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成就一番事业，既要胆大，又要心硬。对于场上的对手，决不可心慈手软。俗话讲：斩草要除根。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吞并别人，就会被别人吞并，千古若斯。对官场上对自己地位产生威胁的人，李斯向来是不择手段，必斩草除根的。
李斯在秦王政收回逐客令后，依旧受秦王重用。他也更加惨淡经营，运筹帷幄，力图促使秦王早日完成统一大业。他首先清醒地分析形势，他看到：以往秦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曾对近邻韩、魏进行了沉重打击，而远邦赵、燕、楚等因受秦绥靖政策的影响，没有及时合纵秦援韩、魏，使秦得手，扩大了地盘，采取一系列鼓励生产的政策，国力日强。当今之计，完成统一大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应把握住这一时机，对六国个个击破。他分析了各国形势，认为韩国最弱，且为秦之近邻，应以此为突破口，“先取韩以恐他国”。秦王政赞同李斯的主张，并让他具体地谋划灭韩之策。
正当李斯踌躇满志的时候，半路却杀出个程咬金。
韩王安得知秦先亡韩的消息，十分惊恐，急召公子韩非商议救亡图存的办法。韩非为韩国贵族，早年曾与李斯同就学于荀卿，攻读刑名法学之术。但两人选择的道路却截然不同。李斯择地而处；韩非却眷恋故国，情系家园，学成归国，渴望力挽狂澜，扶社稷于即倾，振兴韩国。韩非一向学习勤奋，研究法家之学深得要领，能吸取法家的法、术、势三派之长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取长而用。并以此理论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法家政策，主要的如：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厉行赏罚，奖励耕织，谋求国家富强，等等。他屡屡进谏韩王，但昏聩无能的韩王却根本听不进去，一心只在享乐上。韩非眼看江河日下的韩国，治国者不求修明法制、富国强兵，围绕于国君周围的尽是沽名钓誉、阿谀奉承之徒，廉洁忠直之臣不见容于奸佞小人，贤人智士不为所用，埋没于市井之中。对此，他忧心忡忡，痛心疾首，悲愤至极。于是他总结古今得失，奋笔写下《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等50余篇文章，流传于世。
秦王政读过韩非的《孤愤》等篇，拍案叫绝，倍加赞赏，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政攻韩的目的之一，就有房取韩非为己用之意。韩非平素不受韩王安重用，到情势危急关头才想到韩非，急忙派他出使秦国，说服秦王，以图存韩。
韩非原为韩王的使者，但以后的事实却使情况发生了陡转急下的变化。原来公元前234年，韩非到了秦地，眼见国富民安，一派万象更新、蒸蒸日上的景象，知道这是个英明国君治下的国度，在此英雄可以一展宏图，韩非为之振奋，当即上书秦王政说：“如今秦地数千里，雄师百万，号令赏罚严明，天下所不及。臣冒死求见大王，进献计谋。大王若能听臣之说，必一举而破天下合纵，亡韩、灭赵、降服楚、魏，亲服齐、燕，使秦成霸王之名，君临四境诸侯。否则，大王斩臣示众。以戒为王谋划而不尽忠之人。”这些话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使秦王越发敬重和爱惜韩非，就把他留在秦国，想日后重用他。
“人择明主而仕”。也是人之常情。但另一方面，一山不容二虎，李斯与韩非，就此结下矛盾。韩非并非等闲之辈，一旦得到秦王重用，李斯地位则岌岌可危。
韩非当年就学时，才学在李斯之上，因为口吃，不擅言辩，更使他致力于著说撰文，日久，则文笔日益锋利洗炼，非李斯可比。李斯怕他受秦王重用夺走自己受宠的地位，也怕他破坏自己“先取韩以恐他国”的战略计划，于是下决心除掉韩非。
常言道：无毒不丈夫。李斯为除掉韩非，不择手段，心狠手毒。李斯以先伐赵而缓伐韩等为借口，在秦王面前轮番诽谤谗陷韩非。日久，使秦王政渐渐对韩非心生疑窦。李斯见火候已到，不失时机地谏秦王道：“韩非身系韩国公子，终究是心向韩国，必不肯为秦国效力，这是人之常情。日后若放他归国，定然贻害不浅；不如寻他个过错，依法诛杀了事。”秦王既已对韩非产生疑心，便同意了李斯不放虎归山之议，将韩非拘捕入狱。李斯怕秦王日久会明了真相，重新起用韩非，就急忙派人送毒药给韩非，催促他马上自杀。韩非一入狱，就多方设法上书秦王，申辩其冤情。但李斯对此早有所料，预先已将牢狱各关节都堵住，使韩非哭诉无门，只得被迫饮鸩自杀，时为公元前233年。
不久，秦王政果然意识到对韩非这样不可多得的旷世之才拘捕是大错特错了，急忙派人去赦韩非，却为时已晚。李斯害死韩非后，却把这位集法家思想大成者的理论用于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韩非死后三年，即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国。
除掉韩非，李斯一方面免掉一个心腹大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得以借用韩非智慧，为我所用，一石二鸟。
[今用]：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智慧多用在商场上。“同行是冤家”，竞争对手的强弱，将直接关系一方的命运。市场的蛋糕有限，别人市场大，我就市场小。减弱对手的份额，甚至不失时机地吃掉对手，才能站稳脚根。对于从政的人来说，分化甚至打击对手也是一种重要的方略。
