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研究概述
进入九十年代，扑面而来的“大众文化”现象，已越来越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注意。1994年12月7日，《文艺报》就这一问题邀请首都部分专家、学者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并发表涂途等人的文章；《人民日报》对此曾作过报导。与会者认为，目前所说的“大众文化”，不是我们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其在理论来源上，是对西方概念的套用，在现实实践上，也存在大量移入、模仿西方文化的现象。因此，对于当下“大众文化”中的负面影响不应忽视，如对性和暴力的宣扬、把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的倾向等等，都是应当引起警惕的问题。同时，与会者又指出，“大众文化”乃是当前一个突出的带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现象，它所表现的规律，也有属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时代内容的东西，特别是与高科技结合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大批量、模式化的制作和传播，既有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又对文化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关于“大众文化”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文艺报》将继续就此进行研讨。为帮助读者了解情况，现将1994年其他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摘要介绍如次。
从目前来看，对于“大众文化”的称谓与概念使用还无统一说法，有将“大众文化”作为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并列的概念使用的；有将其与“通俗文化”混用的，也有将它与我国四十年代以来提倡的文艺“大众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相混同，认为“大众文化”可以代替后者的。还有，“大众文化”的一些变种称谓如“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等也颇流行。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学者对较为通用的“大众文化”概念做了一些疏理和匡清。例如，严昭柱在论述支持高雅文艺发展的意义时曾指出：“把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的失衡，理解为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对立。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套用了现代西方文论的概念体系。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确有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对立。所谓精英文艺，是指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先锋文艺；所谓大众文艺，是指完全商品化即完全迎合市场需求的卑俗文艺，在西方文论家看来，这也是社会大众所能配于享受的文艺。这里显然渗透着把知识分子精英与大众对立起来的、鄙视群众的历史唯心论思想观念……我们的文艺，无论是高雅文艺还是通俗文艺，都应该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属于人民群众的文艺。它们的不同，在于艺术上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雅俗之分、粗细之分。”他还认为，“在整个文艺事业中，通俗文艺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通俗文艺有它特殊的作用。探讨和认识这种地位和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支持高雅文艺发展的意义》，《理论与创作》1994年第2期）
而怎样估价“大众文化”现象崛起的意义与作用，1994年第5期《东方》发表李泽厚与王德胜的谈话，李泽厚认为：我们应“正视大众文化在当前的积极性、正面性功能”，“当前知识分子要与大众文化相联系，它们的联盟有两个作用：一是消解正统意识形态，二是引导大众文化走向一个健康的方向。”他还指出：“大众文化不考虑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虑要改变什么东西，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的侵蚀和解构。”
与李泽厚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陈炎，他在1994年5月在太原召开的“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指出：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不仅在经济上给大众带来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发展空间，而且在精神上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信心和创造空间。此间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现实利益和初级关怀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国家的以群体、客体、秩序为要义的观念体系，还是对知识分子以个体、主体、自由为旨归的价值标准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其历史意义在于：1．缓和国家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由于长期的二元结构所形成的紧张关系；2．在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城市社会观念体系的多元化；3．在结构上有利于中国社会在现阶段的稳定性。潘知常也认为：从美学的角度看，当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意味着从时间角度对传统美学的解构；当代大众文化在美学上的特点，是提出了一个虽不完善但值得反省的命题——“审美与生活的同一”，这与传统美学固执的“审美对于生活的超越”显然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文化看到了传统美学的根本缺憾。（见《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综述》，《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对于“大众文化”积极意义的肯定也有从多方面满足人民需要的角度出发的，王元化在答《探索与争鸣》记者问时指出：“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蓬勃兴起，其意义不可低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不只是一个“单纯批评问题，而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注意引导和提高。文化工作者参与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里面去，创造出好的通俗作品来，这似乎至今还未引起注意。”王元化还指出：“文化结构是多种层次的。高层文化对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往往具有导向作用，从而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素质。当然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也不只是单方面、被动地接受影响，它们往往为高层文化以至整个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民间气息，注入新鲜活泼的生命和活力。高层文化的社会覆盖面比较小、比较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作品的社会覆盖面却是很大、很宽的，它们是以社会上大多数人为对象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以其浅显生动的特色与读者观众相沟通，从而产生着‘直接’的影响。高层文化则需要通过中介环节才能影响到广大读者观众中去，因此它只能是‘间接’地发生影响。”（《对当前文化问题的五点答问》，《探索与争鸣》1994年7期）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请人们注意“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张汝伦认为：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它给人类带来许多新东西，也毁灭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中，大众文化应该有它的地位，但它对人类文化生态的破坏必须警惕，它的霸权更应加以抵制，要做到警惕和抵制，就必须坚持持久的批判，“批判是真理的生命，人类精神与文化如果要有未来的话，就不能没有真正的批判。人类不光需要娱乐，也需要真理和思想。真理和思想的确不能代替金钱和娱乐，但金钱和娱乐也决不应消灭真理和思想。”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精神文化的建设者，而不是文化工业的从业者。（《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3期）
