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张园七年后溥仪出关投敌，当了伪满的傀儡皇帝，爱国并关心民族抗战事业、的九世班禅虽然不赞成溥仪的道路，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非政治的联系。那几年，九世班禅多次前往内蒙和东北等地从事佛事活动，还在长春设立了办公处。据当时报载，在九世班禅圆寂一周年之后的1938年12月，还有五位拉萨哲蚌寺的僧侣，以班禅在藏行政机构——堪布会议厅的使者的身份前来长春并继往“兴安北省”甘珠尔庙弘扬佛法。1957年，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因往东北视察顺路看望了抚顺监狱中的溥仪。在有望中出关“九·一八”事变，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是震惊的，也是愤慨的。
但有一个人不感到震惊，也没有愤慨。而且，这个人为此感到惊喜，感到了莫大的希望。这个人就是溥仪。有资料表明，“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偶然的，在发生事变的半年以前，溥仪的天津“行在”里已有人感受到它的先声。之所以如此敏感，因为里面住着一位当过清朝皇帝的人，日本方面既然已经内定溥仪出任傀儡，则先期透透消息试探反映，当然不足为怪。作为日军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这一历史事件的先声，郑重其事地传递到溥仪的“行在”，至少有四次，且陈宝琛大多预闻。
第一次是在1931年2月21日，日本国会议员高山山本前来洽谈委托调查农垦及筹建亚细亚洲教会事宜，溥仪方面领衔谈判的就是陈宝琛，会谈过程在当天的胡嗣瑗日记中有载：“午后回寓。陈宝琛邀过其寓，与日人高山山本及李芬、林綮等会谈。高山带翻译陈姓、谢姓。据言，三四日内便归国，以议会休会期间办事较易着手。前云代皇室贷款日金二百五十万元，以一百五十万元拨归皇室收用，以一百万拨为农垦经费，此事已经通讯接洽，每次当可办到。但要求得一皇家家庭顾问与委托调查农垦书，当答以委托调查农垦自可照允，至家庭顾问须请旨定夺。山本又言，其国大本教会规模宏大，其教主志愿欲扩充为亚细亚洲教会，拟戴大清皇帝为盟主，现已构造宫殿，迎驾前往驻跸等语。当答以此事所关尤巨，须先明白该教宗旨及成立以来经过情形，方可酌请进止，再为答复，非立谈可决也。彼允将其教中刊布书籍摘要寄请研究。坐谈约四刻余钟乃散。”
这显然是一次尚未暴露实质问题的重要谈判：所谓“农垦调查”，实为特务活动；所谓拟以溥仪为“盟主”的“亚细亚洲教会”，实为傀儡演习。次日胡嗣瑗向溥仪报告会谈情况说，高山山本要求得到“皇家家庭顾问”头衔不能答应，“一恐其资格不称，二恐范围太广、大泛，万一另生枝节不易应付”。胡嗣瑗提议，由“行在”办事处奏请聘为“名义顾问”，“另函委托调查农垦事宜”，溥仪赞成，命胡“即可照办退下拟稿”，再经溥仪“阅定”后，“加函送陈宝琛转交”。这说明“行在”的顾问们当时还清醒，不愿让溥仪完全受制于人。
第二次即1931年7月23日，溥杰从日本回国度假，把当时在鹿儿岛某联队任大队长的吉冈安直透露的日本军方的消息传递给溥仪，大意是日本对张学良的统治不满，或许将在中国的满洲采取行动并迎立溥仪，因此溥仪重新掌权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件事在当天的胡嗣瑗日记中有载：“闻溥杰本日归自日本，船抵塘沽改乘火车，下午一两点钟可到，闻到时醇邸来会。傍晚陈宝琛亦来见。”可见溥杰带回的信息是特别引起关注的，凡能参与“行在”决策的重要人士都到场了。陈宝琛原打算7月24日“赴北戴河避暑”，他平日常以郊游赏花、会友集饮、吟诗作画自娱，天太热的时候也想去海滨住几日，听到溥杰带回的消息，竞取消了避暑计划。据《直庐日记》载，到了第二天，“陈宝琛来，以战耗颇亟，车路恐有阻滞，北戴河之行作罢。”
