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在蒋介石的强有力支持下，公开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他以南京最豪华的龙门酒家为大本营，以CC系所控制的各级党部和黄埔系为基础，布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竞选阵营，果然给李宗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离开选的日子还有两天，李宗仁带着他的助手，像盘点库房存货一样，到各赞助人那里去核实一下能掌握到手的选票。他驱车首先到考试院院长戴传贤那里。因为李宗仁为了取得戴传贤的支持，曾专门派人给戴送去一尊金佛。据说这金佛非常名贵，是日本人由东京的本原寺移到北平，预备在北长街建寺供飨的。谁知寺还没建，日本已宣布投降，身为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便把这尊金佛和众多的敌伪资产一并“接收”了过来。他知道这位戴院长平素喜欢拜佛，便差人把这金佛送到了戴府。果然戴传贤一见这金光灿灿的金佛，便合十膜拜，意态虔诚极了。使者说明来意，戴院长一声“阿弥陀佛”过后，便说道：“德邻先生配合蒋公，真乃党国之福也！”又接着念了几声“阿弥陀佛”便慨然亲笔作复，答应一定帮忙到底。不想，自从孙科上阵以后，戴院长便噤若寒蝉，在李宗仁面前再也不提帮忙之事了。及待李宗仁驱车到戴府，见过戴院长之后，又提到帮忙之事，戴传贤却不断地摇着头，再也不念“阿弥陀佛”了。李宗仁说得恳切，戴传贤见推辞不过，便无可奈何地叹道：
“德邻先生呀，你不知道我的难处哟，时局已弄到这般地步，我是爱莫能助啦，现在，我只能一切听命于蒋公，他要我上天，我便上天，他要我入地，我便入地！”
李宗仁见戴传贤白吞了他那只金佛不算，还当面装疯耍赖，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恰在此时，何应钦来访，才算打破了这尴尬场面。原来，何应钦在西安事变时，得罪了蒋介石和宋美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他派到联合国去当军事代表团团长，由陈诚接任参谋总长。他刚由美国回来述职，正碰上“国大”会议将要召开，他的许多朋友熟人都到了南京，因此他乘机四出访友，今见李在戴府面带愠色，想必是为竞选之事弄成了僵局，便说道：
“德公，我要喝了你当副总统的喜酒之后，才到美国去啊！”
“敬之兄，多谢你关照。”李宗仁知何应钦这话是出于诚意的，当即表示感谢。
从戴府出来，李宗仁便到山西省驻京办事处去，因为阎锡山曾满口答应将晋绥两省的选票支持他。
“德公，关于选举方面的事，我刚接到阎百公的电报指示，情况……有些变化。”山西省国大代表领队人梁化之吞吞吐吐地说道，向李宗仁出示了阎锡山的电报。
阎锡山的电报倒也写得简单明了：“晋绥两省饷械悉仰政府，选举事项须听命于蒋主席。”
李宗仁看了这个电报，心中不觉凉了半截。想当初，李宗仁派人到太原去见阎锡山，请求帮忙，阎锡山一口允道：“我吩咐他们一声，一致选举德公。”并让秘书写了他的谈话记录交人带回去给了李宗仁阅。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想转眼之间就变卦了。李宗仁只得向梁化之苦笑了一下，告辞出来，又去找张发奎。张发奎曾在李宗仁部下当过军长，是北伐时代的风云人物，曾与李宗仁在广西共患难反蒋数年，彼此之间很有感情。李宗仁曾派人去找过张发奎，请他帮忙，拉拢广东代表为其助选。因张发奎在北伐时当过第四军军长，目下不少粤系将领是属于第四军系统的，通过张发奎活动，李宗仁是很可能拿到广东一大部分选票的。张发奎也满口答应帮忙。李宗仁带着助手，从山西代表的住处径奔广东代表的住处。见了张发奎，李宗仁还没说明来意，张发奎那粗大的嗓门，便震得屋子嗡嗡作响：
“德公，论关系我应该帮你的忙，但我有一个地方的责任，我是广东人，不投广东人的票说不过去啊。薛伯陵和李伯豪他们也都是一样的，请德公不要找他们说了。”
李宗仁一脸尴尬之色，只得向张发奎说道：“啊啊，向华，不要紧的，以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戴传贤作用已失，阎锡山、张发奎中途变卦，李宗仁又硬着头皮走访了几处原曾答应帮忙的地方，但情况与山西、广东相似。他心中惶然不安，匆忙赶回白公馆来，又遇金城银行经理来报告，说刚才有人奉命来秘密查帐，要弄清北平给李宗仁汇来多少竞选经费。
形势对李宗仁越来越不利，他不得不专门召集他的谋臣策士们商讨紧急对策。
