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叶，能在军界上引起国共两党刮目相看的人物，看来只是滇人朱培德。很有些“御林军总头领”的味道朱培德，字益之，云南盐兴人。少年时读书之余又喜欢弓马骑射。十八岁考入陆军随营学校，两年后(1909)云南讲武堂开办，朱所在的随营学校并入其中。所以，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第一批学员。同期学员还有毕业之后前期经历类似，关联甚多，而二十年后道路各不相同的朱德和范石生。朱培德（1889-1937）1911年，云南响应大革命，朱培德弃学从军，先当副官，后做中队长。帝制推翻之后，朱培德辞军职吲校(云南总督蔡锷在民国始建时下令把“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因“堂”有旧时代意味)继续学业，于一九一四年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做连长，后升营长，曾率部驻思茅、普洱一带条件艰苦的边界地区。一九一五年云南护国军起义打老袁，朱培德所部归入第二军李烈钧序列出征。李是朱在云南讲武堂的教官，二人有师生之谊。第二军历经血战，从云南东进经广西一路打到广东，朱培德在战火中一年一步升为团长(一五年)，旅长(一六年)、师长(一七年)。从讨袁开始的随后几年中，驻粤滇军各派以及粤、湘、桂、川等南中国的各政治、军事势力经过了非常复杂、残酷的互动，包括内哄、联合、争斗，各有消长。朱培德的路也不平坦，他曾被撤职、辞职、战败、流亡、濒死。最后，他选择了跟定孙中山、要忠于国民革命。他追随孙中山，参与北伐、讨陈(炯明)，功劳不小，极得孙氏之重用。在驻粤滇军的诸将领中，他的地位和实力在复杂的考验中逐步提高。看那段历史，你不能不说，他是个很有本事的人物，是个有政治头脑的军人。朱培德与家人合影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护国运动也随之胜利结束。此时，晋升为旅长的朱培德，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广州组织的护法军政府，一路过关夺隘直抵广州。1918年，北京政府代总统冯国璋下令出兵西南，向靖国军发起全面进攻，试图推翻孙中山的军政府，时局风声骤紧。用人之际，驻粤滇军总司令呈报唐继尧批准，升任能谋能料能攻善战的朱培德为师长，继任广州卫戍司令。这一年，朱培德才年仅30岁。那时，北伐烽火席卷岭南，革命与反革命南北对峙，孙中山破格提用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兼中路前敌指挥。荣任敢死队司令的朱培德不负重任，直逼顽敌固守的赣州。兵临城下，正是攻城掠地的大好战机，不料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朱培德奉命回师平叛。那天，初夏的赣州突然阴云密布，山风怒号，军旗东歪西倒，弄得朱培德心头很不是滋味。前有追兵，后有叛军，且战且退中士气不振，朱培德传令他的部队：“回师为了再举，弟兄们切不可意气用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朱培德一定会杀个回马枪，带领弟兄们重返赣山赣水，滕王阁前为弟兄们摆庆功酒。”
朱培德传令他的部队：“回师为了再举”
1923年，孙中山击败陈炯明，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朱培德所在部队改编为大本营拱卫军，他出任军长，兼任大本营参军长和代理军政部长。大权在握，重任在肩，朱培德很有些“御林军总头领”的味道。好在此人喜怒不形于色、动于颜，在重重矛盾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混了个好人缘，就连屈居他身后的蒋介石，纵有怨气也只能在背后骂几声：“娘希皮个云南蛮子。”当着面，还是虚情假意皮笑肉不笑地尊他一声“培德兄”。至于转身而去的那一声冷笑，朱培德虚怀若谷或者说大智若愚，不以理喻。广州军政府礼迎礼送共产党人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政府成立，有关系的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朱培德所部被编为第三军，朱同时也是政府多个委员会的委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形势极其复杂。帝制推翻了十多年了，像样的民主政府硬是建不起来，北方政府走马灯似的换总统；旧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动不动就开战；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是笼罩着大地，但同时各式新思想也纷纷涌入；共产党逐渐壮大，搞国民政府成立之际，广州各界举行的游行队伍工农革命，并和国民党一起北伐，一起干革命。