者没有孩子可贡献呢，那就贡献自己的私生活、感情状况、收入情况以供解颐。
永不冷场的人生。这就是人们追求的。谁家的孩子越多，人丁越旺，越幸福。这种幸福是“热热乎乎的幸福”。如果谁家过春节，冷冷清清，无疑令人怜悯。所以，一个县城的边界比一个国家的国界还难以跨越。人们不愿儿女离开，到外地谋生。农村的孩子，书读得好的，早就知道自己要离开的。大一点的城市，人们对于人口流动也习以为常。在各种形态的城市中，县城最为保守，在那里，儿女离开原生家庭到外地发展，会被视为不孝（想一想，家中老人的冷清！）。一个县城人，其幸福感却可能居各种形态的城市居民的首位。所以，丁克族是可疑的—你们想干啥？你们晚年怎么办？人们养孩子的思维，还只能到“养儿防老”，再往前一步，也无法了。哪怕现实中养儿已经不能防老，还要啃老，也还是停在这里。因为这是人生的全部希望。
人们没有说出口的是，孩子是用来克服死亡的。死去，什么也没留下，即使留下，房子，钱，统统也与你无关，光这样一想，就令人难受。但你的孩子，他血液里流着你的血，他长得像你。你活在他的记忆里。这样一来，你将不会被死亡彻底剥光、掠夺。在这一点上，孩子和艺术的作用相似。尼采说，“思想家以及艺术家，其较好的自我逃入了作品中，当他看到他的肉体和精神渐渐被时间磨损毁坏时，便感觉到一种近乎恶意的快乐，犹如他躲在角落里看一个贼撬他的钱柜，而他知道钱柜是空的，所有的财宝已经安全转移”。
不同的是，克服死亡的过程不同。追求永不冷场的人们，是用孩子，用热热乎乎，用周围都是人（想想所有的娱乐方式：打麻将、看电视、唱卡拉OK、亲戚饭局……）、都是声音。这样的人当其死亡时，必然渴望周围被人和声音包围；靠艺术克服死亡者，思想、阅读、写作……都是静的，都要长期一人，独对斗室，岑寂一如修行。这样的人，当其死亡时，必然也渴望安静，三两亲人也可，独自一人也行。一如独在斗室去世的张爱玲。许多人怜悯她，去世许久才被发现，殊不知，她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预知死亡时机，并为此做好准备（换好衣服，床上躺好）。这份坦然从容已迹近大修为者。
但是，无论过哪种人生，街上的高音喇叭都应该关掉。印象深刻的是在德国或法国时，街上安静到连汽车喇叭都是罕物，更别提高音喇叭。走在寂静中，说话不必靠喊，你可以轻轻哼歌，听到风吹过草尖，空中鸟儿拍打翅膀，只有在此时，散步才成为享受。这是人生存的基本环境，就像菜里不能多放味精、食物里不能滥用添加剂。说到底，环境安静，人才能思考，或者说，思考些安静的问题。轰炸性播凤凰传奇，只能轰炸出炸鸡般的大脑，里头除了热闹，别无所有。
2013-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