“诸位，自竞选活动开展以来，形势对我们一直是很有利的，无奈老蒋嫉恨，中间放出孙哲生这匹‘黑马’，事态已颇为严重，诸位看有何良策可以出奇制胜，挽此危局？”李宗仁焦急地看着他的一班高级谋士，请他们快献妙计。
这些谋士们对于孙科出马后竞选形势的急转直下，了解得比李宗仁还多，而且他们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军统和中统人员的威胁利诱，整日里提心吊胆，深怕什么时候突然不明不白地“失踪”。因此，李宗仁要他们出谋献策，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甚至连那位足智多谋的小诸葛白崇禧也感到束手无策，颇为悲观地说道：“德公啊，我们只好力尽人事罢了，选上选不上，只得听天由命啦！”其实，白崇禧并非力尽智竭，他是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因为蒋介石在不久前才把30个师的指挥权授与他，他深怕把李宗仁抬得太高触怒了蒋介石，而收回那30个师的兵权，到时他又成了光杆司令，即使把李宗仁捧上那有名无实的副总统高位上，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孙科一上阵，白崇禧便感到形势不妙，在他的眼中，30个师的兵权远远胜过帮李宗仁去竞争那无权的副总统。白崇禧对力挽危局不那么热心，更直接影响了其他谋士们的信心，沉默了半天，竟无人说话，更无人献计献策，李宗仁见了好不着急，他忙向参谋长黄绍竑说道：
“季宽，事已至此，总不能吃夹生饭呀，你这参谋长是怎么当的啊！”
黄绍竑两眼一直盯着天花板出神，他听李宗仁急得责备他，便笑道：
“德公，心急吃不得热粥啊，这事我心里有数，你想一次就当选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那也总得跟他们拼一场，反正我不会认输！”李宗仁倔强地说道。
“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黄绍竑还是笑道。他离开李宗仁麾下已经十多年了，性格和脾气都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蒋介石倾轧的官场中，他变得更加老练和圆滑了。但是，有两点他始终没有变，就是与李宗仁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感情和在多变的时局中颠来倒去，在蒋、桂双方多年的角逐争斗中，哪一方形势有利，他就往哪一方倒。由于他为人机警又善于周旋，在蒋、桂两方营垒中，他都有良好的人事关系，遇事容易转圆，两方都需要他，可以说，他是个在蒋介石政权林立的派系斗争中的特殊产物。他不认定一个死理，他也不忠于某一个人或某一派系——尽管他和他们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曾是他们派系的一个重要成员。在中国，只要派系斗争存在着，便会有黄绍竑式的人物存在。
本来，蒋介石免去他的浙江省主席后他一直在上海待着，表面消极，其实是在看政治行情，看该往哪一边倒。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国内是两大派，目下国、共双方以军事斗争为主，国民党到处吃败仗，形势很不妙，李济深已经与共产党拉上了关系，黄绍竑是李济深扶植起来的，两人关系一直也很好，黄绍竑就国、共双方掂量了一下，感到共产党的分量越来越重，他是绝不会顽固地做国民党政权的殉葬品的，因此暗中与李济深紧紧地拉着关系，以便在国民党政权最后崩溃的时候，及时投到共产党的方面去。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与李、白的桂系是最大的两派，他既是桂系的人，也是蒋介石的人，他既帮李、白的忙，也帮老蒋的忙，哪一方有利他帮哪一方，但从不把事情做绝，总留有很大的余地。当他正在上海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时候，忽听李宗仁要竞选副总统，开始他对这事并不重视，可后来他和李宗仁密谈时，得知美国政府有倾向于支持李宗仁的意图。他眼睛一亮，似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当然，从他内心来说，并不希望国民党政权崩溃，他希望这个政权能有所改革，能为国人所接受，蒋介石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觉得李宗仁则有可能做到。
