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艘先被中国水师以本国走私海盗船罪名搜查扣留，后又被英国领事强说成英国船只的“亚罗”号，到底是哪国的船呢？原来，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一直有一伙海盗在干着劫掠民船、商船的勾当。后来，走私鸦片利润巨大，这帮海盗便又兼上了这项新“生意”。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岛被割给英国，外国人又具有了领事裁判权(可以在中国领土上犯罪而由他自己的母国政府驻中国领事处理，结果往往无罪释放)。为了逃避中国法律的约束，海盗船纷纷到香港注册，再悬挂起英国国旗，躲避中国水师的盘查。“亚罗”号便是其中之一。它的主人是中国商人方亚明，船上的水手都是中国人。为了便于从事鸦片走私和海盗活动，1855年9月，方亚明曾将这艘船在香港注册，向香港英国当局领取了一张为期一年的执照。隐匿在这艘船上的海盗，就利用这张执照作掩护，在海上从事劫掠活动。1856年9月4日，他们还在兴宁县附近作案，抢劫了许多沙船。9日下旬，又在澳门附近的海面上，从其他海盗船上接受了许多赃物。由于那张执照9月下旬已经过期，“亚罗”号在它被搜查前6天，就已不再挂英国国旗，所谓的侮辱英国国旗完全是巴夏礼凭空捏造。
英国公使包令对这些事实，也知道得十分清楚。但他私下却厚颜无耻地说：“船当时不在我们保护之下，可是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告诉他们。”真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接到巴夏礼的报告后，他就洋洋得意地断言，“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了一块踏脚石，如果安排得当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重要的结果。”在他的指使下，巴夏礼向清朝官厅提出了更强硬的要求，蛮横地扬言：如果清朝政府在48小时内不作满意的答复，英国海军就将对中国船只采取行动。
然而，清政府却仍对英国公使及领事在“亚罗”号事件上所作的文章估计不足，他们还是秉着两年前咸丰皇帝定下的对付夷人“修约”要求的原则。两广总督叶名琛甚至鼓吹“羁縻外人之术，在使彼之理屈而我之理伸”。当巴夏礼提出蛮横要求、蓄意挑衅、蛮不讲理时，他先是像没事人似的，仅满足于照会往来，不做任何其他准备，以为只要凭他在照会中讲清事实真相，就会使侵略者歇手罢休。这对于一心要挑起战争的殖民者又管什么用呢？包令和巴夏礼一再无理取闹，并以武力威胁，进而提出最后通牒时，叶名琛又惊慌失措，命令将被捕的中国海盗与水手送交英国领事馆。他以为，这一下可以松口气，息事宁人了。不想，用几块骨头是不能满足觊觎羊群的恶狼的。英国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巴夏礼一再节外生枝，借口照会写得不合要求，或所派的官员职位太低，拒绝接受。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也就是否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议论纷纷。资产阶级政府和议会内部许多人，都认为发动这次战争的根据实在是太薄弱了，不足以作为“师出有名”的借口。当对华作战的提案交到下议院时，议员们竟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辩论。下议院甚至通过了对于帕麦斯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不信任案。为此，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利用职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并在新的议会中得到了多数支持。取得议会支持后，英国的对华作战有了经费和装备，侵略者更加有恃无恐。
1856年10月23日，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在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后，接着派出由海军头目西马糜各里指挥下的3艘军舰，耀武扬威地闯入了珠江口内，占领了猎德、凤凰岗和海珠等处炮台，并炮轰广州城。美国海军陆战队与英国侵略军一起发动了对广州城的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被侵略者拉开了。英美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广州无辜居民惨遭屠杀，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妇女被侮辱蹂躏，连总督衙门也遭到洗劫。虽然叶名琛从来没有认真备战，但是广州的民间武装和一部分兵勇进行了抵抗，当晚就把已经攻入城内的侵略者逐出了广州城。英美侵略者当然不会就此歇手，他们继续不断地炮轰广州，进攻广州城郊和珠江沿岸各炮台，烧毁了成千上万间民房。这些罪恶行径，激起了广州人民和爱国士兵更为坚决的抵抗。11月8日，4只放火筏突然顺流而下，撞在一艘英国军舰上，使这艘军舰濒于毁灭。11月15日，一艘英国货船停泊在港口，船旁忽然出现了几个中国人，活捉了英国船长。11月17日，一船英国划艇满载从广州劫得的各种珍宝赃物企图逃往香港，在虎门附近突然遭到200多艘中国划艇开炮拦击，好几个英国强盗当场被击毙、击伤，其余的连忙弃船逃走。英舰停泊的地方，忽而飞来火药瓶，忽而出现水雷船，每夜都有中国小艇迫近进行偷袭。侵略者处处挨打，昼夜不宁，陷入困境。12月14日，广州人民愤怒地烧毁了英、美、法商馆十三行洋楼，英美侵略者再也待不住了。加上英国方面这时也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广州，所以侵略军在骚扰了一阵后就撤到虎门，等待救兵去了。
