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坛风云变幻之际不被政治的洪流淹没，在万千危机之中找准自己的机会，于顺境中勇往直前，于逆境中收敛自身，在政治的海洋里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坚固堡垒。
默克尔说：“我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是因为我确信，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事态发展来个紧急刹车。我认为基民盟应有的地位，或者说它的生命力被人拿去做冒险交易了。因此必须规定一个限度或设置一个停止牌，这就是我所做的。至于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我无所谓。”
于逆境中的全新开始
1998年9月，基民盟即将迎来再一次的大选，而这一次，许多人早已预料到了结局。
自1994年开始，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联盟党就开始走下坡路，科尔领导的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在政坛上沉浮多年的政治家都已经看出，科尔在1998年的大选上绝对会一败涂地。事实果真如此。联盟党最终以35.2%的投票率败北，成为在野党。
默克尔也早已预料到如此结果。她的前辈魏格尔已用自身经历向她表明，沦为在野党的党员，就别指望能够再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尽管后来她在接受访问时说自己当时并没有任何忧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想着或许能够得到一个副主席的位置，然后从事关于东德重建方面的工作。这话的真伪暂且不提，事实上彼时朔伊布勒早已看中了她，也已经有了让她出任党总书记的打算。
实际上，比起科尔，朔伊布勒早在此前就对默克尔有一定的好感，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找到了共通的地方。当默克尔还在环保部长的位置上时，朔伊布勒就和她有过接触，他们在很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比如生态税的问题。此后，朔伊布勒在别的政治问题上也发现，这个来自东德的女人的意见相当中肯而且非常具有建设性。随着科尔越来越专断，朔伊布勒对他的不满日易滋生，他发现默克尔也同样如此。而最终促成朔伊布勒推举默克尔的原因，还是要归到他看不起默克尔上。当时，在朔伊布勒看来，默克尔根本没有任何威胁，既看不出多么出彩多么优秀的执政能力，也看不出多大的政治野心，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在背后掌控她。
而直到2000年，朔伊布勒都未曾后悔这个决定。当时他正从党主席的位置上跌落，但仍然坚持：“我相信，也从未对此后悔，这个人选是我在党主席期间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只是不知道，如今他回顾这段历史时，是否还会如此坚定不移。
早在1997年年初，朔伊布勒就显得心浮气躁，他知道，自己即将继承科尔的位置，在获取权力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一步。通过这一步，他将抵达最接近权力顶点的地方，等待变得越来越难熬。
迫不及待的他终于先下手了。通过媒体的引导和扩散，公众开始讨论，科尔究竟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出任下一任的总理一职，年迈的他究竟是否能够跟上现代的脚步。随后有文章对科尔的去向进行猜测，将科尔可能会退居二线的观点在社会中传播。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朔伊布勒的授意，文章中引用了朔伊布勒的观点：科尔的固执己见让人难以忍受，因此不会再给科尔任何建议。
尽管朔伊布勒和科尔多次被人们称为“儿子与父亲”，但朔伊布勒对科尔的不满早已产生。以往，朔伊布勒认为扳倒科尔最好的时机尚未到来，尽管他心里一直非常郁闷，却也并不会因此拂逆科尔或者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但随着选举的临近，包含大量不满的复杂情绪让朔伊布勒做出了许多出人意料的举动。
当朔伊布勒终于熬到联盟党大选落败之后，老资历的国防部长吕尔进入了他的视线。在他看来，吕尔将可能是他最大的对手。于是，他想方设法将吕尔安排到别的职位上，提出让吕尔和默克尔同时作为基民盟党总书记的候选人。但是1989年至1992年的基民盟党总书记正是吕尔，他对这个职位有些厌倦，并不乐意出任，这正中朔伊布勒下怀。
在1998年9月27日联邦选举的前几天，朔伊布勒公开对外宣称自己与科尔不再是朋友。这对科尔选举的影响可想而知。
尽管科尔对朔伊布勒抱有一些不满，但大势已去，他仍在1998年11月7日的波恩联邦基民盟党代会上宣布，朔伊布勒将成为新一任党主席。随后，默克尔则顺利当选为基民盟党总书记。
困境之中总蕴藏着无穷的机会，这正是默克尔开启全新旅程的绝佳机会，默克尔等待这个机会也已经很长时间，而往往等得最久的人，才是能够笑到最后的人。
默克尔长期被公众看作是“科尔的小姑娘”，但她有着自己的想法。她在科尔的内阁中待了8年，随着时间的积累，越来越多政见的不合、观点的分歧不断积压。当这种情绪爆发时，谨言慎行的默克尔也曾难抑不满地说道，基民盟里那些手握重权的人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可见，默克尔早已做好了变革的准备。
