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孤僻的隐士。史禄国在清华园里是个孤僻的隐士。生活十分简单，除一周在教室里讲一两堂课外，整天关在书斋里翻书写作。闲下来就听夫人弹钢琴。傍晚两人携手散步，绕清华园一周，每日如此。他这种遗世独立的生活，养成了他那种孤僻的性格，使人觉得他是个很难接近和相处的怪人。“据我从别人口上所得来的印象，他所接触的中国同行学人对他至多是以礼相待，甚至由于莫测高深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史禄国除写作之外还善绘画。在他那本《北方通古斯》里插入了两幅自绘的彩色画。“他有一次对我说，用绘画来写生比摄影更能突出主题。他对音乐也具深厚的欣赏力，他夫人是位钢琴能手。我在他的书房里和他谈话时常听到隔壁传来的琴音。他有时就停住了话头，侧耳倾听，自得之情另有一种神采。所以我说他不仅多才而且是多艺”。
从人类学的历史上看，他和马林诺斯基、布朗和克鲁伯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初露头角的所谓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这一代的人类学者基本上都走上了所谓功能论的路子。“以我的水平所能理解的限度来说，史氏在这些人中出生最晚，生命最短，所讲的人类学包罗最广，联系的相关学科最宽，思维的透射力最深，但是表述的能力最差，知名度最低，能理解他的人最少，因而到现在为止，他学术影响也最小。史氏的造诣和弱点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二）对学生的培养与厚爱
费孝通在他的指导下只完成了第一期为期两年的体质人类学，并没有机会直接跟他学人类学的其它部分。尽管他从这位老师只学习到体质人类学中的一点基础知识，但他出了瑶山之后的六十年中又没有再重修这部分的人类学，但是回头看来，史禄国给他的基础训练一直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工作。费孝通自己坚持说，尽管有关他的宣传都说他是在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从事研究的，但是，他的俄国导师而非波兰导师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他教会了我怎样成为一名学者；他对我的影响力最大”。
1．高明的教育方法。至于人类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要从这些死人的骨头学起，史禄国作为老师并没有给费孝通口头的或文字的答复。他是要费孝通在实践中自己体会。如果要为人类学下个文字的定义并不难，因为人类学这个词本身已经说明了这学科研究的对象。Anthropology就是StudyofMan——人的研究，但是要懂得什么是人，什么是学或研究那就不简单了。这门学科就是要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答复人是什么的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就牵涉到怎样学法，其中有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这些都牵连到一定时代流行的哲学见地。作出口头或用文字来说明不是件易事，而且即使作出了概括的提示，对一个初学者也是无法理解的。
史禄国曾给费孝通一本日本人类学者所发表的关于朝鲜人体质资料，是史禄国对几百个朝鲜人的身体进行测量的记录。他没有根据这份资料进行统计，更没有提出任何结论和设想。这可以说是一份人体测量学的原始记录，可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史禄国要费孝通利用这本资料按他的著作样本学习怎样进行分析，用来证实、补充或修正、反驳他在上引两书中的结论和设想。同时也指引费孝通通过实践进入体质人类学的堂奥。“至于我这位老师对我的教育方法，从简道来，就是着重培养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来不扶着我走，而只提出目标和创造各种条件让我自己去闯，在错路上拉我一把。他在体质人类这一课程上从没有作过一次有系统的讲解。”在这位老师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有所体会。“而且我想，因为各人研究的实践既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得到的体会也允许多种多样差异不齐，藉此可以推进这门学科。这是一种务实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限于当前人类的文化水平还未能普及，但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这是很高明的，因为在我的一生就受益不浅”。
2．体贴学生。一九三五年暑假费孝通刚学完史禄国老师安排给他的第一阶段的课程，即体质人类学后，费孝通当时即听他的嘱咐去广西大瑶山调查当地的瑶族。史禄国还为费孝通装备了全副人体测量仪器，并从德国订购了一套当时高质量的照相机，不用胶卷而用胶板。费孝通用这照相机所拍摄的相片有一部分发表在《花蓝瑶社会组织》和《江村经济》两书里，颇受出版社的赏识。“我还应当记下，他特地为我和同行的新婚妻子各人定制一双长筒皮靴，坚实牢固，因为他知道西南山区有一种有如北方蝎子一般专门叮人下腿吸血的“蚂蝗”，穿上这种靴就可以防害。他用自己田野工作的经验，十分仔细地给我做好了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料想到就是由于这双皮靴竟免了费孝通受一生残废的折磨。“……我们在瑶山里出了事故。一个傍晚的黄昏时刻，我误踏了瑶人在竹林里布置下的捉野兽的机关。当我踏上机关时，安放在机关顶上的大石块一下压了下来，幸而我向前扑得快没有打着我的头，而打在我的腰腿和左脚上。我腰部神经当即麻痹，而左脚奇痛，原来左脚骨节被重石压错了位。如果没有这双坚实的皮靴挡一挡，我的左脚一定压烂，如果流了血和感染了，这左脚也必然完蛋了，甚至我的生命也可能就此结束了。后来我妻子独自出林求援溺水身亡，事过后瑶人劈林开路把我们一死一伤的两人抬送出瑶山。死者已矣，我经过半年的医治，才能拄杖行动，但左脚骨节错位，至今未复。我没有和妻子全归于尽，寻根应当归功于老师送给我这双皮靴。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事”。
