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是性别平等？从目标来看，性别平等的内涵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权利平等，即制度和法律规定的平等。这是性别平等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它标志着男女在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方面没有差别，不分等级，可以获得同样的身份，取得同样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说，权利平等就是机会平等即把男女同样看作“社会人”，强调一致性原则，对男女给予同样的权利和机会。当然，由于它所重视的是起点上的公平，因此往往带来结果上的不公平。二是地位平等，即在现实生活中的性别关系状况。这是权利平等的反馈和检验，也是性别平等的难点，因为要把制度和法律上规定的平等，变成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家庭的实际待遇，还需有许多机制、路径来作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说，地位平等就是结果平等，即把男女看作“生物人”，强调差异性原则，对一方给予适当的政策性保护，这样可以克服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但过度强调了也会造成对机会公平的损害。三是人格平等，即在“都是人”的意义上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平等与性别“无关”，它指涉的仅仅是“人”的权利。这是性别平等的最高要求和终极关怀，因为它要求男女各自具备独立的人格，各自感受到自己的尊严，各自获得应有的价值评判。所以，于1975年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就把“男女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作为性别平等的首要内容来强调。
说到性别平等还不得不提到西方女性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概括起来，她们可分成两大阵营，一个被称为本质论，另一个被称为构成论。前者在承认男女是两个相互对立范畴的前提下，分成两个不同的取向：一种认为男女可以做完全相同的事情，因此应创造条件实现两性机会上的均等；一种认为男女在生理机能上有差别，因此应各自发挥优势，各司其职，以达到资源的优化组合和性别的和谐发展。应该说，本质论与人们在性别关系问题上的直观感受是相契合的，因此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并且在实践上也获得了较多的效果。但是，它单纯以男性为参照系而谋取女性的权力和利益，这在实践中也造成了新的“起点”不平等，还会造成男性“恐慌”。对本质论这些缺陷的批判就形成了构成论。即构成论以“解构”为目的，认为真理、理性以及人的观念都是由男权社会派生出来的，因此不仅要改变一半和另一半的关系，而且要颠覆整个社会的体系和话语，这样才能追求到生活方方面面的平等。应该说，构成论的这些观点对全面思考、终极解决性别平等问题是很有作用的，但在“妇女解放还是未竟事业”的形势下，则可能会导致目标的完全丧失和道路的进一步坎坷。[5]
（第二节）壮族文化及其性别特征
壮族是一个古老民族，是岭南越人的主要后裔。与中华民族的多数兄弟少数民族一样，壮族也经历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发展阶段。在先秦汉的远古时代，壮族先民处于自主发展时代，其社会结构正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秦统一岭南后，壮族地区逐渐被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轨道之中。受生产方式的决定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壮族性别文化也从原来的突出女性或女性文化，逐渐变成男权占有一定优势，并在近现代出现了“向出发点复归”的趋势。
一、壮族社会的历史轨迹
壮族先民是广西乃至岭南珠江领域最早的原住民，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体很少迁徙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如今作为壮族重要聚居区的右江河谷地带，已发现多处80万年前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旧石器遗址。在桂中、桂南、桂西等广大地区，则发现了5万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共13处，文化遗址、遗物分布点达100多处。比如，桂中有“柳江人”、“麒麟山人”、“白莲洞人”，桂北有“宝积山人”、“荔浦人”，桂南有“灵山人”，桂西有“九楞山人”、“隆林人”、“定模洞人”等。从体质特征来看，这些古人类与现代壮人很相似，而与其他民族有较大差异，因此，他们是现代壮族祖先的概率是最高的。
先秦时期是壮族先民自主发展的时期，此时，中原地区经历了夏、商、周的发展之后，到春秋战国时代已经逐渐走向封建社会；而壮族先民则与百越族群的其他支系一样，尚处于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古籍上先后提到的可能与壮族有关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主要有西瓯、骆越、苍吾、损子、桂国、句町、夜郎、濮、漏卧、毋敛等。”[6]当然，这些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也经常发生兼并战争。大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广西地区已出现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如果不是秦始皇统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西瓯、骆越两大方国必然在战争中兼并，合二为一，实现岭南统一的格局。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后才3年，就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浩浩荡荡地向岭南进发。东路秦军进展很顺利，而西路秦军则遇到西瓯人的坚决抵抗。经过5年的拉锯战，秦军到公元前214年才最后统一了岭南。
