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认为，张方平身为边帅，系一方安危，举措施为，众所瞻倚。但他胆小轻信，以之于此，“万一疆场实有警急，使方平当之，岂不败事！”他要求朝廷始张方平之罪，严加谴谪，择明智沉勇之人以代其任。宰相富弼不同意司马光的意见，替张方平辩解，说他没有派兵出塞，不为轻举；夏兵没有入侵，正是因为方平有了准备。若因备战而顾以轻举之罪，边臣自是将不敢备战于事先了。针对富弼的说法，司马光二次上书，他说，所谓为备是指平居无战之时“简其将佐，训其士卒，严其壁垒，利其器械，审其间谍，远其斥候。”张方平在秦凤路却是平时养尊处优，对下情、敌情一无所知，衙门以外的事都可以骗得过他，这才导致了“承信虚声，惶惑失据，内惊诸郡，上动朝廷”。这样的失职行为不受责罚，典刑有何用处？他告诫英宗，不能“重惜方平而轻弃秦陇”，应“速治方平之罪”，将他贬逐到远恶的地方去。司马光连上三封疏状，朝廷使将张方平调任应天知府。
张田在当时就是个毁誉不一的人物。《宋史》称其“为人直伉自喜，好谩骂，欺凌其下，故死无哀者，然临政以清”。他进士及第后初授应天府司录，后由欧阳修推荐擢升为通判广。信军。苏轼读了他的文章，以为可与古代廉吏相比，张田通判冀州时，曾告发宦官张宗礼的不法行为。在任度判官时，唐介劾其“亏损上恩”而出知蕲州。唐介是以直言敢谏见称的，士大夫说其是真御史，神宗皇帝则誉其为“先朝遗直”。嘉佑七年二月，朝廷公布了任命张田为提举荆湖南路刑狱的诏令，司马光两次上疏反对。他说：“提点刑狱，吏之师师”，操按察之柄，关系一方休戚，让张田那样倾邪险薄之人担任，是万万不可的。他以为张田“资性险薄，色厉内荏，毁誉出其爱憎，威福发于喜怒，凌其可凌，妄其可妄，真小人之雄杰”。他说，不贤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不贤，这个好办；唯有那些被众多的人视为贤而实际不贤的人，才是最可怕的。他建议朝廷选派忠厚、方正、实有治行的人担任提点刑狱，像张田那种“饰伪行险，躁于进取”者，决不能担任此职，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改任张田湖州。
赵滋是个武官，世任军职。《宋史》说他“果敢任气，有知略”。康定初年在禁军中当士卒时，因捕西京叛卒有功，迁升为左侍禁，后到西北边境的泾原仪渭军、镇戎军任都巡检，立有军功。范仲淹、韩琦经略陕西时对他十分赏识，以为“真将帅材”，荐为勾管河东经略司公事。当时，宋与辽的边境是以大清河为界。契丹民经常乘小舟在河中捕鱼，借机挑衅滋事，以后发展到派10多条大船，自海口运盐至界河，宋深以为患，决定把赵滋派往雄州任军事长官。赵滋到雄州后，命令巡逻士兵：凡契丹人舟至，“捕其人杀之”，把船全部拉往涿州。这件事受到安抚使彭思永、河北转运使唐介的指责，以为赵滋挑起边界事端，请朝廷将其罢免。司马光支持彭思永和唐介的意见，先后两次上疏对赵滋提出弹劾他说赵滋刚愎狂妄，不可管军，让其守边必将败事。他以为作为边臣，应当训练好士卒，整修好器械，树立常备不懈的观念；准备好接待外国宾客的礼物，谨慎自己的威仪形象，以便接待来使，与其谈判。要作到“内不失备，外不失好”，按照朝廷的意图行事。而赵滋以傲慢的态度对待辽使，争小胜以挑强胡，只求一时之名，而不顾国家永久祸患。司马光主张军事行动要服从外交需要。他说，两国相交，不可不慎。雄州地处战略要冲，“平居则行李之所往来，有事则戎马之所出入”，典州之将应精选其人。赵滋“禀性狂狠，恐不可久置于彼”。他建议朝廷削去赵滋的军职，徒之内地，并以此告诫诸边将，不得再为国生事。