这件事情结束后，无疑默克尔成了最大的赢家。从默克尔的角度来说，这一重大事件更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之一。基民盟党总书记本身就是个极具挑战，同时又有意思的职务。从默克尔到1998年11月为止的人生来看，她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可能成为基民盟党总书记，她没有稳固的政治根基，也没有相应的政治力量，但是她最后做到了。若没有已经成为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主席朔伊布勒的帮助，那这一切就是完全的天方夜谭，正是有了朔伊布勒的推举，她才能以874对68票的高票当选。
对这件事，默克尔本人表示她完全没有任何准备。虽说朔伊布勒曾征求过她的意见，但实际上她并未对此事抱太大希望，不过她的自信让她坚定地答应了朔伊布勒的建议，“这没什么好犹豫的。尽管我很清楚自己完全不具备担任总书记应有的条件，我有点狂妄，或许还有点过分大胆，但是我想推动这个党的发展，因此我很乐意承担这项工作”，默克尔在接受采访时如此形容当时的心情。
从“献金丑闻”中洞见崛起的星火
就在默克尔上任党总书记不过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民盟党内就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令基民盟执政支持率直线下降，并严重影响其作为反对党的政治工作的事件，那就是以科尔为主要当事人的“政治献金案”。
早在1995年，德国税务机关的人员就已经发现基民盟有接受政治献金的嫌疑，其中最重要的调查对象是军火商施莱伯，而这一调查就持续了4年。之后，1991年德国向沙特出售工厂，1992年法国埃尔夫公司收购前东德炼油厂时献金3000马克的事件渐渐被翻出来。
1999年11月，基普被德国警方逮捕，罪名是参与施莱伯献金案。随后，作为基民盟前任司库的基普公开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从未参与此类活动。1998年以前，基普是基民盟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就算从重要位置上撤下，对基民盟内部仍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作为前任主席的科尔也无法对此继续保持沉默。仅仅几天之后，他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与基民盟内部的其他高层领导人都对献金一事一无所知。
但随着调查的继续，越来越多的阴谋被暴露出来，就仿佛清理臭水沟，先拉出了一团头发，然后是一包垃圾，然后是一堆废弃物，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迫于压力，科尔于11月30日承认基民盟内部有一个内含2万马克非法捐款的秘密账户，但他声明那是用于公务，绝非为私人牟利。到了12月，科尔再度承认原东德难民的抚恤费用就是价值200万马克的秘密献金。1999年年底，基民盟为科尔缴纳了400万美元的罚款。
到2000年1月，事态可谓全方位扩大，越来越多的黑幕被挖掘出来。比如1986年，基民盟各地方政党总共收到价值275万马克的非法捐款；基民盟黑森州党部从1989年至1996年一共收到从瑞士汇入的1300万马克；军火商施莱伯给基民盟约100万政治献金；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涉嫌参与埃尔夫公司对前东德炼油厂的收购事件；1998年国际竞标中约600万马克的贿赂事件。
1月3日，德国检察官下令开始调查；10日，朔伊布勒承认接受了施莱伯10万马克献金，随之出现大量要求他引咎辞职的声音，但都被他拒绝了。也是在这一天，法国著名富商安德雷·圭尔费揭露了法国埃尔夫公司收购前东德炼油厂的大量细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埃尔夫公司给科尔、基民盟的回扣，以及价值2600万英镑的佣金。
1月14日，黑森州州长坎特尔承认自己曾将700多万马克的政治献金存入瑞士银行。他既是科尔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是科尔时期的内政部长。与朔伊布勒的遭遇类似，要求黑森州重新选举的声音随之而来，不同的是坎特尔随后引咎辞职。伴随着更多内幕的暴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在这起事件中科尔究竟知道多少，收取了多少非法献金。18日，科尔自动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的职务。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科尔，也不再支持基民盟。到1月20日，基民盟的财务主管于公寓悬梁自尽，留下了表明自杀纯属个人问题，与其他无关的遗书。但是，事情到这时已经完全不可收拾，公众根本不相信这个说法，尤其是自杀于如此关键的时期。随后，越来越大的压力下，科尔只得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基民盟内部设立秘密账户，收受了1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但他否认这笔钱用来为自己谋取私利。朔伊布勒同时发表道歉声明。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3日，基民盟雇佣的调查人员声称发现了1200万马克的不明经费。随即，德国议会决定进一步对基民盟进行调查。到了28日，坎特尔的办公室、住宅被搜查，基民盟前司库魏劳赫退党。