第三次在1931年7月29日，日本华族水野胜帮子爵访问天津的时候，向溥仪赠送了寓意明显的扇面，上写：“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谓溥仪“卧薪尝胆”，必有以报。陈宝琛恰于前一日请假赴京去了，直至8月13日归津销假。
第四次则是溥仪派往日本东京的打探信息的人员回报的，这人便是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他赴日时还带去若干书画以为掩护，于1931年8月18日返回天津，胡嗣瑗在当天日记中有详明记载：“初五日，刘骧业归自日本，昨夕由北京来，先过寓晤谈。带去画件，以彼都经济状况不佳，迄未售出。又言近事，似东邻有利用意，或可有所举动亦未可知，但彼人直云一切皆为我忙，有倭将某某不据胡嗣瑗日记载：“九·一八”事变的次日，溥仪传谕说：“关外之变是否影响到我，尚不可知，但不能不先有筹划，应与陈宝琛等各抒所见以备采择。”郑孝胥、陈宝琛、朱益藩、陈曾寿和胡嗣瑗等又齐聚“行在”，详细会商。日可来接洽等语。余意此事宜迎宜拒关系甚大，非预先通盘计划，临时必不能因应适宜？。将来是否代表其政府行为，尤不可不加审度，倘贸然落其掌握，则后患真有如不能言、不忍言者。郑孝胥父子对此一味高兴，却是可忧耳。余趋直，骧业旋亦来园，人对时闻亦主慎重考虑云。”
刘骧业在日本期间即与舅父陈宝琛鱼雁不断，归津以后爷俩多次同时进见溥仪，他们和胡嗣瑗的观点一致，对于来自日本方面的将有重大举措并要求溥仪合作的信号持慎重态度。在这个不久即被实践证明“宜迎宜拒关系甚大”
的问题上，陈、胡从一开始就与郑孝胥父子发生了分歧，这一分歧一直延续到伪满年代。
到9月8日，有关的信息更多了，陈宝琛、胡嗣瑗仍坚持慎重的态度，胡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昨夕陈宝琛归自京，来与谈连日近事，说话极多，出示刘骧业所得日人某、奉天、大连三电，趣其前往，刘意持重。极是！”弓已拉满，箭已上弦，时间迈着严峻而沉重的步伐，跨入了“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溥仪的“行在”，这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当时，溥仪身边的人对“九·一八事变”实有三种态度：郑孝胥“主迎”，胡嗣瑗主张“静观变化，相机筹之”，陈宝琛、朱益藩等“主拒”。虽然陈、朱都抱有复辟清朝的政治理想，但他们不相信能够借助外力而实现之，陈更以为“民族是不能得罪的”。陈念念不忘丁巳年张勋复辟之役，当此之际，乃“以丁巳藏酒分饷仁先、有怀、情仲”为题写诗一首，贬“主迎”者为耍权术的：“开瓮难忘造酿年，酌君今夕且酣眠，国人刻意薰丹穴，术者公言幸奉天。此局倘非孤注博，故乡合有一成田，崎岖最念人从后，可许持荷寒日边。”
在三种意见中间，溥仪颇信胡嗣瑗，曾对其表态说：“所虑甚是。我总以沉静为主，随时措注可也。”
溥仪身边的人对“九·一八”事变实有三种态度：郑孝胥“主迎”；胡嗣瑗主张“静观变化相机筹之”；陈宝琛、朱益藩等“主拒”。而陈主张“民族是不能得罪的”。时局仍在剧烈演变之中。所谓“满蒙独立运动”日盛一日，先有袁金铠在奉天宣布“独立”，建“委员制”，继而熙洽在吉林，张景惠在哈尔滨宣布“独立”，建“长官制”。报纸上则传出日本人打算迎接“宣统皇帝“归王满洲”的消息。“心窃惴惴”
的胡嗣瑗，在10月1日的日记中写入一段关于历史真相的重要情节：“闻昨午后，驾临日司令部。向夕，宣郑孝胥来，似有所谋议。须晤孝胥，语多影响，但云两三日后上必召公面详云云。心窃危之，而孝胥意自得也。”
这说明溥仪不但离开陈宝琛的“主拒”的意见愈来愈远，连胡嗣瑗的“沉静为主”也开始抛却了。已经二十六岁的溥仪毕竟已有自己的主见，他急于得到一块地盘，建立自己的朝廷。为此而与郑孝胥的“主迎”
的意见渐渐靠拢，“驾临日司令部”那天，溥仪甚至不让陈、胡等知悉他在日司令部的活动内容，却特别召见郑，令其得意起来，陈、胡则“心窃危之”了。