嘉佑八年十一月，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程戡的任期届满，需另作安置。”英宗颁发诏书，给程戡加安武军节度使衔，继续留任。程戡是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官僚，深得英宗皇帝的信任。司马光认为这样安排不合适，两次上书提出反对意见，程戡这个人，《宋史》说他“遇事果敢必行，然凭气近侠，用刑峻深，士民多恶之”。殿中侍御史吕诲则说他“才微识暗，外厚中险，交结权贵，因缘进擢，循私罔上，怙势作威”，且年逾70，应该致仕还政而不自觉，是个贪恋禄位的人。司马光也认为程戡“素无才术”，虽然为官时间很长，却向来以平庸无绩为人所知，在廊延路任上就是“苟且偷安以度日月”，在士卒中没威信，部属瞧不起，他被西夏所轻视，现在年老而且有病，是个昏懦无能的人。他说，当今国家多患，唯在西北边境。鄜延路地处西北边境，战略位置很重要，更应该精择其人。程戡不负众望，完全应该撤换，但朝廷对他却宠信更甚，“建节再任”，这是很不恰当的。他要求朝廷“追还前命，别选贤才”。
司马光熟知宦官专权虐害国家的历史，他初入谏院就向朝廷呈上《论臣僚上殿屏人札子》，提出皇帝和朝臣议事，宦官不能“进至殿角板障门以里”，不允许宦官靠近皇上窃听朝诉。他一贯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但对宦官则不然，总是严加防范。仁宗皇帝要提拔宦官苏安静为两省押班，英宗皇帝要提拔宦官张茂则为内侍省押班，司马光都以其不符合宦官不到50岁不能任此重职的朝规坚决反对，予以阻止。
王广渊、皮公弼皆因无德无绩而善于钻营受到司马光弹劾。《宋史》说王广渊“小有才而善附会，所辟置类非其人。”他进士及第后授大理寺直官、编排中文字，因裁定祖宗御书千卷受到仁宗赞许。英宗尚在藩邸时，广渊以所作文章进献，主动接近，两人相处亲热。及登大位，任其为直集贤院。司马光说，端正之士被晋升是国家治的表现，险恶之徒被提拔则是国家乱的台阶。广渊虽有文艺但其余更无所长，他在士大夫中“好奔兢，善进取”是出了名的。让这样的人至集贤院，“将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耻之节，崇郭厚之风”？在第二封奏疏中。他劝谏英宗“洗濯其心，至公’至正，审察善恶，明辨是非。”他说：忠信者，虽有怨仇而必用；奸邪者，虽有私恩而必诛。这样，才能使君臣晓然，各知所守，同心同德，共为国谋。他请求朝廷“追还广渊恩命”，将其“严加窜谪”。
皮公弼是由尚书都宫员外郎改任权发遣三司判官的。司马光以为这个人“以食饕致富，资性狡猾，善为进取”，在京师“造请不倦”，在外则“书启相寻”，靠拉关系、投门子，找了30几个荐举者。他说，以公弼的才能，在朝臣中不为难得：论其贪污谄伪，则无人可比。擢升皮公弼这样的人，恐四方闻知无不解，廉正之士沉抑而不显，贪邪之人则辐凑而克进，这是有损圣政，败坏风俗的大事。他请求英宗“追还前命”，将皮公弼“勒归本任”。
治平二年五月，朝廷给前环庆路经略使孙长卿加封集贤院学士，调任河东路转运使，司马光认为这样安排很不恰当，两次上书提出反对意见。他说，长卿在环庆路时“不睦边事，举指烦苛”，致使原来已归附于宋的西夏民户“叛亡几尽”。对这样失职的官吏本应“严加谴谪，以儆群帅”，没想到朝廷反而对其更加“褒以宠名，授以重任”。在第二封奏疏中，他劝英宗将诫谕臣僚努力工作，尽职尽责的诏令见之于行动。他说，这是国家求治的根本，陛下抓得很对。我以为“言之不如行之”，若言而不行，徒发号，伤威毁信，还不如不发号令。孙长卿本以管理粮料的一般人员被朝廷拔擢，数年之间官达丞郎，位为边帅。由于他“智力浅薄”，不懂军政，不达蕃情，处事烦碎，众心不服，致使熟户蕃部各思叛离，去者极多，他却“掩蔽欺谩”，隐而不报。庆历年间官军与西夏交伐，环庆路独不受害，皆因熟户盛壮，为之藩蔽。现在由于长卿抚御无方，散亡殆尽。居官如此，可谓失职，他说：朝廷在罢黜不称职官吏问题上想动真的，来硬的，那就以孙长卿为始，拿他开个头吧！
