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都市社会后，沈从文所面对的是一个与自己已往的生活完全陌生的世界。这是一个既令他兴奋，又使他压抑的新世界。使他兴奋的是能结识一批意气相投的朋友，比如，他年轻时代和丁玲、胡也频曾有过长达七年的友谊；而且在北京，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可以接触到当时最新潮的思想和文化。然而他还得生活，还得在一个并不理想的社会中生存，他得忍受穷困的磨难，忍受退稿的痛苦，忍受一个穷学生所可能遭遇的世俗冷眼。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便反映了这一阶段的生活状态，如《棉鞋》、《第二个狒狒》。在这样的境况中，沈从文天性中的执拗起了作用，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沈从文虽然适应了他的新的生活环境，而他内心深处却始终难以与眼前的世界认同。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腐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沈从文《水云》）于是，沈从文以“乡下人”的身份把自己从“普通社会”游离了出来，表示着自己对世俗的鄙视。当然，他实在也不真的就是个乡下人，而他那里，“乡下人”实际上只是一种相对的价值判断标准。他笔下的“乡下人”，如柏子、会明、《丈夫》中的乡下丈夫、《新与旧》中的杨金标等，无不热情、勇放、诚实、朴讷、善良，沈从文正是以这些“乡下人”来比照现代社会中的病态人生，奇寓自己的理想。你只要将《八骏图》《绅士的太太》找来对照读一下，便会明白沈从文的倾向。
那么，沈从文所倾心的“乡下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从人的理性精神着眼，‘乡下人’是一种‘蒙昧人’。他们的理性世界还是一片混沌、原始、蒙茸、处于休眠状态，生命是自在的。”（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的确，像萧萧这一类的“乡下人”便正是在一种混沌与蒙茸中度着自己的一生。处于原始蒙昧状态中的人虽有其淳朴诚挚的一面，也无可回避其无知的负性面。沈从文在赞赏“乡下人”可爱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乡下社会的恶浊。《夫妇》中的捉奸便是乡下社会愚昧与无聊的写照。连那个下乡治疗神经衰弱的璜也“觉得住在这里是厌烦的地方了，地方风景虽美，乡下人与城市中人一样无味”。《夫妇》虽不及鲁迅侧重剖示民族劣根性之看客心态的《示众》有更宽泛的社会批判意义，但整个作品的张力与层面则要比《示众》强烈丰富一些。作为被捉的乡下夫妇是有人情味而令人同情的，有着自然人性的美与善；而捉人的乡下人群体却是无知、无聊并且残忍的。在两者的对立间，作者取了城里人璜作中介进行调解，在璜的争取下，美与善终于得到了保护。由于璜的出现，对立者的紧张得到缓解，使作品保持了沈从文一贯的冲和淡远的格调。璜的城里人身份则颇有意味，它表示着现代文明对人性美与善的肯定、对愚昧与野蛮的审度。
这样的审视视角，表明沈从文的价值判断标准虽然取了“乡下人”为坐标，而他这一尺度本身则是从现代高张“人性”的精神发展来的。他因此陷入了矛盾。一方面，这种现代精神因素的影响使他不能无视乡下人以及乡下社会蒙昧无知的一面，也不能无视那种原始的乡下文明在封建文明的污染中产生的丑恶，比如《巧秀与冬生》中那个代表封建恶势力的族长，不惜将小寡妇沉潭以满足自己的恶欲；另一方面，他那种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只认可“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坚持要以“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衡量一切的固执使得他不能不对自己的“乡下人”倾注着深深的偏爱。要塑造一种理想的人性模式，他的“乡下人”便只能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中而缺少纵横的社会背景。虽然，沈从文也在《萧萧》中让萧萧表示了一下对女学生的向往，但，人物的命运毕竟并未因此而逆转，一切都还在自然状态中进行着。再如《虎雏》，“我”欲以自己的模式来塑造虎雏这个来自湘西的小兵，而他那蛮野的习性却难以改变，“我”最终仍是失败。这种纯自然状态中的人，其实只是人们在进入现代文明后的忆往对象，与现实比较的参照。他们乃是一种孤立存在，一旦进入现代文明，是难以融入其中的。以他们来作为人性标尺的沈从文也就时时会感到自己与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了。沈从文塑造的“乡下人”的价值在于，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纯真的美与善的世界，也为人们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中觅到了一处憩息的园地。他这种对自然人性的追寻则表现了他在文明进步中的道德回归心态和对人类现实生存处境的强烈不满。当你在历史的铁律面前无可奈何之时，道德的回归也许正是一种安慰。
鲁迅没有安慰。当沈从文以他“乡下人”的眼光开始打量都市社会之时，鲁迅却陷入了苦闷的彷徨。启蒙运动时的战友们已经分化，各自走上不同的路。“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他在《自选集。自序》中作如是说。当听将令呐喊的意气风发时代一过，这位“主将”感到了寂寞。二十年代中叶，鲁迅与沈从文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沈从文初出茅庐，还怀有刚接触新思潮的兴奋与迷茫，鲁迅却已面临失却战阵的寂寞，这个沙场老将在现实的寂寥和黑暗面前，并没有退缩，而是决绝地坚守着自己本初的精神追求。因为他相信“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鲁迅《热风·生命的路》）这使得他在社会现实面前有着一种自信：“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同上）在这份乐观中，你可以看出进化论影响的痕迹。进化论的影响虽然在鲁迅的思想进程中只是一个阶段，而这种乐观的思想所给予他的则是毕生的前进信心，现实的黑暗虽也令他绝望，而他却能够在不断的失望中振作起来，奋然前行。
