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作保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并坚决维护。如果搞现代化建设，却丢掉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政治的根本性质，那也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政治改革、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20年来，我们不仅在风风雨雨中，在水流浪尖上很好地坚持了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且还在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往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对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所作出的科学概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政治保证，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中国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只有不断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才能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一、四项基本原则的概括和提出
“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从新中国成立起，我们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力量，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在探索过程中，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们曾有过曲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要顺利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必须进一步清理自1957年以来理论上的重大是非问题。为此，党中央于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会议的第一阶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北京地区理论宣传单位的一百余人及各省市的联络员。第二阶段以中央的名义召开，各省市参加会议的人员增加，会议扩大到四五百人。与会者对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推行的“两个凡是”以及长期影响理论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民主及党内民主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促成了全国上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会上，党中央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甚至应当警惕的现象，即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错误倾向。一方面，一些人由于不能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仍然沿用过去“左”的思路看事情想问题。另一方面，也有极少数人打着“拨乱反正”、“社会改革”的旗号，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片面地把党的错误加以扩大，散布种种怀疑或反对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极力怂恿和支持这股思潮，敲边鼓，吹阴风，形成里应外合之势。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有些人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引导、劝告、解释，反而提出一些在当时不能实现的或者不合理的要求，煽动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塞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地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有的人还同台湾及国外的敌对势力相勾结，阴谋策划对中国政府的破坏活动，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这些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一股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泛滥，其核心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反映到党内，极少数人不但不认识这股思潮的危险性，反而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某种程度的支持保护，这就大大助长了它的滋长蔓延。这时如果不从理论上予以坚决反击，任其自由泛滥下去，必将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干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邓小平在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批判“左”倾错误的同时，及时洞察了这股来自右的方面思潮的严重危害性。3月30日，他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凛然宣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他强调，“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
二、重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后，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特别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在共和国三十年中的历史作用。他说：“总的看来，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样，依靠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我们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纠正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重新走上了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决议》首次提出了“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因此，“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同时，《决议》也从正面论述了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其中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中“比较不完善”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等。这就为以后正确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相互关系，作出了初步的理论贡献。
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纵深进行。但有的地方、有的同志在抓改革和建设的时候，不能正确认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任务，严重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有的同志对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缺乏正确认识，似乎一讲思想斗争就是“左”，因而思想战线出现了软弱涣散的状态。这就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有人乘着党在着重纠正“左”倾错误的时候，散布了一些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于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极大，足以祸国误民。这样，一场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邓小平再次强调：“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他告诫全党：“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因此，“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决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厉史潮流的，为广大人民坚决反对的。”
但是不久，上海、安徽、北京等地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对此，邓小平当即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谈话。他说，学生闹事，“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此后，中央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部署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同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这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被正式列为“两个基本点”之一，开始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被逐步确定下来。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时，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这样就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在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位置，它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各项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来确立；我们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依据来制定、贯彻和实施；全党全国人民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来要求、约束和规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决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
然而，当时的总书记却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致使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1988年末、1989年初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表现在党内外极少数人借口进行政治改革，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实行“全盘西化”。而国外的敌对势力也乘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影响。这样就使资产阶级自由化从言论到行动愈演愈烈，直至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及其他部分城市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风波平息之后，邓小平立即透辟地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集体一经确立，就在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大会上向世人庄严宣告：“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两年后，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再次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再次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强调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时刻，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
由上述回顾可见，我们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二十年。什么时候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什么时候就有了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改革开放就能得以顺利进行；什么时候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发生了动摇，什么时候就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就会偏离健康发展的轨道，甚至走入险境。所以说，要想走好强国之路，必先固稳立国之本；只有固稳立国之本，才能走好强国之路。
三、四项基本原则融进新的时代内容
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过：虽然四项基本原则都不是什么新的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这就告诉我们，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看成是一成不变、凝固僵化的东西，而应当根据新的形势，丰富和发展它的内容。当前，我们正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本来就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而同时我们还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这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所有这些丰富而生动的实践，都赋予了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容。
从社会主义原则看，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逐步弄清关于对社会主义不完全清楚的认识。邓小平面对新的历史背景，反复强调，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正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我们党发挥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如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别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等。只有坚持这些赋有时代内容的社会主义，才能使社会主义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人民民主专政原则看，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一方面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还存在着的阶级斗争，运用专政的手段打击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通过法律化、制度化的措施，切实把民主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依靠力量扩大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新的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还要更多地发挥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职能，如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培育和监督平等竞争的市场体系，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的经营等等，以此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从党的领导原则看，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我们党还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任务，强调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领导，党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作了很大改善，不再在“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去代替一切，包办一切，从而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核心作用。
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看，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逐步树立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的认识，使四项基本原则得到坚持和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