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
受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邀请，1996年、1997年我连续参加了两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学习，不仅丰富了我的人类学知识，也使我结识了人类学界的许多前辈和朋友。在研讨班热烈、活跃的学术氛围中，我深深地感悟到人类学这一门学科仰俯天地、贯穿古今、融合中西的胸怀和气魄。在与中国人类学的精英和中坚交流、碰撞、沟通之中，又不断感悟到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和走向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于是我萌发了要对他们进行访谈的采访计划。我想：这个采访一定会成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一个亮点。于是，我于1998年底向中国人类学家们发出了访谈约稿信。我在约稿信中说：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二是为了向国际学术界介绍我国中青年人类学家，三是为了加强中国人类学家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之间的理解。我们深感正在崛起的中国人类学还十分年轻，要与国际人类学界接轨对话，要为国际人类学作出应有的贡献，它还有许多许多的路要走，还有许多的事要办。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努力、努力、再努力！恭候您的大作赐回！”
所幸的是，我的这个计划很快得到回应。《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从1090年第2期开始到2003年第6期为止，先后发表了26位人类学家的访谈录，此外，《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在2000年发表了3篇访谈录，5年来共发表了29位人类学家的访谈录。
从一开始，我就打算在一定的时候要把所有的访谈录汇编成书出版。2000年4月，我收到庄孔韶教授题为《人类学世纪坦言》的访谈稿时，眼睛一亮。这不是访谈集最好的书名吗？为此，我一直为出版这一本访谈集争取各方面的支持。2002年10月我把出版《人类学世纪坦言》一书的计划向李亦园先生作了汇报，希望他能为访谈录写一个序。李先生欣然同意。
为了使李先生能简明扼要地全面了解访谈录的主要内容，我写了一个综述性的材料供李先生参考。2002年12月李先生到北京出席《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把他写好的《序》交给了我，高度评价了访谈录，认为这是中国人类学的“口述史”。并建议我将写给他看的综述改写成《前言》，使读者能从中窥视全貌。于是就有了我的这一篇前言。
近五年来，我在采访和编辑访谈录之时，常有先睹为快击节之感。因为这些无拘无束的访谈，向国际人类学界展示了中国人类学的风采、风貌和风韵：
1．展示了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
众所周知，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马鞍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类学在中国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涌现出了吴泽霖、费孝通、岑家梧、杨成志、李济、凌纯声、潘光旦、林耀华等人类学大师，但50年代以后，人类学在大陆却跌入低谷，甚至销声匿迹，一直到80年代才开始恢复。经过20年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支开始活跃在人类学领域的学者群。访谈录中不少内容就记录和反映了大陆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如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十分有趣，也有代表性。他说：
对我而言，进入人类学领域完全是被自己的学术情趣所趋动。1984年，我考入贵州大学攻读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主攻英美文学。从东南沿海的福建去往西南高原，我情不自禁地被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所吸引，它让我真实地感受到另一类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我虽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从父亲往上推，已有五代为知识分子，祖父和父亲都是大学教授。然而1958年，自从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我们家就“中道衰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开始了“低人一等”的生活。政治牵连、“狗崽子”、随父下放、上山下乡……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最基层的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我因此失去了来自先辈那种“士”的濡染氛围而变得不羁。所以当我到了贵州，我觉得很开心。尤其是接触那些与汉民族完全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时，更有着来自本性的愉悦。从此，我一边学我的英美文学，一边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那几年正遇上中国对外开放，陆续有不少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民族音乐学家、宗教人士到贵州做田野调查，他们一边在大学里教书、学汉语，一边往民族地区跑调查。而我是中文系里英语学得最好的，于是被叫去当“老外”的汉语老师，而他们却成了我的人类学老师。课堂里他们是我的学生，田野中我是他们的学生，彼此“混”得相当熟悉。 我的小屋经常成了人类学家、人类学博士研究生聚会的场所。我的原版人类学着作、西方大学人类学教本也慢慢地多了起来。与我玩得较好的有Louisa Schein、Prior夫妇，稍后有张兆和博士，我们从J．G．Frazer、Ruth Benediet谈到Levi－strauss、Foucault。这种学术兴趣甚至影响到我的硕士论文的方向：《从希腊神话的酒神看模仿及文化类型》为准备毕业论文，我到北京图书馆搜集有关神话学的材料。特别当我借阅了当时在北图仍属孤本的《金枝》（我清楚地记得，在破旧的扉叶上遗着“巴金赠书”），我着实被它所吸引，而当我读到Frazer在书中引用的有关贵州苗族村落前神圣“枫树”的例子时，我被震撼了。于是，我把自己可以支配的可怜经费全部用于这本书的复印。后来我才知道，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被这一本书引入人类学殿堂的。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贵州，甚至把妻子女儿也带到了高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迷上了人类学。1988年，我获得了国家教委公派赴法国进修的名额，在同时收到多所大学、三个专业方向（比较文学、世界电影史和人类学）的邀请函时，我毅然选择了人类学，有意思得很，在国家教委的一份表格中将人类学赫然填上“新学科”。在法国，我先在尼斯大学（Universie de Nice）社会学人类学系跟研究生听课，觉得一点都不过瘾，一则由于那些理论、流派、人物我大都自学过，二则是所有例子都是法属殖民地的非洲文化、除了泡图书馆外，自觉收获无多。半年后，我转到巴黎，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师从JacquelLemoine博士开始了具体的区域性族群研究，对苗一瑶的国际化及文化变迁进行调研。
这种由兴趣、特别是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所震撼进入人类学的学者是大陆学者进入人类学的一种代表模式。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另一个模式是从学术研究的深入探索中切入的，如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他说：
