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一部研究中国社会的的著作。故事的背景是福建闽江下游的黄村。黄村是当时连接湖口和古田的商旅要冲，它距湖口河口二里，离古田镇二十五里，因靠近从湖口到福州航道，而成为古田、湖口的枢纽。该书用小说的形式娓娓道来，悬念叠起，书中众多角色的命运令人关注。它不仅有故事情节以及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而且还有严肃的西方社会人类学理论之透析和中国人的深厚的宗族家族理论，可谓中西合璧。
这部小说是作者从风水勘测房址引出的家族故事。众所周知，风水先生勘测的原则多在于趋利避害的生存环境的选择，其所引申的人文意义与预言则大多不被现代人文社会学科所认可。正因为如此，该书把风水的命运相关性同人类生存进取的主动性以及掌控地方关系体系的效果加以对比，力图表明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对社会文化体系变迁的解释上的明显优势。书中阐说的中国人社会结构、功能和面貌，使生于斯、长于斯的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豁然明白自己原来也曾经是其中的角色。自己周围的亲族、社会无不奉行此法。该书还被收入KarlManneheim编辑的《社会学及关于社会再建的国际丛书》中，成为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研究丛书的一部分。
⑶《义序的宗族研究》（燕京大学硕士论文），林耀华著，三联书店（北京），2000．
这是一篇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林先生在“导言”中说明了该论文选择义序作为研究的标本之三个原因以及调查和搜集材料的方法，还有社区变迁过程的分析。比如调查方法是从社区的基础条件入手，然后是宗族结构的形式，再是社会结构的具体内容即人们的实际生活（“导言”等2～4页）即从大框架到细致的内容，一步步的具体深入。特别是大量的注释，是从当时实际调查的每一事项寻根究底。它的出处、沿革、演变乃至勘误均有根。这些考证架起了一座座从古代通往当代的桥梁，给人以丰富知识。因此，它既是学术论文也是人类学田野工作和历史学结合的典范，更是理论与社会实际结合的典范，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此书早在1934年完成，可一直未公开发表，直到2000年6月才由三联书店出版。先生在“后记”中虽未直说原因，但我们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他对自己的求全责备：其一，“只因调查规模大、时间短，又凭一个人之力，惜未能深入考虑”；其二，“后因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义序宗族乡村的田野调查研究被迫中断。”（第225～226页）可见先生对学术著作的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至于时隔近七十年后才予以发表，林先生说：“一则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历程，二则可以为那些对追踪调查感兴趣的学者提供方便。”（第226～227页），是考虑学界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可见先生胸襟之宽广。其实，《义序的宗教研究》是很全面而深刻的，书中的许多内容至今仍然新鲜有趣，有独到见解。七十余年来，许多研究宗族的学者未见有高过之者。比如先生把宗族与宗法一针见血的予以区别，引经据典的阐释，绝不含混。他说：“宗族组织以族房长为中心，宗法制度以大小宗为基础。族房长的产生，以辈数和年龄为标准，大小宗则皆嫡长相继，父子相承，生来而身份定。”（第27页）又说大宗与小宗的区别：“小宗只祀父祖曾高，大宗得祭始祖的制度，岂可并为一谈？大宗始祖必身居大夫之职，其祀百世不绝，故又有立后之制，惟小宗无后当绝。”（同上）又说：“今日立后，表面上虽以宗祧继承为名义，而实际上则以继承财产为目的。”（第37页）因此，“宗族与宗法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第71页）。
⑷《原始社会史》，林耀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4．
本书主要运用国内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资料，以及世界各地区个民族一些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来阐述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勾画出原始时代各个阶段的社会面貌的专著。从原始群到血缘家族公社在原始社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在此之前还每有人类社会组织，原始群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群体，还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的有组织的共同体。原始群的活动，只能说是揭开了人类历时的序幕。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实际上是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一个基础。而且对后来社会历史各阶段的发展问题，对分析各民族的族源问题以及确定各民族社会性质等问题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研究原始社会史也有它的重要的实践意义。
⑸《民族学通论》，林耀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这是一本民族学入门基础课教材，涉及的面相当广泛，它提出民族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应包括的主要内容以及民族学在实践中的作用等等问题。全书主要依据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从事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所取得的考察成果和经验，同时也参照了西方民族学和苏联民族学中可用的论点和资料。全书分六个单元共二十三章。第一单元民族学研究基础知识，包括人类起源、种族、语言与民族的关系和区别以及同生态学有关的经济文化类型问题。第二单元民族学的源流、研究方法和任务，包括民族的概念、民族学的源流及学派、民族学的调查方法，以及我国民族学目前的主要任务和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经验等。第三单元民族社会形态是民族学研究主要的课题之一，其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诸社会形态，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形态，兼论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最后涉及中国少数民族诸社会形态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第四单元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第五单元文化。第六单元民族学与我国现代化问题，也就是应用民族学的问题。民族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一门能够为实践服务的学科。
⑹《严复研究》，《从书斋到田野》，林耀华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林先生的《严复研究》创作于“九？一八”前后。当时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这使时为热血青年的林先生在导师吴文藻教授指导下，开始研究辞世十年但仍对中国社会有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严复研究”全文共分十二章。前两章追溯严复所处的时代背景，并概述这位哲人的人生轮廓。接下来的三章：“社会进化原理”、“中西社会进化之比较”和“国家进化之根本原理”集中研究严复的演化论思想背景。此后各章分别研究严复用上述理论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诊断”和“拯救良方”。林先生将他的救世处方概括为“变法图强”，又以严密的逻辑层层深入，最终确认国民教育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本。于此，林先生不仅完全赞同严复的中西学相辅为用的思想，还以当时著名学者的实例作了精辟的论述：“窃以先生此见甚是，其言验于今日矣。夫今日吾国所谓文艺复兴者，何一非西人为学之方，治我中学？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效盖在斯矣。若夫胡适之治哲学史，顾颉刚之治上古史，其所趋之途径，先生（严复）于三十年前，已了了矣，即其所批《老子》、《庄子》，亦如是之工作耳。”在综合研究严复的教育学说后，先生又将其设计的学校教育系统与现代小学、中学、高等教育的三段形式做了列表比较。