司马光是个忠于职守，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人，对那些名不副实，以伪冒真的官吏十分厌恶，就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样。他多次劝谏皇帝说：治国之道在于用人。对于官吏要精加考察，看其言行是否相符，地位与政绩是否相当。“高官厚禄以劝其勤”，“严刑重诛以惩其慢”。在谏院期间，他还对张叔詹、贾黯、王逵、施昌言等人的使用不当提出过批评。这些人当中，有的因“不才被斥，更得善处；”有的因“不闲吏学。不可尹京邑”；有的因“暴戾凶狡，凌上虐下”，“年齿已衰，犹污仕籍”；有的因“年齿极少，有违国之旧章”。总之，司马光为了给国家进贤才退不肖，花费了颇多心血，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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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科举
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墨守成规”必将走向灭亡。司马光就因时而动，而对贡举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司马光到贡院伍职不久，就两次为改进朝廷的科举考试制度提出意见。
二月，司马光受命权知贡举。宋时，每届科举，朝廷在侍从近臣、两省和台谏长官中，选差权知贡举1人和同知贡举2至3人主持考试，决定合格举人名次，这次考试录取合格进士分4等，共305人，明经诸科分3等，211人。王安石之子王■参加了考试，司马光赏识其才学，擢登进士第，被朝廷授为旌德尉之职。宋初，承袭唐、五代旧制，每年贡举，至真宗朝改为4年一次，仁宗嘉佑二年旋改为两年一次。从这年开始。定为3年一贡举，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禁省、岩廊在这里都指的是宫廷。宋庠在仁宗时即为宰相，辅佐皇帝做了不少好事，很有声望。他和庞籍一样，不贪恋禄位，年高主动要求退隐，最后以司空致仕。他长眠地下，留下的家宝即是陈列的素书，其高尚的人品和所著文章永远留芳后世。
这年的秋末冬初，英宗旧病复发，连续用了两个多月药也不见什么起色。十月下旬，朝臣中有人表请给他加尊号“体乾应历文武圣孝皇帝”。司马光以为，现在国家灾害不断，民生困苦，西戌内侮，边鄙未安。皇帝应该“深自咎责，广开言路”，以求事天养民，转灾为福之。等皇上的身体康复，天时丰穰，再推崇徽号不迟。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十二月，英宗的病情更加沉重，宰相韩琦进宫探视，请求早立皇子，英宗亲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的遗诏。韩琦说：“想必是颍王赵顼也，烦圣躬更亲书之。”
治平四年正月初八，英宗驾崩，20岁的皇太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司马光和死去的皇帝感情很深，特别是任谏职的5年，为劝谏人主费尽心血，为调解皇帝和太后的矛盾竭尽其忠。他在挽辞中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声泪俱下：
谏省臣无状，龙鳞昔屡婴。
恩深忘位贱，义重觉生轻。
不正诛锄法，仍蒙奖叹荣。
百身何足报，天造固难名。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十一）
司马光认为自己屡屡冒犯皇威，数次进逆耳之言，非但没有受一点责罚，反而倍受宠荣，这仿佛是天造的一样，是他一辈子也难以报答的！