郑孝胥是在1931年9月30日(农历辛末年八月十九日)晚上8时被溥仪秘密召见的，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诣行在。召见郑孝胥、胡嗣瑗，陈淑妃事；既退，复召孝胥，令拟恢复大意。吉田来，请下午幸日本司令部，勿使人从……静园电话，今夜八时人见。上语在司令部所见板垣参谋部来使及罗振玉，司令部请上乘日舰赴大连入奉天，罗振玉为熙洽、荣厚之代表，候乘舆至奉，吉林先宣布复辟。”
溥仪特赦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了这篇日记，又回忆历史细节，并写入《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他说，那天下午，应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香椎浩平中将的邀请，单独前往海光寺日本兵营，与专程来接他赴东北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见面，罗振玉则带着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远支宗室熙洽盼望“皇上”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的信伴同而来。但溥仪没有马上表态，香椎遂亮出威胁的口吻，说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考虑板垣大佐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
在历史即将拐弯的时候，溥仪慎之又慎，不敢轻易迈出“东行”的第一步，总括起来原因有三：一是日本军界的态度乃至日本最高当局的态度，尚未彻底明朗，可否凭借，能否得到地方行政实权，都须调查；二是日本政界持异议。据《郑孝胥日记》载，早在10月3日，日本驻津领事馆后藤副领事就曾“约郑垂往谈，谓东行宜慎重”，似乎上角与罗氏潜来天津的风声已漏。到10月14日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来见溥仪时，还带了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一句话来：“一切请上珍重，不可轻动，所事应看天心民心所向何多也，云云。”10月15日，日本领事馆又派人晋见溥仪，“劝帝勿急”。与此同时，日军司令部也向溥仪耳边吹风，“以为机至当行，不必告人”，明确流露出日本驻津领事馆与日军驻津司令部之间的矛盾；三是陈宝琛为首的一批遗老坚决“主拒”。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当溥仪提到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时，陈宝琛沉痛地说：“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第二天，徐良把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翻译官吉田忠太郎秘密拟订的关于溥仪出关的具体办法呈给溥仪过目，其中谈及由天津乘船“直趋营口”，“又云不得带从人，只可先以上角、徐良二人随去”。胡嗣瑗认为“足见其谋之诈妄”，并揭露说，金梁、徐良等“欲孤注我主人，成则专功，败则不顾”，乃“请上一切从缓”。
面对日本军阀挑起的侵华战争，国际社会中若干有势力的国家，如英、美、法等态度暧昧，他们一边观望，一边采取两面三刀的政策。对此，陈是很警惕的，以为其中必有阴谋，不受表面现象的迷惑。溥仪的感觉则不同，仅凭一两件事情就认定英国袒护日本了。他在自己的书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1931年10月初，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访问静园，对溥仪因“九·一八”事变而获得契机表示“私人的祝贺”，并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