林先生对严复著述、译著及思想渊源的探索，对他早期学术思想及后来的社会文化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⑺《民族学研究》，林耀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收入了林先生在解放之后有关民族学研究的部分论文，也有几篇是他在民族地区实地调查的研究报告。第一部分的九篇文章，侧重于讨论普通民族学问题，即关于民族学的性质、对象、方法、范围、任务，以及民族学在新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第二部分是有关原始社会史的教学和科研的一些问题，共有七篇文章。反映了林先生的研究和看法的发展、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反映出我国民族学各专题的发展情况。第三部分重点在于林老亲身在各少数民族地区作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些报告。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实地调查或田野调查，当然也结合必要的文字记录资料，但是，比较客观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是通过实际调查得来的。本书中四篇有关凉山彝族、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嘉戎和甘孜自治州藏族的调查文章，是林先生在解放前从事民族考察时写成的。可作为前后民族状况对比的参考资料。
⑻《凉山彝家的巨变》，林耀华著，1995年05月第1版．
该书收纳了林先生关于凉山彝族研究的四篇学术成果。林先生于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期间，带领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深入凉山腹地进行了历时87天的实地调查。1944完成的《凉山彝家》实地考察报告。1975年，他在初访凉山33年之后再访凉山彝家，写成《凉山彝族今昔》。此次再访确知罗罗的阶级制度是带有较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的奴隶制度。1984年，为推动凉山彝家的现代化问题研究，林先生三上凉山，并著《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及展望》。1992年，著《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书中还附录了鸟居龙藏有关《凉山彝家》的述评、大卫？麦倍里—路易斯对《凉山彝族今昔》一文的评价以及林先生有关凉山彝族主要书籍和论文目录。整本书是林先生历时50年的凉山彝族研究的全面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凉山彝家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就是半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简史。而学者苦苦的研究历程，就是50年来中国民族学发展史的缩影。
2．论文
⑴费孝通、林耀华，《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本文由费孝通、林耀华共同主编，1956年春季起草时，有陈永龄、宋蜀华两同志参加。五月间在列宁格勒召开《全苏民族学会议》时，林耀华代表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出席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当时题为《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文章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我国的民族工作在实践中获得的重要成就和丰富经验做了总结，同时也从实际中提出了许多需要民族学者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当前民族学的任务，其中重要的四项为：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就这四个方面对研究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体会。
⑵《关于少数民族识别问题的研究》，《人民日报》，1956/8/10．
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前提是民族定义。在民族学史上，存在许许多多有关民族的定义，但先前的一切资产阶级民族学，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四项作指导，故他们的定义往往不尽全面，缺乏严密的科学性。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斯大林的有关民族四个基本特征著名定义，则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提供了巨大的启示。斯大林从对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研究中得出结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⑶《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2）．
对民族识别的缘由、理论根据和进程进行探讨。谈到民族识别的理论根据时，林先生认为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论断具有原则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并指出，“在识别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时，不能不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遵循的原则。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民族的实际，应看到多数民族在解放前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上述各特征正在形成之中。为此，民族识别工作又不能生搬硬套、教条主义地运用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而应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⑷《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民族学研究》，林耀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9）．
针对我国学术界在学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过程中，又于对“民族”一词的体会、使用和翻译的不一致，给有关的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文章详细分析各种译名、各种不同含义，提供可查资料，提出译名方面还存在的问题。
⑸博士论文《贵州苗民》，《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9）．
这篇转入对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实地考察之前，先生曾于哈佛大学写成比较社会学（民族学）博士论文。该论文1940年答辩通过后即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第三卷，首次译成中文收录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术文库——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一书中。该文考察中、英、法、德、日、韩六种文字中的有关文献，主题突出，考释详微。文章首先考证文献《黔南职方纪略》一书的成书过程及此书与《黔南识略》、《贵阳府志》的关联。第二部分先考证《黔南职方纪略》的苗民部分，详论苗民形式或支系名称的由来，继而根据服饰等分出52个民族种类再详细研究各个民族种类的具体分布地点、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特征。文章最后还附录中西学者对西南民族所做其他分类的重要文献。这是先生以后数十年民族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⑹《边疆研究的途径》，《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凌纯声、林耀华等著，民族出版社，2004．
以高屋建瓴之势精辟论述从史地、生理、语言、人群团体和文化技术等途径考究边疆社会文化的指导性思想。运用这一理论方法的名著就是1947年出版的《凉山彝家》。
⑺《波密简述》，《民族学研究》，林耀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9）．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之后，前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曾派遣西藏科学工作队于1951年6月间入藏，进行各项科学的调查研究。林先生参加了西藏科学工作队，他在从昌都到拉萨途中，经过波密北部边缘地带，就地探寻了一下波密地区的情况，搜集到一些有关的资料。此文乃是林老从事西藏社会调查的副产品，终因材料的搜集者与编写者每有亲自到过波密地区，材料不够全面，了解也不深入，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不够正确。不过国内有关波密的系统报道是在太少，此文有助于认识波密地区。
⑻《趣味》，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1936/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