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林看出爹爹的意思是非要住院不可，于是他就找着父亲的钱包翻着看。这一看才知，他刚给过父亲的钱少了一百，然后他就问：“你的钱怎么少了一百？”
陈月生吱吱唔唔地说：“我，我给服务员了，因为她亲自给我接尿了，我给她时她不要，是我硬塞给她的！”
陈启林一下子明白了，这是爹爹在说谎，自己既然不能下地撒尿，那又怎么能自己起来取钱硬是塞给人家的呢？真是老糊涂而又办了糊涂事儿，不然人家怎么会给他垫上尿垫子和尿不湿，既然你不想动，那人家就只好这样对待你了。
过了一会儿，陈启城赶到了，陈月生又马上闭着眼睛喘了起来。陈启城一看到这种情况，便拉陈启林出来商量说：“我看爹爹可能是真的不行了，我们还是把他送医院治疗吧，不然人家会笑话我们的，说我们做儿女的不孝顺。”
陈启林一想，哥哥不了解实际情况，老人又这样的坚持，只好说：“行吧，你说住院就住院，那我们就送他去医院。”
然后叫来120救护车，收拾衣物，准备住院。
这时老三陈启祥也赶来了，他们哥仨一起把老头连夜送进了医院。然后在医院里又是一通例行检查，可检查结果出来后一看，和前几次住院及出院后的检查情况一样，没有什么大病，也没有什么变化。可陈月生就是说喘不上来气，不是这疼就是那疼。医生只好开些药再给他打上点滴，还用上了监护器，同时也开通了氧气。
当晚陈启林对哥哥和弟弟说：“你们身体都不好，不是糖尿病就是神经病，晚上的护理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我白天还要上班，这样，白天的护理任务就由你们俩轮流来看护吧。”陈启城和陈启祥每次看到陈启林都能够这样地体谅别人，都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这样。
这样，陈启林白天上班，晚上护理老人，一连过去了三天，一直都没有合眼，因为陈月生白天把觉睡足，晚上特别精神，陈启林只要睁着眼看着他，他就啥事都没有，一旦陈启林困得要闭眼，他就吵着要尿尿，或者是要喝水，要么就是要排大便。把陈启林折磨得整夜、整夜的不能合眼。而且在第三天的早上陈月生说要大便，陈启林赶紧扶着爹爹去卫生间，可陈月生不顾内急，还要装模作样，又要穿戴好衣服，又要拿好拐杖，还要准备好手纸，结果，只几步之远的卫生间还没走到地方他就拉了一裤子。
陈月生的下体、裤子和马桶抹得到处都是臭气熏天的稀屎。陈启林闻着难闻的恶臭，用了半个多小时，把这一切都擦洗了一遍，然后又给父亲洗了身子，一直忙到天亮才干完。他洗干净了老人的短裤和长裤，又跑着到医院的外面买来了新的衬衣衬裤和短裤。给陈月生穿上，这才了事。而这时，已到了早上六点，到了哥哥来接班护理的时间了。
由于陈启城的准时到来，所以陈启林按时交了班，再去单位上班。
在二零一三年的五月十日，星期五这天，陈启林遭遇了他在一生当中最迷茫和最恐怖的疾患。因为护理住院的父亲而连续三天长达七十二小时没能正常睡眠的陈启林（白天上班教学，晚上去医院护理老人），在中午的短暂睡眠后突然失忆，甚至是神经错乱了半个多小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没有孝敬过老人的父亲得了心脏病，他多次住院治疗，但一直不知体谅儿女护理他的疾苦，他常常小题大做，无病呻吟地折磨着陈启林。本来能自理的他却非要装成病残的患儿一样，让陈启林时时地看护和侍候着他，不给陈启林半点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他还常常弄虚作假地演戏给同病房的别人看。陈启林刚刚侍候完他之后坐下或躺下，他就又把陈启林叫起。不是说要喝水，就是又要撒尿，再不就说他腿疼、后背痒痒等。让陈启林一刻也不得安宁。陈启林白天上班教学，晚上护理病人，头两天不睡觉还勉强支持着，可是到了这第三天的上午，陈启林有点坚持不住了。他肢体酸软麻木，思维迟钝，对一道简单的技术设计题，他反复作了多遍都没做出准确的结果。他精神恍惚，昏沉如梦。
等到了这天的中午回家吃完饭后，他想应该睡上一小觉，好准备上好下午本学年的最后一节技术理论课。可这时他又睡不踏实，因为他怕睡过了头，万一上班时醒不过来，会耽误了下午的课。但终究由于他几天的过度疲劳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后，陈启林从紧张的精神状态下突然醒来了。但醒后的陈启林，却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陈启林失忆了，他神志不清，大脑恍惚，不知道自己是谁，此时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知道醒来第一眼所看到的时间是12：50时，对于陈启林来说，在失意中，只觉得对这个时间感到很重要，可是陈启林又不知道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是早还是晚。
因此，陈启林在极力地思索着，他想恢复自己的记忆，可尽他一切努力去开动脑筋，还是无济于事。而且是越着急越想不清楚，他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他由着急变成了恐惧。就这样好久好久，直到过了四十多分钟他才渐渐的想清楚自己是谁，才想明白自己是在家中，而且上班时间还来得急，不能迟到，但对自己突然的失忆，确实非常恐惧，担心下午的技术课，是否能上好。
于是，陈启林在恍惚中锁门下楼，骑着自行车来到学校。还好，在自己的意志驱使下，陈启林又完全恢复了记忆，总算圆满地上完了他最后一节的技术设计理论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