不言而喻，从秦始皇进军岭南开始，壮族地区的发展就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原联系在一起。在壮族地区，尽管历代中央王朝或政府实行着不尽相同的统治政策，但仍然可以找到各个时期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东西，并且可以分成如下五个阶段：
秦至隋为郡县划一时代，亦即奴隶制形成和发展时期。因为此时壮族逐渐形成“俚”、“乌浒”、“僚”等称谓，故又叫做“俚僚时期”。秦统一岭南后，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壮族先民地区进入了短暂的郡县时代。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驻守南海郡的秦将赵佗趁机建立了南越国，自称为南越武王。公元前112年，西汉王朝出兵岭南，次年打败南越国，将岭南重新划归到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并在壮族先民分布的地区设立了苍梧、郁林、合浦、南海等四郡，郡之下分若干县，实行严密的统治。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全国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岭南地区分别属于吴国的荆、二州管辖。两晋到南北朝时期，岭南地区的郡县设置日益增加，封建统治者在桂东北局部地区设吏奉贡，加强了统治。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原后，进军岭南。岭南各郡共奉高凉郡越族冼氏夫人为大首领，以图“保境拒守”。隋将韦桄由江西率军南下，冼夫人派孙子冯魂迎接韦桄到广州，岭南诸郡相继平安。
唐至五代为羁縻制度时代，亦即奴隶制发展时期。此时也还是“俚僚时期”。唐王朝对壮族东部地区实行划州县、置官吏、征贡赋的策略，进行直接统治；对西部山区则设置了50多个羁縻州县，按唐初的惯例，利用原来的壮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即“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吏部”，进行间接统治。[7]羁縻州县的设置赋予壮族先民以较大的自治权利，壮族作为单一民族的形成就与这个政治经济制度有密切关系。在唐朝中末期，壮族领袖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反抗唐王朝统治的战争，为此唐王朝几乎倾尽国力，动用了全国的军力，并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才最后击溃起义军。但唐王朝国势也因此逐渐衰落，并在自身矛盾激化与各地藩镇割据的共同作用下，不久便土崩瓦解，中国由此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
宋至清初为土司制度时代，亦即封建领主时代。因为此时壮族逐渐形成“土人”、“僮”等称谓，故又叫做“僮土时期”。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据局面。由于北宋王朝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壮族人民又掀起了一系列武装反抗运动，其中最着名就是依志高起义。北宋王朝在镇压侬志高起义之后，便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土司制度。土司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是指中央王朝授予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以官职，使其“谨守疆土”、“世有其民”，从而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与羁縻制度的松散性质不同，土司制度有正式的衙门机构，有严密的承袭机制，有严明的赏罚条例，有严格的贡赋定制。宋时，中原王朝在壮族地区设立了70多所羁縻州县峒，主要分布在广西的西部地区。明时，在土司制度获得蓬勃发展之时，其机构从广西西部扩大到东部（苍梧除外）以及相邻的云南和广东部分地区。不过，明代既是土司发展的时期，也是改土归流的开始，从此土司从鼎盛走向衰落。比如，明时壮族地区的土司府、州、县共计140多所，到清光绪末年就仅存小土司43所了。