孙中山去世后，形势更趋复杂。蒋介石尚羽翼未丰，不用说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军阀难以对付，南方国民党圈子里的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资格比他老的人。还有那些跟他晃上晃下的人，多是他的挑战者。在形势不明确时，朱培德是骑墙观望的。可以说，他早期更为拥汪反蒋，跟共产党也走的很近。尽管有人批评他狡猾，有人指责他软弱，但是平心而论，他的性格是相对比较宽仁的，不愿意大开杀戒。于是，就有在南昌“礼迎礼送”共产党人的做法。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朱培德所部的第三军除了随他东征的旧部。有很大一部份是他所收容的被歼滇军杨希闵的残部，还有一部份原属赣军、川军系统，成份复杂。一般来说，传统的滇军军阀从来都是与鸦片烟有某种关系。过去他们出兵川、黔、桂、粤，不论打着什么旗号，所到之处，不论收捐、作卖主、作雇客，都要与烟馆或烟商勾结。各级军官佐，乃至士兵，有烟瘾的不少。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老样还是没有改变。对这些影响战斗力的因素和改良的必要，朱培德比谁都清楚。事实上，在第三军建军之前，由于当时广东政治形势的影响，黄埔军校的榜样，朱培德对政治工作抱有很大希望。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部分委员合影。前排左起为朱培德、谭延闽、汪精卫、伍朝枢、胡汉民、廖仲恺、林森。1926年1月，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的朱培德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同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朱率军进入两湖主要战场，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力挫孙传芳主力，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朱的声誉在军中大振，冠之“北伐名将”，被指定为负责警备江西地区，任命为第五方面军总指挥。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江西临时政务会议，委任朱代理主任委员。27日，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成立，朱培德任主任委员。12月4日，蒋介石一行抵达南昌，直接插手控制南昌，朱培德进退维谷了。朱培德在庐山与子女们合影那时，国民党内部已发生矛盾，左、右两派明争暗斗，名为大统，实为权落谁手，国共合作的局面已成过时黄花。无论党国中的哪一派，在制定白色恐怖，驱赶和捕杀共产党上，左右齐心。朱培德在国民党左、右两派斗争中，采取骑墙态度。一方面，他先后欢迎共产党人朱德、郭沫若等到南昌，并任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为中共江西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创造了一些宽松环境，为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云南讲武堂时候的“模范二朱”再度结盟子南昌，友情依旧，心绪不同。朱培德发行的军用钞票\[义和\]朱培德在自民党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矛盾斗争中，支持武汉政府。他的这种态度，武汉政府认为可用，任命朱为江西省政府主席。1927年4月12日，蒋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蒋家王朝，朱支持武汉政府，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要求处置蒋介石。朱还让3军政治部发表《告各界民众书》——这是一份声讨蒋介石的檄文。然而，朱培德并没有把这种态度坚持到底。随着武汉政府政治态度的变化和蒋介石南京政府压力的加大，他的政治态度开始动摇，但他不采取屠杀共产党人的办法，而是采取“礼让出境”的措施。先下命令撤销第3军共产党的副代表、政治部主任朱克清的职务。5月，他又令派专车、专轮“欢送”第3号的政治工作人员离开江西。6月，又将中共江西地方党的领导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方志敏、刘一峰等22人“礼送出境”。