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默克尔家庭的特殊性，她在东德的生活充满了痛苦，但她从未因此显得郁郁寡欢或者放弃希望，而是始终保持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不断前行。
坚定又孤独的前行者
默克尔的经历让她在一众朋友中显得独树一帜。来自西德的牧师家庭，对东德政府来说本就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默克尔家里始终有来自秘密警察电话监控的威胁。每当与朋友、亲人通电话的时间过长时，母亲总会提醒大家，小心秘密警察的监控。
家庭问题在默克尔的学习生活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尽管朋友们都显得对此尊重，但是在社会的影响下，许多老师往往漠视牧师家庭的孩子。在东德课堂上，默克尔最为憎恶的就是非得介绍各自家庭成员的要求。一些老师会特别关注那些出身牧师家庭的学生，一旦他们遇到困难或者在某些方面出丑了，就会受到那些老师的挖苦、讽刺。据默克尔自己介绍，曾经有一位老师就会在出身牧师家庭的学生介绍完家庭之后“感兴趣”地问：“你父亲是天主教神父还是基督教牧师？”因为教派的差别，神父不能结婚，而牧师可以结婚。这种明知故问让学生非常难堪。
除了家庭之外，默克尔的生活经历也与他人不同。早年，由于父亲工作的缘故，默克尔常在滕普林的教会教育机构以及残疾人疗养院和工厂里玩耍，接触到许多的社会特殊群体，比如精神病人、弱智、残疾人，等等。但是当时的大部分孩子是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人的，加上从整个东德的社会情况来看，这样的人是家长严禁孩子接触的对象，每当他们来到滕普林探望默克尔时，都显得小心翼翼而又胆战心惊。
在家里，父亲、母亲都教给了默克尔许多东西。严谨的逻辑、清晰的处事条理、具体证据的论证方法等，都是得益于父亲的教导；而应对生活琐事和日常突发事件的能力则是来自母亲的教诲。
默克尔和家人还常常谈论政治问题，也常常谈到父亲来东德的选择。在回忆到父亲的这个选择时，默克尔说：“我绝对没有责备过我的父亲，因为将我的生活与那些在西德的表兄妹的生活进行对比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童年有着相当的价值。”默克尔的母亲也同样如此。她们都知道这位一家为主的决定很难更改，因此母亲更烦恼的是如何让孩子们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和生活。在政治方面，家里人很早就得出结论：东德社会难以为继。尽管在这上面达成了共识，但是父母亲也鲜少具体说起这个，而默克尔则更加直接。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之下，默克尔从小就对政治充满了兴趣，只是在东德这样的兴趣毫无得到满足的可能。
随着默克尔进入大学，进入科学院，她越来越清楚自己的生活里，包括朋友们的生活里都潜伏着一些秘密警察。事实也是如此，那些秘密警察悄悄地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你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也不知道他是一直都从事这个工作还是突然决定从好友变成监视者的身份。这让默克尔感到压抑，也给她在东德的生活带去了更大的痛苦。政治的巨大压力下，默克尔从小时候起就不曾停止跟朋友们谈论逃跑的问题。那个时候为了规避监视，只能在森林里小声地说话。
这种压抑显然让默克尔有些难以承受。被问及当时究竟生活在怎样的社会里时，默克尔回答说：“我生活在一个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空间，生活在一个有高度自制能力的时空。”加上外出的艰难，默克尔没有办法自由地前往西德，没有办法自由地获取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信息，来自世界另一边的各种新的知识，所有的信息都是被控制的。麻烦的手续与规定也让西德的许多朋友打消了来探望默克尔的念头。而她之所以还能控制住自己留在东德，则是因为仍然能够获得西德的书籍，看西德的电视节目。
正是由于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默克尔不停地思考，究竟怎样的社会制度才能让人们获得自由，才能不压抑人们各方面的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对生活的期待和希望，才能让这个社会更高效地运转。这个问题最终归结到一点，就是对自由的追求，这也是默克尔在最初的执政理想中最重视的一个部分。
一路走来，在实际交往中默克尔尽管没有遇到太多困难，也没有遇到特别孤独的时刻，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与她分享那些藏在心里的想法、那些在政治层面的观点、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想望。不仅是有志同道合的朋友难以寻觅的原因，社会环境也没有给她那样的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默克尔也感受到自己越来越渴望自由，越来越想要进入新的天地，就好像一只飞鸟已经从高高的栅栏中看到了目标，却只能被无情的厚墙一次次打回阴暗冰冷的谷底。
默克尔也曾设想过自己的未来，但是对此并不抱太大希望，“如果我一直待在东德，到了45岁或年龄更大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也不知道，到那时，自己是否还有足够的创造力和坚定的信念也是一个未知数”。
从政想法：让我的思想大众化
默克尔从政的经历可以说完全出乎人们意料。谁能想到一个原东德牧师家庭出身的孩子能够统领整个德国；谁能想到一个曾经在科学院工作长达十多年的物理科学家会投身政坛；谁又能想到一位女性能够在男性角色占据统领地位的政坛中一路走到最高点。