如果李宗仁能够选上副总统，在美国的支持下逐渐过渡取代蒋介石，在国内创立一个开明的国民党政权，那么这对挽救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将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桂系，对他本人也都有利，所不利的只可能是蒋介石。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他欣然接受李宗仁的邀请，出任李的竞选参谋长，在离开李宗仁17年后又重新回到李的麾下——李宗仁那句话说得真准：“我相信季宽还会回来的！”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蒋、桂之间一场新的斗争，随着孙科的上阵，这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复杂了，对此，黄绍竑早有思想准备。反正他政治上的这一宝这回是压在李宗仁这边了，他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鲁莽从事，当然也不能像白崇禧那样表示某种消极情绪——白崇禧有蒋介石的30个师啊，可他黄绍竑连3个卫兵都没有！对于李宗仁所面临的困境，他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更有办法。他这些年来在蒋介石的官场中生活，对争权夺利、挖人墙脚、明哲保身、嫁祸于人、逢场作戏等等这一大套高深莫测的做人和做官的诀窍，已经玩得滚瓜烂熟，远非李宗仁和白崇禧可比。
总之，现在的黄绍竑早已不是二十多年前那个留着一腮剽悍的大胡子、目光冷峻的黄绍竑了。他练出了一手好字，练就了赋诗填词的功夫，他出入舞场，风度翩翩，无论在宴席上或牌桌上都堪称应酬好手。他能纵横捭阖，随机应变，练就一身适应性很强的保护层。在蒋介石的各级政权中，有着形形色色的干练官僚，黄绍竑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典型人物。李宗仁请黄绍竑出任他的竞选参谋长，真可谓甚得其人矣。
“德公，必须马上与程颂云、于右任建立攻守同盟。”
果然，黄绍竑望了一阵天花板之后，主意便出来了。虽然打的是民主选举的旗号，但这仍是一种官场斗争，怎么应付，黄绍竑是很有经验的，总离不开“纵横捭阖、随机应变”八个字。
“嗯。”李宗仁点了点头，眼望着黄绍竑，想详细听他到底如何攻、如何守。
“德公与程、于相约，3位竞选人无论是谁在初选中得票较少时，都要以所拥有的选票支持得票较多的人。”黄绍竑说道。
“行，好！”李宗仁满口答应，他很欣赏黄绍竑这套既不伤朋友义气，又能吃掉对方选票的高明手法。因为照他看来，程潜、于右任初选得票是绝不会比他多的，只要把程于二人的选票拿过来，便可打垮孙科。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我得马上去拜访他。”黄绍竑神秘地说道。
“哪个？”李宗仁问道。
黄绍竑忙将嘴对着李宗仁的耳朵，悄悄说道：“救国日报》的社长兼主笔龚柏德——就是那个有名的龚大炮。”
“啊？”李宗仁开始疑惑不解，听黄绍竑如此这般一说，才明白其意，但他感到有些难为情，“这……这……恐怕……”他不知怎么说才好，因为黄绍竑所说的确是一着妙棋，只是觉得实行起来不怎么光明正大。
“德公，想吃羊肉就不要怕膻啊！你以为竞选就是民主、自由？那么光明正大？这不过是老蒋从美国人那里借过来的一块遮羞布，其实，就是在号称民主进步的美国，竞选场中的龌龊事情难道还少吗？”黄绍竑似乎对一切都看得清楚。他的话像一根棍子，掀开了那藏污纳垢的社会的一角。但是，他并不是告诉人们朝那里泼去一桶桶清水进行冲洗打扫，而是诱使人钻进去同流合污。
“那……就这么办吧！”李宗仁只得点头表示同意。
1948年4月23日上午，世人瞩目的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帷幕拉开了。4月19日，蒋介石在没有竞选对手的情况下，已当选为“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的竞选，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四天前——即蒋介石当选为总统的当日，国民大会第十三次大会公告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为六位：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溥霖。这六位候选人中，除民社党的徐溥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外，副总统无疑将在另四个人中产生，然而到底谁能当选，却谁也说不准了。