5．颁法定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里说的“规矩”若引申出来，就是法制。没有法制，社会则会混乱不堪，“国也将不国了”。国家如此，企业如此，任何形式的集体都是这样。以订立合适的制度是一个集体长盛不衰的根本。
李斯人秦后，运用所学，客观地分析各国情势，不失时机地谋略划策，这些又多被秦王政所采纳，经过十余年的纵横捭阖，南征北战，终于先后荡平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于秦王政26年（公元前221年），以秦军人齐都临淄、齐王田建投降为标志，秦王政终于“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李斯因功业卓著，累迁官至廷尉，位列九卿。
秦王政由一方诸侯变成一统天下之王，地位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觉得应重议帝号、定制度，为此，召集群臣计议。李斯等人建议：“古时有三皇五帝，可他们管辖的地方不过千里，如今陛下兴兵诛伐暴乱，荡平六国，统一天下，这是自上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壮举，三皇五帝岂能相比！”为此，合“三皇”、“五帝”之尊，秦王政改称“皇帝”，又因他是自古至今的第一位皇帝，即称为“始皇帝”，以后，继位子孙则依次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从此，秦王政成为秦始皇。为表示他至尊无上的权威和荣耀，将以前平民百姓亦可用于自称的“朕”定为只有皇帝可以自称的专用词。并宣布，今后凡重大制度之令称为“制”，通常之令称为“诏”。
为永久地维护自己的统治，秦始皇开始专心探讨治国安邦之道。他问李斯：“朕观前代史籍，见数百年间，常常是战乱迭起，兵戈不息，哪一朝的帝王权臣，都难免成为百姓攻击的目标；而每一次动乱中，一些豪门大户又总是争权夺利，趁势发迹。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李斯进谏道：“依臣看来，其主要原因是历朝历代或不能明法，或执法不严，所以使得豪杰兼并，百姓造反，祸乱不息。陛下圣明，只要严执秦律，使天下之人都做到令行禁止，哪个还敢违政作乱呢？！”这些想法得到秦始皇的赞同。李斯进一步辅佐始皇酝酿、制定了一系列诏命和法令。
自古平民百姓是揭杆造反的先锋。所以，对于平民百姓，是李斯着重控制的对象。
为防止百姓反叛，令民间原有的和缴获六国的大量武器全部交出，不准私留。当时的兵器多为铜质铸成，地方的郡守县令把从民间收缴上来的兵器都运到威阳。始皇命人熔毁兵器，铸成十二个大铜人，每个重达24万斤，摆列在咸阳宫门外，用以象征自己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
为防止富豪大户聚众起事，令各地12万户以上的豪门大户迅速迁居国都咸阳（早在征服六国过程中，就曾把各国富贾豪绅迁移到巴蜀），这样，既使他们背井离乡，失去原来植根于其中的土壤，失去世代居住和统治所奠定的威望的基础，又便于朝廷就近监督他们的言行，使其不能相互勾结、反叛。
为防止六国旧部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令全国险要地方，凡城堡、关塞及原来六国构筑的堤防等，统统拆毁，使欲反叛者无险可据，无塞可依，难以作乱。
防患于未然，使秦朝江山更加巩固。李斯还特别注重文化事业，主张文武兼治。
秦始皇与李斯商议，拟定了“书同文”的诏令。李斯既有学问，又擅书法，他找了胡毋敬等人一起认真调查研究了流行的各种文字、字体，最后确定以小篆文字为标准文字，逐步加以推广。为此，李斯作《苍颉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课高作《爰历篇》，作为识字课本，以加速推广统一文字的进程。这一作法，使官府推行行政法令、民间传播文化、交流思想，都比以前大大方便了。
国家的强盛，必须有经济基础作为发展的后盾。李斯是一个颇具经济头脑的人。他能集思广益，高屋建瓴，统一货币。
统一前通行的货币多以黄金和铜等制成，各国的货币不仅形状不同，就是轻重、大小也不一致。铜币中，秦国使用圆形钱币，齐国的钱币像小刀，赵国的像小铲。黄金的重量单位不同，有的以斤为单位，重十六两；有的以镒为单位，重二十两。如此等等，给各地的交换、通商、经济、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始皇颁诏令：全国通用两种货币，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重20两；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且把铜钱全制成圆形，中间铸成方孔，便于携带和交换。统一货币更加促进了秦经济上的繁荣。
当时各国的度量衡也不统一，大小、长短、轻重，单位不同，进制也不同。如重量，秦以升、斗、斛为单位，齐以釜、钟为单位，魏以半斗、斗、钟为单位，互相换算十分麻烦、复杂。秦始皇又废除六国度量衡，全国一律改用当年商鞅为秦制定的度量衡制度，并颁发了标准量器，在全国统一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