默克尔究竟为何从政，那对权力的欲望究竟从何而来？据默克尔本人解释，最初之所以离开科学院、加入“民主觉醒”，就是因为那一句宣传语——“让我的思想大众化”，让她产生出强烈的认同感，从而走上了仕途。
早年在东德的生活，默克尔一直是隐忍的。在那个敏感的国家，家庭的特殊性给默克尔包括她的家人的生活带去了不小的影响，默克尔从小就显得少年老成，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知道如何在严格的限制内最大限度地达到自己的愿望。但是，这样的压抑也让默克尔急于寻求突破，她不仅在课余看了大量其他同学敬而远之的来自西德的书籍，并且在日常着装上也几乎在挑战东德人们的底线——穿着来自西德的服饰、使用西德生产的钢笔等。
也是因此，寻找自由地观点在默克尔的内心中根深蒂固，她想要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思考，自由的达成自己的愿望。家里面的每个人也是这样被教育的。在默克尔家里，达到成就的手段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这就让默克尔在做事中更多地寻求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东德的限制让她没办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常年的压抑让默克尔最终选择了距离真理最近的领域——自然科学。作为物理领域的学者，默克尔对自己的工作还算满意。在她看来，虽说自己并未取得成为诺贝尔学奖候选人这类的成绩，但是就自己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结果来看，并没有令人失望。
按照惯常的步骤，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研究生活之后，很多人都会选择继续研究下去，也不会认为已经30多岁的自己还能在另一领域取得与此相当的成绩。但是默克尔在那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出，开始了新领域的探索之路。
在被问及究竟为何选择从政时，默克尔说道：“能够有所作为就是我最大的快乐。”默克尔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没有办法让人们了解、让人们认同，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事，而一旦能够让人们相信并信服，自己就会取得难以言喻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这就是她定义中的“有所作为”。认同感让她感受到自己的工作的重要，由此产生的成就感推动着她继续工作。
当然，之所以会选择改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德国统一的大环境下，默克尔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可能性。为了抓住这个可能性，默克尔显得非常决绝。事实证明这个选择给德国带去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自默克尔踏上从政之路开始，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讥讽之词，比如那些将默克尔称为“男性杀手”的各大媒体。随着默克尔的高升，朔伊布勒、迈尔茨、科尔等一个一个都沦为“垫脚石”。朔伊布勒将默克尔推举为基民盟党主席，本想着让她做个傀儡，谁知最终却是让自己一步一步走入死胡同；迈尔茨本以为前途一片光明，谁知却被突然出现的东德女人打压下去；科尔本以为自己教出了一个好学生，谁知这个学生“好”到了让他难以承受的地步，最终自己一败涂地。但是不管怎么说，火都是他们自己点起来的，而默克尔不过是往上浇了或多或少的油而已。
随着步步攀升，默克尔在2005年终于爬到了德国政坛的顶峰。将带领德国走向何处，将给德国带来怎样的影响，怀疑有之，质疑有之，希望有之，而默克尔早已将目光瞄准了那一个闪亮的航标：让人们更加自由。
在默克尔看来，尤其是在东德的经历让她发现，许多人只会嚷嚷着去做什么，却从不真正采取有效的措施，其中除却个人的原因，社会原因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她的目标就是让人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出能够做到的最大成绩。她认为，德国绝不应该满足于已有的成绩，绝对不能故步自封。在经济上，应该采取市场经济；在外交中，应该以更加谦卑的姿态去开拓更新更广的领域。德国已经被限制、被压抑得太久，在全新的时期，人们就应该享受充分的自由，去挖掘、去挑战自己的极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是她最看重的部分。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默克尔的很多选择都得到了解释，尤其是她在自己的政治导师科尔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她看来，科尔领导基民盟长达25年之久，在人们眼中，科尔就是基民盟，基民盟就是科尔。然而随着科尔的老去，新时代的到来，科尔的政策、观点都已经不再适合全新的世界，加上党内年轻一代的面孔越来越多，如何将基民盟带到通往新时代的轨道上显得更为重要。对她而言，将基民盟从科尔的手中解脱出来，让基民盟能够更加自由，比起维持与政治导师的关系更有意义。
尽管人们对此诟病许久，到今天许多人也不认同默克尔彼时的选择，默克尔自己却从未后悔。默克尔希望当未来人们评价她时能够说：“在联邦德国第二次创业过程中，在为把统一后的德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的过程中，默克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使人们能够将自身的能量充分发挥出来。”
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