叶名琛立即上报咸丰帝，“防御英夷获胜”。但这并不能使皇帝感到放心，上谕说，“此次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既然敌人已经打上门来，就应该尽力抵抗，才显朝威。如今打退了敌人，明知敌人还要来犯，就应该尽力固守，以待来犯之敌。一味求和，又接受不了外敌的苛刻要求；不想开战，就不准备抵抗，还怕伤了与侵略者的“和气”，真是滑稽可笑之极的外交策略！1857年初，听说英国派到中国来的新任代表正在途中的时候，咸丰皇帝又抱起了新的求和幻想：“倘此次派来之人，尚讲情理，即应以理相接，勿使再有借口，俾得自为转圜。”他哪里知道，这时英国的帕麦斯顿政府已经在国内完成了战争的舆论准备，新派来的全权特使额尔金是带着军队来的，他所负责的任务并不是“转圜”，而是要用武力来迫使清朝政府就范，达到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
这时，法国的篡位皇帝拿破仑第三世决定参加对中国的战争。法国人说，1856年2月，有一个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进行传教活动，被地方官吏杀死。当时，西林县的知县据理澄清了事实：按照条约，外国传教士是无权到通商口岸以外的地区去活动的。而这位马赖神甫，不仅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活动，而且，还披着宗教外衣，勾结当地土豪、地痞行凶作恶，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当地官厅是依法逮捕并处决马赖的。
在这一所谓“马神甫事件”发生了一年半后，法国终于觉得这件事还勉强称得上是伙同英国进行侵华战争的借口。于是，他们派出了全权特使葛罗，率领它的远征部队与英国共同行动。
英、法政府又邀请美国一同参战。不巧的是，这时美国国内“后院起火”，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引发了“南北战争”。联邦政权岌岌可危，当然就无力再“多管他人闲事”。不过，虽然不能大举出兵，一两个趁机在中国攫取侵略权益的美国公使还是少不得要在政治上与英、法“一致行动”的。
沙皇俄国前一年还在同英、法打仗，这时见趁火打劫的时机又到，便转而与英、法联合，对英国政府的合作提议立即表示“欣然允诺”。沙俄侵略者一边加紧在中国边境的军事殖民活动，一边又派遣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为驻华公使，乘军舰赶到上海，与英国驻上海领事一同策划所谓“联合行动”。
这样，由英、法唱黑脸，美、俄唱白脸的新一场对华侵略战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不战不和不守的糊涂总督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两广总督叶名琛算是一个重要人物。
叶名琛是湖北汉阳人，进士出身，曾任广东布政使。道光二十八年(1848)，升任广东巡抚(相当于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因为与当时的两广总督徐广缙一起积极支持广东乡绅和民众抵制英军入城的斗争，而受到了在鸦片战争中饱受英人之辱、急于雪耻的道光皇帝的嘉奖，被封为男爵。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的胜利，在道光帝的晚年是一件极感欣慰的事情，而身为皇太子的咸丰由此对领导和支持这次斗争的徐、叶二人也十分钦佩与感激。所以咸丰皇帝即位后不久，便提拔45岁的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兼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这位正当壮年的总督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而仕途又是亨通坦荡的为官之路。
为什么叶名琛这个资历并不很深的汉族官吏能被委以如此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职位呢？正是他用所谓传统儒学的“中庸之道”，取舍于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外交思想，与清廷自相矛盾的对外政策不谋而合。他以雪大耻，又尊国体为己任，较坚决地支持广东人民的反入城和反租地斗争。他在抵制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尽管十分明显，但却从不主动向外人挑起衅端，同时在拒绝外国侵略的前提下，注意避免与之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和冲突。因此，有人把叶名琛的广东外交称为“防御型”。其实，这正是咸丰帝“不亢不卑”的对外原则。实际上，提出这样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原则，是清朝政府上上下下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不了解敌人，更不了解自己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一旦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迅速地打击泱泱天朝孱弱的海防时，所谓的“防御型”外交和“不亢不卑”的对敌原则，便成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这一残酷现实前面的“海市蜃楼”，可望却不可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清廷上下谁又能够预知这一切呢？