每人发给三个月的生活费和盘缠。一般论者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标志。但是，这个合作的思想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开始于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的一九二二年，由第三国际主导的；而具体付助实施则是在一九二三年共产党领导的二七大罢工遭到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之后，朱培德在庐山与夫人及子女的合影李大钊南下上海见孙中山时。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并被委以重要职务。随后，许多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都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加速了北伐的成功。然而，两个背景和目标截然不同的社会势力似乎是无法长久共事的，蒋介石意识到了共产党的致命威胁，因而在上海祭起了屠刀。犹豫再三的朱培德在南昌宣布“欢送共产党”。朱培德尽管是在配合蒋介石，顺从汪精卫，确定了他所选择的政治走向，但他所选用温和手法确实是与众不同。据史料记载这次“欢送”，朱培德本人没有出面，甚至他委托的部下军长王均也没有出面，只是由一个师参谋长冯鹤荪来出头处理。冯把共产党人集中起来，先是低三下四地劝说，然后以武装“礼送”到汉口。在前往车站的路上，沿途贴满了“欢送共产党”的红纸标语。被“礼送”的共产党人曾当面斥责冯鹤荪，指责他们：出卖革命，出卖第三军在北伐战争中的光荣，向蒋介石投降，等等。冯不反驳。这些共产党人还用自己的手册纸，写了不少“拥护三大政策”、“拥护武汉政府”、“反对投降蒋介石”之类的小传单(你可以注意还是用着国民革命军的语言)，边走边发，士兵们也没有加以干涉。要在上海，还容你说话？早杀了。这个送法，说是“欢送”有点儿勉强，但可以说是“强行礼送”。反正比杀人好。幸勿忘菩萨心肠西安事变发生后，审判张学良的审判官正是朱培德，他亲自判决张学良“违犯军纪，犯上作乱”判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1937年2月12日，朱培德因病去逝。能够凭良知感情用事，能三番五次抗上司之命保护共产党人，“义放华容道”，这在朱培德，已经很难得。朱培德遗像朱培德的一生很难简而言之。作为军人，他是尽职的：作为朋友，他是侠义中人，性情中人。他一生都在革命，革封建王朝的命、反动军阀的命，也革他自己的命。他一生的成功，全在硝烟之中，被国民党授予一级陆军上将，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但他抹不去几处败笔：他曾经参与剿共，任国民党赣湘两省剿共总指挥，围剿过毛泽东……朱培德在庐山的住处朱培德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尴尬境地。你可以说他所作所为有理想高度，你也可以说他所作所为有精神深度，却很难用“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去界定他活跃的灵魂、民族主义式的爱国心。朱培德在世49年，从军31年，他完成了自身的人格结构，却没有终结自身的忧患意识。作为党国重臣，国民党老元戎，朱培德是称职的，在他谢世之后，蒋介石在朱培德去世后站在朱的灵前痛哭流涕国民党内部上下一致的同感：“痛哉惜哉，悲哉壮哉！”蒋介石在朱培德灵前，很有一番失我股肱的痛切，哽哽咽咽地将“益之一生为公不为私”扯成一句拉长了的散板。汪精卫在朱培德灵前也庄重地献了挽联：“从昆明出师以来，寸寸关山留战绩；自羊城订交而后，心心相印独公多”。朱培德致哲夫书札近现代朱培德致哲夫书悼念朱培德的蒋介石战场上，损兵折将常有的事，何以一个朱培德之死会在三军上下，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掀起一阵噪声，一片要求国葬的疾呼？其间，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走了极端，她捶胸顿足向蒋介石为朱培德讨公道，声泪俱下地说：“朱不国葬，谁也不配国葬”。掷地有声的“圣谕”，与天地同悲的扼腕，对于朱培德本人毫无实际意义。盖棺定论，他已经死了，死了也就了了。倒是朱培德生前书赠给昆明华亭寺前去化缘的主持虚云和尚那副楹联，可以品评出朱培德自己为自己塑造的血肉之躯，可以看作是他的军人气度非比一般的一武纠夫：频年梦断碧鸡游，记曾东林访胜，西土怀归，好认取湖山面目；大地痛深青犊乱，安得仗剑平魔，投戈礼佛，幸勿忘菩萨心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