上午8时，国民政府大礼堂门口，挂着庄严的国旗，数名卫兵持枪站岗，2760名国大代表，步入会场，行使选举权。会场正中，挂着孙中山总理的遗像，孙总理像两旁各挂一面国旗。孙中山仍像过去那样，用那神采奕奕饱含希望的目光，看着每一位入场的国大代表，似乎要叮咛他们一番，训导他们一番，告诫他们一番。整个会场，显得庄严而肃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要人们，对竞选副总统这一幕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要制造一个民主政治的局面给美国人和中国人看，使他们相信，中国确已走上民主政治的轨道，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便成了十恶不赦、应该举国讨伐的对象了。蒋介石已当选为总统，他没有出席今天的选举会议，会议由国民大会主席团临时推选的执行主席主持。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象征民主令世人瞩目的庄严大会，帷幕刚刚拉开，便发生了乱子。
“丢那妈，什么人搞的鬼？”
在广东省代表的座位上，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参军长薛岳拍着桌子，大声叫骂了起来。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他们这样攻击孙哲老，手段太卑鄙了！”
“这是光天化日之下向人泼污水，可恶！”
随着广东代表们的怒骂、抗议，广西、安徽和其他一些省的代表却在嘻嘻哈哈，摇头摆脑，有人甚至大声叫喊着：“兰妮！兰妮！”整个会场，叫骂声、拍案声、顿足声、嘻笑声、朗读声，汇成一股奇怪异样的气氛，像被捅了巢的蜂群一样，乱哄哄的，与这庄严肃穆、标榜民主自由的副总统竞选极不协调。大会主席团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执行主席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严肃地呼叫着，维持秩序：
“代表们，请安静！请安静！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底下依然一片混乱，执行主席的威望无法压得住阵脚，吆喝了几声，见不起作用，便只得任其闹嚷下去。也许，他早已有经验了，因为这一届国民大会自开幕以来，便没有平静的日子。开幕的那一天，就有数十人抬着棺材到大会场前大闹大嚷，要冲入会场参加会议，弄得上上下下，好不紧张。
原来，这些闹事的人本是已当选的国大代表，因蒋介石为了标榜民主，临时把青年党和民社党拉来作陪衬，以表示已经结束一党专政，总统、副总统是由多党共同选举出来的。可是这事办得晚了一步，各地代表早经选出，并且各代表已经领取了当选证。蒋介石无奈，只得用国民党中央的命令，要各省由国民党代表名额中，让出若干名额给青年、民社两个党的代表。殊不知，这些已当选的各地代表中，都已在竞选中花费了大量人力和金钱，他们如何肯让，便如期到京，向大会报到。国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当然拒绝他们登记。这些“代表”便联合起来，在国民大会堂门口大吵大闹，有的声言绝食，有的抬出棺材，他们大声叫喊着：“如不认可我们是正式代表，今天就在这里自杀！”因为要“行宪”，蒋介石不敢下令镇压，只得默认他们“为额外代表”，让其参加大会。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抬棺抗议的事件刚平息，临时提请“斩陈诚”的闹剧又发生了。这天，国防部长白崇禧向国大代表们作军事报告，他本善辞令，又最痛恨身为参谋总长的陈诚处处以蒋介石之势压人。现在正值陈诚在东北吃了大败仗，于一个多月前托病悄然从沈阳飞回南京，为了平息东北人士之愤，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曾电邀东北籍的将领和官绅会商。
陈诚在会上极力为自己的战败责任辩护，以期得到东北人士的谅解。谁知，东北人士不但不买陈诚的帐，还声色俱厉地要追究陈诚丢失东北的罪责。陈诚无奈，只得跑到上海去躲起来，对外声言准备到美国去“治病”。陈诚的这一招如何瞒得了白崇禧？白知道陈诚此时绝不会出国，他之躲在上海只不过为了逃避社会舆论的指责而已。白崇禧觉得此时乃是治一治这个飞扬跋扈的陈小鬼的最好时机。因此，他在以国防部长身份作军事报告时，重点放在东北战局，力言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驰往东北剿共，无端撤换辽宁省主席、四平街守将、东北保安支队司令多人，造成人人自危，军心不稳。那些保安支队司令被撤裁之后，便率部投向解放军，乃使解放军实力大增，东北战局急转直下，无可挽回……