在这一个月里，政治献金案涉及范围越来越广，除了国内的交易，包括德法交易、德中交易、德国与阿拉伯的交易等全部受到了仔细审查。从科尔承认错误开始，从基民盟到整个德国政坛都希望科尔能够交出捐款人员名单，可是被科尔拒绝了。就在1月23日，基民盟内部召开了“危机会议”，商量究竟该如何应对这次事件。据了解，当时已经被发现的基民盟内部无法说清来源的捐款至少有1100万马克，若是科尔不愿交出捐款人名单，那么基民盟就得为此支付巨额罚款。
由于科尔态度坚决，始终不愿意透露该名单，于是不少人猜测，所谓捐款人究竟是否真的存在，或许只是科尔想要独吞献金而捏造的。但是科尔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驳，称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毫无证据的。
科尔的固执也让基民盟非常无奈。从基民盟的角度出发，科尔作为德国统一时的联邦总理，无论是在基民盟历史上还是在德国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希望慢慢将这件事平息下去，但是科尔的不合作态度让他们非常伤脑筋。此后，主席朔伊布勒表示不会对科尔退让抱太大希望。这表明基民盟已经开始着手完全靠自己处理丑闻事件，而不将科尔纳入考虑范围了。同时，基民盟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决议：不会将此事付诸法律，科尔也不会受到关于此事的任何法律制裁。
2000年7月，经历了长达半年的调查、取证、争论之后，德国联邦议院专门负责此次调查的委员会对科尔进行了质询。在这次质询中，最主要问题在于非法捐赠人员名单以及不久前发生的联邦政府重要文件丢失事件的解释。就在对这件事的调查加深之时，调查人员发现联邦总理府中的许多重要文件全部丢失，大量电子文件被人为删除。在这样的时间里，任何往日看起来可能无关紧要的事件都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敏感，也是因此，献金事件再次出现在媒体报道的中心栏目里。这一次，科尔依然拒绝提供名单，同时坚称自己没有接受贿赂，所有不明来源的财产全都被用作基民盟总部和各地方政党的工作支持费用。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科尔也已经开始进行筹款工作，以便能够承受最终给基民盟的惩罚款项。
2001年2月，政治献金事件落下帷幕。最终科尔承认自己接受了这些政治献金，但是据他所述，这些钱都用于公务而非私人。检察官们同时考虑到他积极地改正错误，于是最终裁决他缴纳30万马克的罚款。轰动一时的政治献金案也就此作结。
但是，这件事的影响不能简单说尽。对基民盟来说，对科尔的态度差点导致了政党分裂，至今仍有人要求彻底清算。党内高层动荡不安，科尔、朔伊布勒都因此名誉扫地，难以抬头。从党外来看，基民盟的支持率一落千丈，对其执政带来的影响也非短时间内可以恢复。当时有评论认为，基民盟若想再次恢复以往的执政能力，至少需要10年时间。
主动出击：献金案带来的机会
就在献金案冲击着整个基民盟以及德国政坛之际，默克尔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文章可谓将此事在基民盟党内的影响推向了高潮。
默克尔的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政治献金事件以及对科尔的地位、历史功绩等表示了看法。默克尔写道：科尔的确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早已过去，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靠着过去走向未来。新的一代必须要创造属于新一代的东西，在而今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因循守旧已经毫无出路可言。因此，党应该尽快走出科尔的阴影，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对于献金事件，默克尔认为这个错误给基民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她本人对此感到特别失望。对于科尔始终不愿意拿出捐赠人名单，默克尔认为科尔的表现非常莫名其妙而且不可理喻。在她看来，科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显得非常没有头脑，作为基民盟的名誉主席，怎么能够先牺牲掉党的利益？
默克尔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也重申了这样的观点：当时的基民盟就好像身处一个牢笼之中，无论哪一个领域哪一个方向都被捆住了步伐，难以迈向未来。她认为只有斩断绳索，基民盟才能获得自由，才能拥有更多更广的选择方向，才能走得更远更快。也就是说，基民盟必须要打破科尔时代的桎梏。在面对“背信弃义”的指责时，默克尔表示自己早已预料到这样的风险，“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帮助党主席，因为我担心我们党会继续往下滑”。
在这对基民盟来说完全是灾难性质的事件被爆出时，默克尔本人和其他基民盟成员都大吃一惊，但是对默克尔个人来说，她的机会来了。她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她恰当地把握了自己发表言论的时机，也通过这篇文章达到了对她来说可谓是“惊喜”的效果。若是没有这件事的发生，或许默克尔不会这么快上位，但是政治前途仍然不可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