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情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缪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陷、争进之人乎？
王安石在“任之之道”方面所提出的改革意见，和他在“取之之道”方面所提出的，是相互联系并相互贯通的，所以看来也大致相同。而在这里所说的“考绩之法”和“不胜任之罪”，则是“循名责实”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
王安石在《言事书》中提出，要从上述四个方面培养造就能够胜任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等方面的人才，用以改造整个官僚体制，使其能适应变法革新的北宋王朝现实局势的要求。
在《言事书》的最后部分，王安石根据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严峻情况，指出必须大量培养人才、进行变法革新的迫切性，说道：若不亟亟去做，则“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对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他更用汉唐两代的覆亡事例作为前车之鉴，说道：“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这就是说，北宋王朝如果不赶紧培养大量的合格行政人才以实行变法，也难免要在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激剧发展的情况下遭受到覆亡的命运。
还应在这里作为特别重要的事项加以提出的，是王安石在《言事书》中所表述有关“理财”的原则性主张。从表面的形式上看，这个原则性主张在《言事书》中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它只是在论述政治人才的“养之之道”中主张“饶之以财”的项目下才被提出的。然而，就这一原则性主张的实质及其在后来王安石制定和推行新法时所起的作用来看，其意义及其重要性却是绝对不能低估的。王安石在《言事书》中表述其有关“理财”的原则性主张，只是如下的几句话：
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从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就是发动所有的劳动力去生产天下的财富。这是一个向大自然要财富的想法，是一个通过发展生产以求增加财富的办法，也就是王安石在另外的场合所说，“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办法。在王安石于熙宁初年人参大政之后，经他制定推行的有关社会经济的一些新法，就是他的这一理财原则和主张的具体体现。这是最适合于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然而也是与保守派们完全背道而驰的一种思想。所以，在他进行变法的历程中，最先受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竭力反对的，正是这一个要向大自然争取财富的主张。对于这一问题，在以下的章节中，还会有所论述。
王安石的这篇《言事书》流传于世之后，虽则享有了极高的声誉，然却没有受到在位的皇帝赵祯和当政宰辅大臣们的注意。我觉得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言事书》只是把如何培养造就大量合格的行政官员作为其论述的重点，而其在“教之、养之、取之、任之”诸方面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及其所达到的目的，却是属于空想的部分居多，其能付诸实施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属于空想的部分居多，其能付诸实施的可行性则较少。试把《言事书》与范仲淹的《条陈十事疏》略作比较，这一情况便可明显看出。再将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厉行变法时所采取的一系列实际措施与《言事书》中所表述的种种设想作一比较，两者之间的差距之大，也同样容易看出。所以，《言事书》奏进后不曾得到重视，一个最大原因，在于它所拟定的设计方案与现实的社会政治距离太远，而不应仅仅责怪当时在位的皇帝和宰辅大臣等人。
但是我们还要指出，《言事书》的基调是要对北宋政治进行改革，这已经把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理念和他作为政治改革家的风格充分表露出来了，而他提出的那个“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之道”，也是他在熙宁年间厉行变法时一直奉守的一个原则，其见地之卓越，更是他同时以及后代的多少政治家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今用]：人只有有了自己认同的理念，有了自己不可轻易改变的规章制度及其作法，那他才有可能突破种种陈旧的束缚而成就自己的辉煌，切不可一味地言听别人的评解而失去了自己的见解，也就是常言所说：“墙头草，哪边吹哪边倒”，那将会坏事，而无法达成你的目标。所以说一定要有自己坚定的立场。
商场如战场。旧中国的商场更比战场复杂，在那样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中，一代企业先驱范旭东领导久大精盐公司一面与维护引岸专销制的旧盐商、支持庇护盐商的军阀、官僚做斗争，一面与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周旋，运用不破不立的理念，开拓了民族企业的先河。
2．见解独到，一石击浪
常言所说：有理不在声高。你说的声音再大，说的话再多，也只可能引来别人更多的厌烦，、只会使事情处理得更糟糕，我们要的是精粹的语言，也就是一针见血。其实王安石回解司马光所写的《迩英奏对》时，就真正地做到了简短明了，掷地有声，真称得上是一石击起千层浪。
司马光的《传家集》卷四二，载其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八月中旬所写的《迩英奏对》，兹录其文后半篇如下：
后数日，光与王珪禹玉、王安石介甫同进呈《郊赉札子》（按：“郊赉”指大臣陪同皇帝祭天者应得的赏赐，此次郊天后，两府大臣辞让赏赐，故以札子申明其事）于延和殿。
光曰：“方今国用不足，灾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
介甫曰：“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赉无几，而惜之不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昔常衮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禄。今两府辞郊赉，正与此同尔。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光曰：“常衮辞禄位，犹如廉耻，与夫固位且贪禄者，不犹愈乎？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耶？”
介甫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
介甫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遂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介甫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赉或以万数。今郊赉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
光曰：“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平？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
与介甫争论久之。
禹玉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
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介甫当制，遂以上前所言草批答，引常衮事以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辞。
这一篇文字，都是由司马光一人记录下来的，所以只把司马光的意见记录得比较详尽，对王安石的意见，虽也记录了“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诸语，但紧接着就又是司马光的反驳话语，以为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云云，然后即以“与介甫争论久之”一语作了结束。但是，单依据这一句结束语，便可推知，王安石必还有许多话语，用来阐述其“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见解，用来阐明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论点，并驳斥司马光的“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谬论，这才是最合乎逻辑的一个结局。因为，王安石被刘安世称为“强辩”的人，对司马光为善理财者所下的那番解说，他是不舍默然接受而不予反驳的。然而王安石既不曾对这次的争论写下另外的一种记录文本留传给我们，我们也只能做此种推测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在王安石做了参政执事之后的熙宁三年，又发生过一次关于理财问题的争论，也是先由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挑起的。司马光在熙宁三年的二三月间，连续写了三封信给王安石，每封信中都提出了一些问题，对王安石的用人行政等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目的是要劝告王安石不要再推行什么新法，而不只是反对王安石关于理财的一些举措和设施。因为三封信的文字冗长，所提出的问题也较散漫，与此节的主题思想不相切合，故我现在只把王安石的那封简短的《答司马谏议书》抄录于下：
安石启：昨日蒙教。窃以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鲁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安石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安石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安石知罪矣；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安石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因为司马光在连续写来的三封信中，对于新法进行了全面的否定，王安石在这一简短精练的回信中便也对制定新法的用意做了全面的说明，所以，这封短信，实际上是有关王安石推行新法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而其中与此文关系最为密切的，则是“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这封《答书》的写作时间，最早应在熙宁三年的夏秋之际，当其时，均输、农田水利、青苗、免役等项新法，都已制定和推行，王安石任参政执事已将及一年有半，而他却仍然自称是“为天下理财”，而不是说“为国家”或“为政府”解决财政上的贫困问题，与他未执政时屡次提及的“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主张，任翰林学士时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所说的：“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的语气，都是完全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