自庆历初年以来，全国学子和朝野群臣，要求改革科举选士制度的呼声就很高。治平初年司马光就曾上书朝廷，建议科举考试不要以诗赋定选夺人，但没有结果。神宗皇帝即位，要求改革贡举的呼声又掀高潮，王安石、苏颂、韩维等人都有奏章，而司马光此时再论贡举，则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案，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对王安石变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给朝廷进呈的《议学校贡举状》中说：“取人的弊端，自古以来，没有像近代这样严重的。”这是因为国朝承唐弊而不改，取人“专尚属辞，不本经术，而明经止于诵书，不识理义，至于德行则不复谁何”，学士只要善于作赋、论、策，则“不害于取高第，为美官”。司马光以为选人要以德行为先，以学问为次。他给科举取士设两个方案：一是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制度，明确规定出各级官吏推荐的人数，提出保举人和被保举人实行连坐，如被举人发生问题，保举人要承担法律责任。二是整顿学校，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有四：一、各州学要置专职教授一人，要选“无过犯，有节行，能讲话，为众所服”的官吏担任；二、在州学就要分级，初入学一律为舍外生，在舍生分成初、中、高三级；三、严格学校的考试制度，并规定了详细的考试细则；四、国家开贡举时，对高级生实行保送制度。司马光这些建议的主旨在于要注重学士对经学本义的理解，注意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察。
时隔不长，司马光又向朝廷进呈《论风俗札子》。他认为当今的社会风气已大成问题，“正始、永嘉之弊将复见于今矣”。司马光指出：最近以来公卿大夫喜欢高谈阔论，诵习老庄之学，流弊污染了科举考场。一些小青年不知高低深浅，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学问极不扎实，已成为一种倾向。读“易”的人不懂“卦”、“爻”是什么，就敢说《十翼》不是孔子作的，读《礼》的人不知“三礼”的篇数，就敢说《周礼》是战国时的作品。“性”这个问题，子贡都不敢谈它；“命”这个问题，孔子都很少涉及它，如今参加科举的人，说话写文章则先谈“性”、“命”，其实尽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有的简直是在瞎扯。他主张无论是做事还是做学问，一定要踏踏实实，原原本本，反对清谈无根，浮烟涨墨。司马光痛心地说：“清谈是要误国的呀！”
这年三月，韩琦、欧阳修先后受到御史台的弹劾，这大概是对他俩在去年的濮议之争中大批贬黜台谏官员的报复吧。他们说韩琦自嘉佑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立班”，跋扈得很。神宗将弹劾的奏章出示给韩琦。韩琦自辩说：“我不是那种专横跋扈的人。陛下只要派个小小的黄门来，即可缚之而去。”神宗问知制诰滕甫，甫说：“宰相固然有罪，然而指责其跋扈，我以为这是欺天陷入。”御史们弹劾欧阳修在治英宗丧事期间“哀服下着紫衣”；更有甚者，诽谤这位年近60的老人和长媳私通。欧阳修上章自辩，说他“被诬蔑做了禽兽不为之丑行”，若真有此事，便犯了天下之大恶；此事若为虚假，则负天下之奇冤。请求皇帝彻底追查，“尽理尽根，必见虚实”。神宗对“抉人闺门之私”不感兴趣，亦觉得欧阳修“首建濮议，违典礼以犯众怒，不宜更在政府”，便罢其参知政事，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衔出知毫州。
欧阳修在临离京师时，向神宗上疏荐举司马光，说他“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他以司马光在仁宗时力请建诸，英宗才能“人承大统”，神宗才能“以圣继圣”，于国有功不浅。他对神宗说，这个人识虑深远，性尤慎密，自己不事张扬，别人亦无从得知，他的“忠国大节，隐而未彰”。我为执政，详知其事，不敢不奏。在濮议之争中，司马光首先站出来反对欧阳修的意见。自后，几经争辩，两人之间龃龉不少。今天，欧阳修遭贬，却能不记前嫌，不遗余力地向朝廷推荐司马光，其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