进化之途是漫长的，一个进化过程往住是以个体的牺牲为代价的，鲁迅既接受了进化论的乐观，也就接受了它相对于个体来说的悲壮。他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写在（坟）后面》），这是他从进化论历史观中所得出的结论。他甘愿成为进化的一个环节，他愿为人梯，甘做牺牲；他希望青年人能踩着自己的肩攀向高处，他希望世界充满光明，而宁愿“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野草·影的告别》）。这种牺牲精神无疑使鲁迅在对绝望的反抗中寻到了一点意义与价值。纵使寒凝大地，他也还可以牺牲自己救出“死火”；假如希望尽绝，他还可以充当那复仇的化身“黑色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就是这样的脊梁。他有过为唤起沉睡的人们的“呐喊”，也有苦无回应时的“彷徨”。面对着沙漠样的人生，他还是指出了我们民族“脊梁”的存在。在《故事新编》中，他塑造了禹、墨子、禽滑厘、管黔敖等一系列形象，这是在鲁迅小说中得到正面的肯定与赞颂的人物，他们身上有着鲁迅所激赏的“脊梁”精神。
可以看出，鲁迅所肯定的理想价值，与沈从文那种蒙茸、抽象的自然人性的道德理想不同，他的价值取向是以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为标准的，他所称颂的“脊梁”式人物乃是带有他自我人格印迹的社会理想人物。鲁迅最关心的是我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他看到了希望。他也写乡下人，而他笔下的乡下人。虽不乏其质朴、可爱的一面，如善良勤劳的祥林嫂、忠厚朴讷的闰土，甚至阿Q身上也有质朴的因素，但他更多的则保持着对乡下人愚弱、麻木、缺乏自我人格的清醒批判，并将之上升到对民族普遍的精神负面的批判上。他认为正是这种愚弱麻木妨碍了我们民族的前进。《阿Q正传》，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作。这样清醒的态度，乃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
应当说，鲁迅对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乃至全人类的社会历来进步的思考，较之沈从文及其他的现代作家要宽泛深广得多。这不独因为他发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声反封建反传统的呐喊，更因为他的批判也是最深刻、最有代表性的。“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个着名的论断早已被公认为是概括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本质的。鲁迅的反传统是彻底的。而表面的反传统、反文化同时也隐喻着对新的文化价值标准的渴求：“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容不得吃人的人，正是珍爱现实生命的表现。爱极所以能疯，所以成为社会的叛逆。这叛逆是全面的，不只是对现实社会的叛逆，也是对整个旧有的文化价值标准的叛逆，同时它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价值标准的曙光。所谓路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意义也在此。不践路便没有路，鲁迅是先驱。先驱者难免悲凉。先驱者即使呐喊，得到的回应又能是多少呢？夏瑜的血不是被蘸了馒头治痨病么？魏连殳不是孤独地死去了么？鲁迅感到他是处在铁屋子中了。
四、行为方式的选择
不管是游离于“普遍社会”之外的沈从文还是向现实社会宣战的鲁迅都不见容于社会，他们事实上是生存在了夹缝中，但他们仍在追索着自己的理想。沈从文的自白是：“在一种旧观念下我还可断定我是一个坏人，这坏处是在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在新的观念下看我，我也不会是好人，因为我对于一切太冷静，不能随别人发狂。我除了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了。已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又不能马虎的活，又不能决绝的死，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现实的人情总是处处与自然相左，而沈从文又是那样热烈地渴求着自然人性，在这矛盾中，他只能供奉起自己的“希腊小庙”，期待着后来的人步入其中，领会他那颗难以被世人理解的心。在这番表白中，我们也看到了传统的以文传世思想的影子，在渴望心心相通的同时，他也希望他的思想能够通过文字来保留。而鲁迅最初的弃医从文，目的则更明确，“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无疑，沈从文与鲁迅都将思想文化视为一种有效的方式，这倒与那种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的观点吻合了。于此也可见传统影响的深重，即使那些最激烈的背叛者也难以割断文化传承的脐带。鲁迅与沈从文都希望借助文化的力量来拯救社会，他们相遇在了同一个交叉点上，只是他们各人的着眼点并不相同。
中国社会从近代以来就面临着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问题，社会的动荡，民族的危难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即使苦苦经营着“自然人性”的沈从文也不能不提出他的见解：“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沈从文《元旦日致（文艺）读者》）他毕竟是在中国的文化氛围里成长起又受过“五四”精神熏陶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二十世纪以来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中国问题是极关切的，只是他的方式比较独特，思考的切入点也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不同。沈从文所处的时代已不是“打倒孔家店”的时代了，“五四”大潮已过，多数人已开始寻找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沈从文没有像那个时代许多青年作家一样走上左翼之路，如他的好友丁玲、胡也频，而是独自徘徊在自己的文学之塔中。他对文学功能的估计有着近乎乌托邦式的幻想：“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并要用确当文字方能奏效的。”“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沈从文《谈进步》，《文艺季刊》1卷3期）正是这份狂热的幻想使他执着于他的文学世界。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他的确也构筑了一个湘西世界作他的小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