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监狱在拘系犯人时，为了防止犯人逃跑、暴动和自杀，设有不少戒具。这类戒具主要有：
拘系手足的桎梏锁镣。早在商代甲骨文及出土陶俑中就可见到，当时已用一种长形、两端呈锐形的刑具来拘械犯人的手，称为“梏”。甲骨文中的圈字，就形象地表现了被囚者梏手跽坐于狱中的情况。后来，又衍出械足的“桎”，两者常合称为“桎梏”。桎梏一般用木头制作，大约从南北朝开始，刑律中对它的规格已有规定。铁制的锁链原是用于系颈的刑具，《新唐书·刑法志》说：“死罪校而加木丑，官品勋阶第七者，锁禁止。轻罪及十岁以下至八十以上者、废疾、侏儒、怀妊皆讼系以待断。”可是当时锁链还是一种较轻的拘禁刑具。宋代开始，锁链渐用于足，宋人官箴《作邑自箴》云：“重囚以铁锁，长八尺。于一头安粗铁，如大拇指大，用砧槌款曲，铌其一足，以软帛厚裹，勿令磨擦。候出禁，以二小铧车拽开其。须精熟好铁，庶屈伸不折。”此例一开，拘足之铁制刑具渐重，至元朝，元律专称系颈之锁链为“锁”，拘脚之链为“镣”，并规定“镣连镶重三斤”。可见，在中国古代实际狱禁中已有重镣，以致必须在律法中加以限制。古代的镣铐多以生铁制作，“两边起了棱角，其锋利像刀一样，人的皮肤磨在上头，不消两三磨，俱已磨破”。
宋代监狱里有用铁做的枷，明代的监狱里则有一边枷将几名犯人夹在一起百斤、一百五十斤乃至三百斤的创纪录重枷。当时还有一种连枷，即在一个长枷上开两个或三个人头孔，把两个或三个犯人夹在一起，两人或三人的行止便溺必须同时进行，极为不便。明太祖朱元璋在《大诰》中首创“枷号”惩处贪官污吏，甚至还有将赃官“枷项，诸衙门封记，差人互递有司，遍历九州之邑”的“枷项游历”酷刑。明代中期的《问刑条例》更于法外拟定关于“枷号”的五十三条规定，从此，酷吏们又多了一种虐待犯人的手段，而锦衣卫、东西厂更缘此衍生出以重枷来“立枷”犯人的酷刑。据史料记载：“近来厂卫多用重枷，以施御囚，其头号者至重三百斤，为期至二月，已百无一全。而最重者则为立枷，荷此者不旬日必绝。偶有稍延者，命矬低三数寸，则顷刻殒矣”；“凡枷未满期而死，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满以请，始奏闻以埋。若值炎暑，则所存仅空骸耳。故谈者谓酷于大辟云。”到了清代，还制有专门的“站笼”。这刑具实际是将枷固定在一木笼的顶部，从枷到笼底的距离较常人颈部以下的高度为高，犯人站进笼中必须在脚下垫以砖块。站笼若砖块垫的高，犯人尚可在笼中苟延时日，否则，脚着地不实，不数日即会毙命矣。
宋以后，狱中又增设了一种“匣床”禁具。原先，它只是一种与枷配合使用以防囚犯逃亡的拘足具，称为“匣”。《作邑自箴》中说：为了加强对犯人的警戒，“长枷于左闪未凿窍可容三指，每夜禁囚上匣了，通以长铁索贯之，多以响铃系索上”。犯人常被这种禁具拘束，会因气脉血流被阻而导致腿足疮肿。大约在元代，这种“匣”改成了床的形式，犯人躺在上面，整个被拘锁住，故亦称作“匣床”或“囚床”。当时的公文中提及，“江南诸处官府在牢设置匣床，本为防备所禁囚徒畏罪疏虞之患”。又据明人记载，上匣床时，犯人戴木丑镣卧于其上，头、胸部加铁环、铁索，腹部还要压上木梁，上面再加向内钉有钉、刺的匣盖。犯人囚于匣床后，几乎无法动弹，遇有虫蚤老鼠，只能听凭叮咬。这种禁具常被吏卒胥役作为匣床惩罚、残虐囚犯的手段。《水浒传》中的武松被诬下狱，“牢子狱卒把武松押在大牢里，将他一双脚昼夜匣着；又把木木丑钉住双手，那里容得他松宽”。明人小说《灌园叟晚逢仙女》中也述及，喜植花木的秋公得罪了恶霸，被诬为“将妖术煽惑百姓”，下在牢中，狱卒将他上了囚床，就如活死人一般，手足不能少展。清代时，更有“以长木将各犯同系之床，谓之鞭床”的禁具。
无疑，这类禁具的使用是非常残酷的，因其残酷，历代法律中对这种拘禁刑具的使用多有规定。《旧唐书·刑法志》规定：“木丑校钳锁皆有长短广狭之制，量囚轻重用之。”唐《狱官令》规定：“禁囚，死罪枷、木丑，妇人及流以下去木丑，杖罪散禁。”同时，法律还对不依法使用戒具的行为定有处罚的条款，唐律规定：“诸囚应禁而不禁，应枷镍（锁）木丑而不枷木丑及脱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若不应禁而禁及不应枷木丑而枷木丑者杖六十。”但实际上禁具常被逾限使用，成为加重对囚犯惩罚以增其痛苦的手段。北齐的张和思禁拘囚犯，“无问善恶贵贱，必被枷木丑械，困苦备极，囚徒见者，破胆丧魂，号‘生罗刹’。”有人还亲眼看到明代的刑部监狱中犯人被禁系的惨状：“有的犯人被绑在木板上，他们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拴在铁钉上。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用板夹住，背上和胸上缠着一百码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他们哭嚎着……”。所以，在监狱这个大刑具里边，还有大大小小的拘禁刑具，它们都能给犯人不可言状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