在“大众文化”发展势头甚猛的情况下，自然泥沙俱下，很多学者对目前“大众文化”中存在的鄙俗化、低级趣味等状况深表忧虑。严昭柱在前述文章中写到：“在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境外的卑俗文艺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大肆进行渗透和侵袭，特别是有淫秽色情内容的书籍、报刊、画册、音像影视制品等等猖獗地强夺我们的文化市场，对我们的青少年发生了很坏的思想腐蚀作用。但是，我们有少数文艺家、包括名作家，却写起包含大量色情描写的读物来。”在“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上袁济喜也指出：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实际状况可谓喜忧参半。有些状况令人担忧，表现为意义的丧失、感官文化的泛滥，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与传统审美文化的断裂。中国传统美学以政教为中心，审美境界以“天人合一”为中心，尽管宋元以来出现来了商业化大众文艺，但一直被裹挟在封建体制之内。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审美文化的断裂在转型期显得十分突出。因此，弥补“大众文化”中的真空地带，建立健康的大众审美文化机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面对这样的现状，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发展前景，各家看法亦有分歧。栾昌大在《21世纪中国的文学艺术》一文中对我国文艺的未来作了如下预测，认为：“在新世纪，西方艺术将会继续对中国艺术发生巨大影响”；“文学艺术事业作为第三产业而存在，基本上要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从事文学艺术事业，也可以成为巨富”；要把“文艺推向市场”，要“远离高雅而奔向通俗”，要以“大众化”为“主要发展趋势”，他强调，“这里谈的文学艺术的大众化，并不是中国四十年代谈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时所谓的普及文化、文艺的大众化，而是与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并生并存的大众化”，在这个趋势下，作家艺术家放弃“对社会人生理想的思考与追求”、“不再以民众导师的面貌出现”、作品“几乎像报纸那样一次性消费”，“文学艺术整体地位变化，文学创作失去往昔的辉煌”，“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也会被大大冲淡”，人们对金钱魔力的日渐叹服，对艺术的圣洁感日渐淡化”，“等等，因此，他预言，“新的世纪将是大众艺术的世纪”。（《理论与创作》1994年第3期）
栾昌大的意见，并未被大多数学者赞同。石城子在《关于大众文化——从“廷潘胡同”谈起》（《中流》1994年7期）中指出：近十年来，文化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中，有成绩也有问题，而关于文化市场的讨论，多数都提到了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的文化市场机制，以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问题，但我们的文艺是有明确的方向的，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大众文艺也不能例外。满足大众文化消费与贯彻、落实“二为”方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成了一个亟待从思想上、理论上搞清楚的问题。他还认为：人们对艺术的这种娱乐、消遣要求，即文化消费，只是人们欣赏艺术的极浅层次的、某种时候和某种场合的暂时性的目的，决不是它的主旨。真正的艺术品是不会被“一次性”消费掉而失去恒久的存在价值。这样的艺术对象能够“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反过来又对文艺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创作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才是一切真正艺术家的追求。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不仅有满足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面，还有要求文艺促进与推动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面，并且后者才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文化市场的建设必须在“二为”方向指导下进行，对于大众的艺术欣赏习惯和水平，既要‘适应’，也要逐步加以提高，以毛泽东的“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与“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来概括“大众文化”今后的发展方向才是比较辩证和科学的。这一看法，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原载《文艺报》1995年3月25日，署名宁逸。）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为纪念左联成立六十五周年访楼适夷、草明、刘白羽
六十五年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相继成立于上海。这个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作家联盟，在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期，在粉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推动当时进步的革命文学的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作用。在我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左联的广泛影响也是难以回避的。鲁迅曾指出，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战胜敌人的一切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文艺运动”。
许多年过去，中国社会已经历了几次巨变，即将步入新的世纪。而世纪之交出现的思想行为价值的混乱，使一些人陷入了惶惑与无所适从的状态，更漠视起文学、淡忘了历史。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我们所走过的路，回忆一下本世纪中期早年的这场“唯一的文艺运动”，很有必要。时值左联成立六十五周年之际，我们走访了在京的几位仍健在的左联及其外围组织成员：楼适夷、草明、刘白羽。几位耄耋老人在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的状况下仍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访问，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与鼓励。
谈起往事，几位老人仍满怀热情。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是时代的主潮，吸引了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他们以自己曾是这场运动的参加者而自豪。刘白羽回忆，当时他自己是受进步文学的影响而走向文学创作并参加在鲁迅影响下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像他这样的青年在三十年代为数不少。他说，文学的力量是很大的，文学在感情上能引起人们对革命的向往，文学家、教育家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在教育青年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草明也谈到，左联是特殊的时代环境的产物，当时人民大众的抗日呼声很高，而国民党当局却压制大众的抗日要求，在政治思想文学等各个方面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党把以鲁迅为旗手的进步作家组织起来成立左联，不仅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发展，而且通过文学形式来支持鼓舞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其意义是十分积极的。
从几位前辈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们既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思想受益者，他们都是在当时进步文学的思想熏陶下开始文学创作、参加到左翼文艺运动中来，树立革命理想，成为中国革命文艺队伍的一员。对于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他们无怨无悔，认为那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虽然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有时走得很艰难，付出了许多牺牲。楼适夷先生就曾被国民党当局监禁四年，抗战爆发，才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他在严酷的暴力胁迫下不改初衷，可谓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