清中叶至民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亦即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国民党桂系统治时期。此时也还是“僮土时期”。从18世纪起至20世纪初，壮族地区一直是英、法企图侵占并展开争夺的地区。中法战争前后，法国帝国主义借助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广西与广东、云南一起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宣称拥有“特殊权益”。在此期间还多次出兵进攻广西。英、法通过开设通商口岸、商品输出、修路开矿等，对壮族地区进行经济侵略。与此同时，它们还以侵略者的姿态肆意干涉壮族地区的政务，大肆进行宗教渗透。总之，壮族地区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中法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就一步一步地加深了。为了反帝和反封建，壮族地区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等革命，从而既加速了清王朝衰亡的步伐，也给中国近代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民国成立至新中国成立的36年时间里，壮族地区处于新、旧桂系统治的时期。此时广西虽然获得一些发展，但由于军阀混战频繁而使发展步伐迟缓，人民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因此明确昭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给壮族人民寻找到光明大道的真理。
新中国成立后，壮族地区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49年12月11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镇南关，壮族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纪元。此后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壮族人民在岭南这块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此同时，壮族人民也开始品尝到当家做主的滋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2年12月9日，桂西壮族自治区宣告成立；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宣告成立。从此，壮族人民手捧着自治权，大步地行进在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二、壮族文化的总体特征
壮族文化是以稻作为主导的文化。壮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技术的民族之一。许多考古资料表明，壮族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长达2万年左右。“漫长的稻作农耕对壮族的生产、生活、人生礼仪、民族性格和深层心理，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8]一方面，稻作农耕对壮族物质文化有着深刻影响。比如，早在甑皮岩人时期就已有石环等生产工具，以及石磨盘、石杵、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后来又有大石铲、铁铧、铁耙、锄和镰等以及相关器皿的相继出现，从而充分体现壮族以水稻种植为为中心的农副业生产链；壮人不仅“依那（田）而居”，而且，其干栏建筑兼有储藏稻谷以及存放耕牛、猪马等功能；壮人以大米为主食，其花样品种和烹制技术也最为多样，辅以红薯、木薯、芋头等，肉食的猪、鸡、鸭、鹅、鱼虾等也多为稻谷的转化物；壮人的传统衣饰从蓝黑色的基调，到以蓝靛、蛇藤汁加胶质为颜料的印染技术，以及宽裤脚等样式，都源于或为了稻作的需要。另一方面，稻作农耕也全面渗透在壮族精神文化之中。比如，壮人具有视稻米为高贵的观念，故请贵客、送大礼或做仪式，必须有大米及其食品；壮族地区有把财产称为“塘那”（daemznaz，即塘水田）的习惯，也经常把它当作生产生活教育的平台；壮族每年都有大量的节日，它们大部分是农事祭祀节日，其余的节日部分也离不开大米制品；壮族的许多宗教信仰，像蛙图腾、牛图腾及祖先崇拜等，都也与稻作农耕有直接关系，尤其也都离不开大米制品。
壮族文化是以开放性为特征的文化。自古以来壮族文化就不是封闭性的，而是辐射到华南以外的地方；与此同时，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等，也以不同的方式对壮族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逸周书·王会》有云：“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壮族先民聚居的华南地区很早就与海外发生了贸易关系，如《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其范围可能遍及东南亚、南亚各国。尤其是，每当中原地区有政治上的需要或发生动乱，都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汉人南迁，从而给壮族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汉文化，以柳宗元为代表的汉族文人更是如此。唐宋至明清，壮族文化开放的幅度越来越大，集中体现在汉族在广西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土人”与“客人”的边际关系越来越引人注目。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革命、战争和求学经商等的共同作用，壮族文化结构的开放性特征展现出全新的模式。尤其是，新中国的成立从文化的深层结构改变了壮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生命旅程。应该说，壮族文化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开放性，肯定有汉文化强势影响等外在因素的作用，但发展稻作农耕的需要以及地理环境的触动，更是不可否认的内在根据。正如梁庭望教授所说的：“大概是由于壮人处于东西南北交往的十字路口，养成了乐于吸纳、积极进取的价值观。”[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