有了这些分歧，溥仪在一些具体行动上也不那么顾忌陈宝琛了。在10月30日的《郑孝胥日记》中，出现了如下记载：“诣行在。召对，写谕旨十道，派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长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宪原、宪基等人为大佐参谋，其东路总司令及预备军、前敌、保安诸总司令皆以空白谕旨备填写人名。”溥仪人未出关，却俨然已组建起关外的军队，可见他早把主意拿定了。
1931年11月2日在溥仪的《召见簿》上出现了日本驻辽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名字。他是专门来劝溥仪“到东北去主持一切”的，并表示日本将“尊重领土主权”和他的“自主”。就在溥仪准备答应的时候，正在北京的陈宝琛看到报纸上有“土肥原欲携溥仪组织明光帝国”一类新闻，匆忙返津，下车直奔郑孝胥家“询近状”，继而又往静园晋见溥仪，溥仪这才把会见土肥原的详情告诉他，并答应再与身边老臣商量一下。于是就有了在静园召开的“御前会议”，以及陈与郑那一场着名的辩论。
陈宝琛反对出关北上，郑孝胥则主张速赴东北，两人大战若干回合。针对郑的“时机莫可错过”的论调，陈指出：当前东北政局未定，且日本内阁与军部态度不一，“轻举妄动有损无益”，更无需担心日本人先把“恭亲王”溥伟扶上去，占了溥仪的“皇帝宝座”。辩论发生在11月6日，据《郑孝胥日记》载：“诣行在。召对，咨东行大意。对日：‘毋失日本之热心，速应国人之欢心。此英雄之事，非官吏、文士所能解也。”’这段话实实在在透露了那场辩论的内容和气氛。溥仪对两人的辩论并不表态，但心里认为陈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11月8日以后溥仪不再召见陈宝琛了，直到11月10日，由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大肆骚扰华界的“天津事件”，终于把溥仪送上从白河码头开往辽宁营口的日本轮船。那天日本“租界”全日戒严，溥仪又故意不给陈宝琛、胡嗣瑗、陈曾寿等送通行证，使他们根本不能进入“租界”，更到不了静园，也就不能知晓“皇帝起驾”的计划，无从拦阻溥仪的行动了。所以，在陈曾寿之弟陈曾植11月11日的日记中，才有“虽陈弢老亦不知也”这句感叹的话。连溥仪的临别留言也是在营口登陆后的11月13日才公布的，此谕日：“园内一切事宜归陈曾寿全权办理，所有当差人等禀承咨训可也。”
溥仪在营口一上岸，便感到上了土肥原的当，先被关东军的代表控制在汤岗子温泉旅馆，继而又送到旅顺封锁在大和旅馆内，直到1932年1月15日日本才准许他迁入肃亲王府，两天后溥仪的“密谕”传到天津静园：“谕陈师傅、胡嗣瑗、陈曾寿仍维持驻津办事处，一切便宜行事。陈、胡安心，甚妥勿虑，定期即召来，勿萌退志。”“密谕”中还用了“梦寐之间，思见卿等”及“相见匪遥”等词语，以表达他对陈宝琛等老臣的思念之情，陈乃决定“赴旅顺请安”。
1932年1月24日，八十五岁高龄的陈宝琛由其子陈懋复(几士)和外甥刘骧业(午原)陪同，乘济通丸在北方最严寒的季节里抵大连，暂憩星浦大和旅馆，当即约郑孝胥和郑垂父子来见并共进午餐。据《郑孝胥日记》载，“弢殊健”，还谈及“南京开‘国难会议’，邀载涛、达寿、宝熙、衡钧、段祺瑞、王揖唐、陈三立等，林綮赴南京未回”等情。陈宝琛当天就要赴旅顺见驾，郑孝胥则怪他未先电告，“言仓猝赴旅，恐难人见”，陈宝琛答以“此来只尽己之心，若不得见，亦无可如何”。遂于当天“日斜”时刻，径往旅顺肃亲王府。据陈曾植日记载，“门卫日人闻弢老来颇表敬意，立为传达召见”。当天晚上住在旅顺大和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