总之，史禄国坎坷的一生，终于抵达了他向往的目标，从人类的体质、语言、社会和文化所进行的系统研究环环都作出了传世的成果。他没有辜负历史给他的使命，为开拓人类学作出了先行的榜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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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复兴．史禄国和他所著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6（2）。
[11]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思想访谈[J]．民俗研究，1997（1）。
[12]（俄）列乌年科娃、列舍托夫，任国英译，萨满教研究者希罗科戈罗夫[J]．世界民族，2000（3）。
[13]（俄）勃洛姆列伊著、李振锡等译，民族与民族学[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14]任国英．关于俄罗斯学者对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1）。
[15]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J]．民族研究，2002（4）。
附录1：
史禄国学术年谱
1．1889年，出生于帝俄末期的世家。
2．191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系，回俄国圣彼得堡大学与国家科学院工作。历任俄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部主任、俄国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研究员。
3．1912～1913年，史禄国担任沙俄皇家科学院的“沙皇中国东北考察团”的领队，在中国最东端的3个省（和西伯利亚）进行民族研究。
4．1915年，26岁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5．1915年到黑龙江两岸，在通古斯人和满族人之中生活了约18个月，对那里的满－通古斯民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6．1917年和1918年，他又对生活在南满（长春以南地区）和北京的满族进行了调查。
7．1918～1921年，他担任海参崴远东大学人类学教授。
8．十月革命后，他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涯。1922年，流亡到上海。
9．1926年，史禄国到厦门大学任教，讲授人类学。除教学任务外，他的研究课题还有“福建人种考”、“福建孩童长成测验”、“东胡语言比较词典”。
10．1927年，史禄国受聘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讲授人类学。
11．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粤筹备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史禄国负责人类学工作。
12．1928年7月，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托，史禄国率领云南调查团，做中国首次有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调查。
13．1929年，史禄国被北京国立清华大学聘为教授，并协助成立了社会学系。
14．1939年，史禄国客死于北平。
附录2：
主要著作及论文
1．《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史禄国著，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
2．《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史禄国著，高丙中译，刘小萌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3．《华北人类学》，由亚洲学会在上海出版，1923年。
4．《华东及广东省体质人类学》，1925年。
5．《中国人体质发育过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年。
6．《Sramana与萨满》，（1924年）
7．《通古斯人的心理情结》，KeganPaul出版社，伦敦等，1935年。
8．《关于通古斯萨满教的一般理论的考察报告》，载《历史文献学志》第1卷，海参威，1919年。
9．《北方通古斯人的迁移：果尔德人及其民族的亲缘关系》
10．《通古斯人萨满教的一般理论》，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增刊之二，上海，1923年。
11．《通古斯萨满教的理论》，1936年
12．《通古斯人的巫术集合体》，1936年
13．《民族、民族志现象和民族现象的基本原则》，1923年
14．《民族的单位和环境》，1924年
15．《通古斯字典》（1944年）。
[作者简介]张彦（1981～），女，回族，山东菏泽人，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6级民族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民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