那些东北籍的国大代表，见东北易帜已成定论，他们无家可归，本就痛恨陈诚，现经白崇禧如此一说，更是火上加油。东北代表和山东代表首先发难，他们振臂高呼：“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到美国去！”接着便是几百名代表起而响应，立刻签署了一项临时提案，要求蒋介石效法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斩参谋总长陈诚，借陈诚之头以谢天下，以平民愤。恰巧这天蒋介石出席会议，他端坐主席台上，任凭代表们叫骂呼喊，只是一言不发。也许，这种场面也可作为一种民主自由的点缀罢。但蒋介石是绝不会向陈诚开刀的，他怕代表们跑到上海去找陈诚的麻烦，便下令陈诚到台湾草山“养病”去了。一位七十余岁的东北籍代表汤某，闻讯竟气愤而缢死旅邸，以示尸谏。总之，这届国民代表大会自开幕以来，便波涛迭起，险象频生，它不仅没能给腐败的国民党注入民主政治的生机，却给四分五裂的蒋家王朝敲响了没落的丧钟！
大会的执行主席见代表席位上一片混乱，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心中惶惶不安，忙派秘书下去查询。不一会儿，秘书从代表席上拿回一份当天南京出版的《救国日报》，呈到执行主席面前，并报告说事情全是因为这份报纸引起的。原来，今天代表们一进入会场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便发现座面上摆着一张《救国日报》，开始谁也不在意。广东代表薛岳却把报纸瞧了瞧，他不看则已，一看立即气得眉毛倒竖，拍案大骂起来。薛岳这一叫骂，等于给大家报了个信，于是代表们便不约而同地看起这份来历不明的《救国日报》来。只见报纸头牌的通栏大标题印着“敝眷兰妮”四个大字，甚是引人注目。这兰妮何许人也？为何竟引得薛上将暴怒起来，顷刻间便能在代表中掀起一阵动荡的波澜？这兰妮乃是孙科的情妇，抗战时与孙科在重庆的园庐同居。后来不知何故，她由重庆跑到上海、南京，与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往来，私下里却又做着颜料买卖，这是一个使人感到神秘莫测的女人。
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由德国进口的颜料，德、意、日是战败国，因此该批颜料便作为敌伪财产处理。立法院长孙科却声称此批颜料乃“敝眷兰妮所有”，要中央信托局发还给她……此事当时曾作为一段丑闻，在京、沪的小报上登载过。不想正值今天要选举副总统的当儿，《救国日报》却把这件事登在显要的版面上，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份报纸人手一份预先送到了各位代表的座面上，这对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孙科来说，不啻于挨了一个当头闷棒，这如何不使全力以赴支持孙科的广东代表们气得七窍生烟？
这件事不仅使李宗仁的支持者感到扬眉吐气，便是一切对于蒋介石政权不满的代表们，以及属于于右任、程潜圈子里的人，也无不感到幸灾乐祸。这些人一哄闹起来，这大会堂里如何还能安静得了？不说大会执行主席压不住阵，便是蒋介石亲自在场，也只能干着急，生闷气，无计可施。因为这是“行宪”的年头，新闻是有自由的，前些日子，京、沪的报纸上曾以大量事实揭露孔宋两家的丑闻，蒋介石也只得硬着头皮，不予干涉。因为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催促他发布一个有关新闻自由的新规定。这个新规定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发布，但对于《救国日报》此时发表的这篇揭露孙科丑闻的文章，政府是不敢轻易动它的。