咸丰五年(1856年)8月，叶名琛在奏折中指出列强的修约内容是贪得无厌的要求后，咸丰帝为他打气说：“览卿所奏各夷情状，实属明晰，亦能善体朕意，示以镇静，不但杜其无厌之求，并免另生不测，以致扰乱大局。卿其永励其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
皇帝的意思是，叶名琛奏报的列强的情况，的确明了清晰，也能很好的体会自己的意图，对夷人表现出了应有的镇静，不但杜绝了他们贪得无厌的要求，并且避免了另生意外，以至于扰乱了和平大局。如果能够永不忘记雪洗国耻的志向，等到内乱平息，那时兵强马壮，元气恢复，绝不再任由夷人挑衅欺凌，觊觎大清疆土了。另外，咸丰帝还赞扬了叶名琛，虽然远在东南一隅，但功勋卓着，就如同辅佐皇帝的近臣一样，“朕虽未与卿谋面，第往返批答，不啻千里论心”。与皇上有着远隔千里的默契，也难怪咸丰将他奉为自己最满意的“外交人才”。可惜，生不逢时，他们所陶醉沉湎的回复元气、洗雪国耻之梦，却要经历一个世纪的痛苦嬗变才能实现。
在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已经远远落在列强身后的清王朝，在内患(各地人民起义不绝，尤其太平天国运动日益发展)未除的情况下，对外暂时隐忍不发，采取坚守成约、杜绝妄求的政策。虽然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可是面对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者，是根本行不通的。要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用比《南京条约》更有效的新条约来控制清政府，是资本主义列强既定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阴谋，侵略者早已懂得：仅用孤单的外交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是不可能让中国作出重要让步的。
在镇压了印度殖民地大起义后，英国公使额尔金就率领双手沾满印度人民鲜血的侵略军同法国公使葛罗率领的法国侵略军一起驶入了广东沿海，开始了以武力威胁乃至侵略中国的行动。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攻占广州。
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将近一年后，也就是1857年12月中旬，英法侵略者才勉强完成了进犯广州的军事准备。当时，英法两军官兵共为5679人，而其中法军仅有1000人，其余不少都是英国在香港临时拼凑起来的。
12月11日，英法送交叶名琛一件照会，通知了两国新旧公使的更迭事宜，并约定12日午后呈递两国新公使照会。叶名琛按期派了南海县丞许文深前去接收英法照会。英国公使额尔金的照会要求：一、准许英人自由进入广州城；二、派地位相当的大员与他商议定约；三、照数赔偿上年“亚罗船事件”中英人所受损失，并赔偿军费共600万两；四、将河南地方各炮台交英国派兵把守，等议定条约后交还。如果答应了以上要求，那么英军立即撤去省河的封锁。限期10天答复，如果不答应，即“令水陆军兵，力攻省垣”。法国公使葛罗的照会除了上述四项要求外，又要求将西林县官问罪，并赔补银两。
14日，也就是刚过了两天，秉承咸丰帝外交原则的叶名琛就对英法照会分别予以驳斥。然而，这位奉“不亢不卑”外交为对夷至宝的满清肱股大臣，仍对当时英、法等国互相勾结的情形，以及他们发动战争的决心认识不清。他仍然自以为是地说：“经此设法反间，已全自相携贰”。真是糊涂得可笑。另外，他又错误地坚信谣传：11月下旬英女王有命令到香港，“断不准妄动干戈”。然后，竟然颇为自得地妄加揣测，真是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到无知近愚的地步。身为肩负外事大任的堂堂总督，竟把十几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强盗行径忘得干干净净了，还心安理得地说，列强三番五次地提出“修约”，乃是姑且尝试。他认为，斗胆闯入广州城乡烧杀抢掠的殖民强盗会在他叶大人的赔偿要求面前，理屈词穷。他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却陶醉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幻想国富兵强的英国会穷乏之极，稍用些银两便可打发。
外敌当前，叶名琛究竟有什么具体办法，做过什么必要的准备呢？丝毫也没有。他的照复14日送出，15日英、法兵船数十只即驶进省河，占领河南地区，作为进攻广州的基地，并且抢夺民宅来驻兵屯饷，摆出了一副虎视眈眈的架势。叶名琛却传下命令说：“该夷如无动静，兵勇毋许挑衅”。幕僚、下属官员们去和他商量战守的办法，他若无其事地说：“我有内线耳目了解情况，英国人不过是造声势想吓唬吓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把官员们送走了。实际上，他的所谓内线，是地道的英国走狗。形势一天比一天紧急，下属官员看见英军狰狞之面目日益显露，请求叶名琛调兵设防，被否决；再请示允许招集团练，让百姓自保家园，又被否决，反而惹得叶总督大发脾气说：“水面难敌，兵勇虽多无益；陆路该夷断不敢上来，我敢出结。如有谁要添兵募勇，令其自行捐办，不准开销。”他既没有下令让各营和八旗驻军防备，也没有要求各街乡绅民众进行防备，甚至下令“不准擅杀夷人”，水路陆路，毫无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