汉民族的历史连绵不断，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历史没有中断过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汉族。这样一个汉民族，哪怕是在灭顶之灾的情况下，它照样能够妙手回春。对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用传统的理论去解释它，也有不少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还不是那么透彻，还可以作许多新的解释。还有一个就是汉民族的语言，那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如果按照中国方言的情况去划分的话，可以说不知道有多少民族，多少国家。但是恰恰这个汉民族不管语言怎样不能交流，其文字是相通的，汉字在这里起的作用太大了。因此，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但是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去解释它，你能解释得通吗？是不是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提升？由此可见，对汉民族作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除了能对汉民族社会的本质提供新的、实证的和客观的说明外，还能对人类学的许多基本命题，如比较鉴别、文化相对性、传统与濡化、文化涵化、民族形式与国际化等命题用新的案例来确认和诠释；或可能提出新的质疑而发掘出新的命题来，把汉民族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价值观提炼出来充实甚至更新人类学民族学，从而使我们不只对汉民族的文化，甚至整个中国文化乃至对整个人类文化变迁的历程有一个更全面、更清楚、更准确的认识，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在当代汉民族的研究中受到一次洗礼，不仅可以加速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而且会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升到一个高度，从而更具有国际性。
这种从学术探索切入的模式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十分自然的，这正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魅力之所在。
2．展示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人类学在大陆的发展中学科地位的问题一直在热烈的讨论之中。由于大陆特殊的原因，在人类学“销声匿迹”之时，研究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却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有关部门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而人类学则时而附归于民族学之下，时而又附归于社会学之下，其学科地位一直不能确定。在这种态势下，不少学者仍然从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作了有意义的思考。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海洋教授说：
我理解人类学无非是由三个体系组成的学科。
第一是目标体系，即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性和文化。人性本来应是首要目标。但由于我们说不清人性的哪些内容由生物决定，即使说清了，它作为共性也不能解释人类行为上的巨大差别，因此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把文化特别是复数的文化当成首要目标。例如，我们知道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不同民族用如此不同的手段来满足这点儿简单而共同的“欲”。又例如我们知道任何民族对于死者的尸体总要处理，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要弄出水葬、土葬、火葬、崖葬、天葬甚至拣骨洗骨二次葬等花样。人类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解释这些差别，并自诩握有理解它的钥匙，那就是文化。但文化这个概念几乎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包，我们对它简直像对身边的空气一样视而不见或“日用而不知”，因此不得不用一套概念、定义和模型来从逻辑上理解它，因此构成了学科的目标体系。
第二是对付这个目标体系的工具体系。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学科架构，即人类学的四个分支或四个领域。它圈出了理解文化的范围。二是方法论架构，即收集资料的方法--田野工作，处理资料的方法--比较研究，还有指导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的方法论--整体论、相对论和当代世界体系。它开列了研究文化的规范和程序。
第三是应用体系。它本来不属于学科本体而是学科与现实的结合点，但现代学术离不开应用，况且应用也是检验学科效能特别是学科工具体系效能的最重要环节。人类学的应用体系随所处社会不同而有差别，但在当代所有社会它都有两个重要而紧迫的内容：一是研究和解答社会现实问题以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二是抢救和记录濒危的文化以备将来研究和复制之需。这当然也跟探讨人性、文化及两者间的关系这个命题密切相关。
而对人类学学科建设实践最得力的是云南大学高发元教授，他说：
我校民族学学科发展很快，首先在于我们提出了“大民族学”或“民族学学科群”的概念，并围绕“大民族学”的建立，以改革的方法整合相关学科、优化壮大学术队伍，并大力引进人才。在此基础上，1996年我们申报民族学硕士点成功了。1998年获得民族学博士点，分民族文化、民族经济、民族法学、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等四个方向。博士点拿到后，1999年至2000年，我们先后又获得了民族学一级学科（下面有五个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和教育部的文科研究基地，即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该有的东西基本具备了，有了这些条件，获得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学位点建设是我们云南大学学科建设的牛鼻子，如果连博士点都没有，怎么去引进高层次的人才，就连自己的人才也保不住。高层次人才引不进来，就不可能拿到国家的重点课题，而拿不到重点课题就不可能拿到国家奖项。所以，我们千方百计地抓学科建设。在211工程建设中，我们的博士点由2个增到13个，特别是民族学以3年功夫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我们这样做为高水平的研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搭好了一个平台。仅有这些还不够，我们还开展了“跨世纪云南民族调查”，用这个重大项目、重大工程来整合民族学的相关力量，建立民族学学科群、
大学的影响力和活力在于其特色。云南大学与全国许多名牌高校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从整体实力讲，不可能拿“全能冠军”，但我们可以突出自己的特色，发挥优势，去争取“单项冠军”。民族学是云南大学的特色学科和优势学科之一，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它建设成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在国内居一流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为此，我们民族学学科建设在今后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规范“民族学学科群”，丰富民族学学科理论。（2）申报并争取获得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3）加强学术队伍建设。引进高水平人才，建一流队伍，出一流成果，培养懂得民族语言的单一民族研究专家，有计划选派学术骨干到国外学习进修。（4）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建设民族学调查实习基地。（5）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在云南大学每两年召开一次民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争取创办《民族学学刊》。
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正是人类学能在中国发展的基础。
3．展示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理论的探索
人类学之树之所以常青是因为它的理论是发展的，对此中国学者们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黄应贵研究员对基本文化分类概念的研究就是例证。在对他的访谈中，他对人观、空间、时间等基本文化分类的概念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并介绍了这个研究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和价值。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