“各位代表，请安静！请安静！”大会执行主席弄明白了代表们喧闹的原因后，怕影响当日的选举，便用新装上的美国麦克风喊着，接着宣布副总统选举开始。还算好，会堂里虽然闹嚷不停，但选举秩序尚能正常进行，代表们按要求填好了选票，并一一投入票柜。投票完毕便由检票员开柜检票。在五名监票员的监督之下，检票毕，即由唱票员手持选票，站在麦克风前逐张唱票。在检票和唱票中，聚集在台前的中外记者不断拍照，闪光灯不停地闪动，令人眼花缭乱。选举结果，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得493票；莫德惠得218票；徐溥霖得214票。由于无人得到法定票数——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票数，依照选举法规定，次日将由李宗仁，孙科、程潜三名票数比较多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选举。于右任、莫德惠、徐溥霖均被淘汰。
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实力雄厚，又有蒋介石作靠山的孙科，竟被“乡下姑娘”李宗仁击败，广东代表们一个个气得捶胸顿足，如丧考妣，他们转而迁怒于那份《救国日报》的恶作剧，代表们叫喊着，要去找《救国日报》社算帐。薛岳的地方观念本来就特别重，孙科是广东人，在竞选中吃了败仗，广东代表无不感到丢脸，他挥舞着手杖，在大会堂门口拦住散会后返回旅邸的广东籍代表，大声叫喊着：
“我们广东人是唔好欺辱的，马上去找《救国日报》算帐！”
另外两位陆军上将张发奎、余汉谋也挥舞手杖，起而响应，在三位勇武过人的上将带领下，广东代表们纷纷挥起手杖，一支揭竿而起勇不可挡的十字军团，怒气冲冲地向《救国日报》大兴问罪之师。他们来到花牌楼《救国日报》社门前，“噼噼啪啪”一阵手杖猛击，首先把《救国日报》的招牌击个粉碎，接着便冲入报馆，油光闪亮的各式手杖顿时成为讨伐舆论界有力的武器。他们以战场上冲锋陷阵、肉搏拼刺刀、短兵相接的战术，横扫报馆的一切，乒乒乓乓，击打声、粉碎声、叫骂声，汇成一股讨伐的怒潮，他们捣毁了排字房，把架子上的铅字到处乱砸乱扔，在新闻稿上践踏，连门口那两株正在盛开的梅花也不能幸免，两个古色古香的花盆被砸碎，梅枝被折断，花瓣零落。
《救国日报》社社长兼主笔龚德柏，对广东代表的讨伐早有准备。他不知从什么人那里搞来一支小号左轮手枪，在广东代表离开国民大会堂时，他已得到电话通报，立即下令将报馆的印刷员工搬到楼上的编辑部去，与编辑记者们在楼上待着。他独自一人，手持那支上了子弹的小号左轮枪。守候在那螺旋形的楼梯口，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气概。
在薛上将的得力指挥下，广东代表们奋勇攻击，一时间便将楼下的排字房和印刷机器以及桌椅门窗、盆花打得落花流水，但他们觉得仍不解恨，因为打了半天尚未和《救国日报》的人员交手，薛上将举着手杖，大呼一声：
“跟我来，杀上楼去，剥他们的皮！”
说罢，一马当先，举着那支黑亮的手杖，直奔那螺旋形的楼梯口，张发奎、余汉谋等人也都握着手杖紧随登梯，呐喊之声直震得楼板颤动。
“滚出去！谁敢上楼，我就开枪打死他！”
那龚德柏虽是个摇笔杆子的文人，却也胆气过人，他手握左轮枪，居高临下挺立在那螺旋形的楼梯口上端，两只眼睛睁得和那眼镜片一般大小，一身硬气，凛不可犯，大有一拼而死的气概。武人拼命固然可怕，文人拼死则更为可畏。尽管薛、张、余三位陆军上将曾将兵十余万，身经百战，名震华夏，但在龚大炮的一支左轮手枪的对峙下，也不敢玩命冲上楼去。
“丢那妈，不怕死你就下楼来！”薛岳朝螺旋形楼梯口上端大骂，企图用激将法将龚大炮引下楼来揍一顿。
“薛岳，听说你的外号叫老虎仔，你要真是员虎将，就冲上楼来试试我的手枪。否则，你就是狗熊！”龚德柏本是新闻界有名的大炮，以舌战群儒著称，打起嘴仗来，将军们如何是他的对手。因此薛岳、张发奎除了重复那几句粤语骂人话之外，再也拿不出有力的武器与龚大炮交锋。双方在上、下楼梯口之间对峙着，隔着楚河汉界，互相谩骂了一阵之后，薛上将只得撤兵而去。
真是民主世界，无奇不有，这一场武人与文人的对战，立刻传遍京城，成为街谈巷议各种报刊的头号新闻。其中，要算京、沪间两家小报描写得最为生动，只看它那章回体的标题便引人入胜：“揭竿而起，三上将大闹报馆；一夫当关，龚大炮单枪御敌”，“三帅夺大炮、表演全武行”。却说这一场混战，《救国日报》损失了若干设备物资，但却提高了它的身价。而最得好处的，自然是李宗仁了。因为此事一出，《救国日报》更振振有词地大骂孙科，欲争得新闻自由的新闻界同仁，也都著文抨击孙科，国大代表们则认为薛岳等人的行动，系孙科所指使，因此更不以孙科的行为为然，而把选票投向李宗仁一边。李宗仁到底是个厚道之人，对于《救国日报》蒙受损失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他从保险柜中拿出四根金条，交给程思远，吩咐道：
“请将这4根金条转交给龚德柏先生，作为《救国日报》的一点补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