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涉及的是精神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包括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等，它们既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又可以满足个体发展中的审美需要，所以在每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和文化具有显着的性别特征，所以在《历史中的性别》中，汉克斯专辟一章来探讨教育和文化的性别问题，并指出：“有关的性别特征，种类之多令人炫目。”[1]壮族教育和文化的历史也很悠久，它们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同样与壮族突出的女性文化传统相契合。
（第一节）壮族教育与性别分层
教育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就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传递生产技术和传递生活经验是教育最初具有的两种社会职能，这种传递是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人类社会普遍而永恒的范畴，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需要教育。壮族的教育可以有多种划分，但可以用非学校教育和学校教育来概括，其中非学校教育又可以分为生产教育和生活教育两个部分。它们在表达和体现两性关系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一、壮族生产教育及两性的各司其职
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就是创造和使用工具。从生产力水平来说，生产工具是最客观的衡量尺度，因此可以说，生产工具的制造技术和使用经验等的传递是人类不断延续和不断前进的前提。壮族先民很早就学会制造生产工具，并且具有一代比一代更高的制造水平、更丰富的使用经验，这些都有赖于生产教育的不断开展。就壮族地区的整个历史发展而言，在生产工具制造技术的教育活动中，男性起着主要的作用；而在生产劳动经验的传递活动中，很容易看到男女各司其职直至分工协作的现象。
其一，男性在生产工具制造技术的传授中起着主要作用。
打制石器是人类最早制造和使用的工具，它在新旧石器时代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国岭南尤其是西部地区有众多的岩溶洞穴、河床石滩，在长期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壮族先民们积累了石器选料、打造磨制、类型用途等知识和技术，并通过示范模仿等活动传授给后代。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尖状器、砍砸器和刮削器等石器虽然比较粗糙，但也是对石料硬度、岩性、加工等经验积累并且不断交流、传播的结果。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的形状更多样，制作更复杂，应把握对称、平衡、曲线、弧线、抛线、直线等物体造型的规律，这就不仅要接受前辈的经验，也要有后代的不断创造，所以教育训练活动更为细致严格。由于无文字可考，我们无法确定壮族男女在石器制造中各自作用的大小，但从石器制造的较大劳动强度、大石铲寓意阳具崇拜、“视男性经历为普遍性”的描述方式等来推测，男性在其中的作用应该是更大的。比如，一些学者于《壮族通史》中在承认史前妇女对整个社会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同时，也作出带有肯定男性较大作用的猜测：“老人经验丰富，会制造生产工具，桂林甄皮岩遗址内侧发现的成堆石料和石器半成品，很可能是老年人留守洞里兼作石器所留下来的。”[2]从现代壮族家庭来看，凡是涉及传授生产工具制造技术的，实际上多是男人显示自身地位作用的舞台。
陶瓷制造是壮族历史最悠久的手工业。在桂林甄皮岩和柳州鲤鱼嘴等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下层，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不少陶片，并确定它们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陶片之一。两汉时期，壮族陶瓷制造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之后的历朝各代，壮族的陶瓷制造都在不断取得进步，其所占有的领地和所争得的地位在现代复杂多样的经济生活中还能得以保持并发扬光大。陶器的出现进一步拓宽了生产技术教育的范围，使教育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高的水平。这种技能包括选料、定型、装饰、烧制及用途等多项内容或程序，因此没有细致、具体的指导传授是难以掌握的。在早期的陶瓷制造及其技术传授活动中，可能是妇女起着更大作用。汉克斯在对世界陶瓷制作的起源进行认真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妇女似乎掌握着她们所种植的庄稼……她们发明了储藏运输所收获种子的方式，如皮囊、镂刻木桶及陶罐。”[3]不言而喻，她们也是最早开展陶瓷制造技术的传授活动的。当然，自从陶瓷制造活动走向专门化，较少受农业约束的壮族男子逐渐在这个领域把持了主导地位，而妇女由于受“私人领域”等羁绊而逐渐让出话语权。这种情况从今天来看似乎更加明显了。
壮族的冶炼铸造活动也出现较早。从考古研究资料来看，壮族先民大约在商代就已经学会使用青铜器，而青铜冶炼活动至迟到西周晚期才出现。壮族的铁具铸造自汉代以后逐渐兴盛，而冶铁业到唐宋时期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青铜基本退出人们的生产生活及兵器的制造领域。壮族先民的铜铁冶铸业，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青铜器冶铸过程一般经过采矿、碎矿、冶炼、合金、制范、浇铸、修饰等主要工序。每道工序都需要具备专门的技术及其知识，包括物理、化学、数学、力学、美术或雕塑等，而且还要具有娴熟的操作技术和默契的配合，所以如果没有相应的教育活动是难以传续下来的。同陶瓷制造的技术一样，这种技能是一种从农业、畜牧业分离出来的、具有独立性的行业技术，因此与氏族公社初期生产技术较公开、普遍的示范和模仿教育不同，其传授往往是在小范围内和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尤其是只传给男子而不传女子，因而在壮族先民中只有极少数人能把握冶炼铜铁的技术。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指出：“广州炼铜鼓师不过十余人，其法绝秘，传于子而不传于女”。究其原因，主要就是为了确保垄断性以获取更大利益，尤其是不愿通过妇女的外嫁而传授给更多的竞争对手。
其二，男女在生产劳动经验的传授中具有协作关系。
在生产工具简陋的远古时代，先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向大自然索取食物，采集各种野生植物的果实、根茎和菌类来维持生活，有时也猎捕一些稍大的动物，以补充采集活动的不足。在壮族先民那里，妇女是野生果实、植物根茎、浅水螺蛳的采集者，也是原始农业的主要发明者；妇女还参与某些狩猎活动，特别是当人们学会将动物赶到某些崖洞或院子圈养的时候，她们就开始成为家庭饲养业的主力。与此同时，她们也负有传播生产经验、教育教养儿童的重要责任。“主要教育儿童怎样从茂盛的林木中识别和择取可吃的块根、嫩叶、树蕊、浆果和坚果，怎样捕捉动物、打捞水产等。”[4]当然，在家庭里她们也会给儿童传授有关庄稼种植、动物饲养的知识，以便获得更多的助手和劳力。相对于妇女来说，身体更加强壮的男子则主要担负着狩猎、捕鱼和开垦土地的任务，因此他们也是这些生产经验的传播者和教育者。即在他们成群地拿着棍棒、石刀、石斧、石矛、鱼叉、弓箭等工具，或在山林里追捕野兽，或在深水中捕捞鱼类，或在森林里砍伐树木，或在荒坡上开拓土地的时候，紧跟其后的儿童就会随之学习模仿，获得劳动经验和协作精神。今天还在不少壮族农村盛行的“多饶制”或换工制度，在其中男女老少各司其职，不论能力大小只要尽到义务，此乃原始生产教育活动的一种遗韵。
壮族农业生产经验的传授也基本体现男女各司其职的特点。一是稻作经验的传播。在《太平寰宇记》和相关的民间传说中，南海五仙子骑着五只不同颜色的羊给人间送来了稻种。显然，这个传说乃是对妇女发明和传播稻谷种植技术的一种肯定和赞颂。又如，在不少壮族农村，直至解放前后都还有由老年妇人来主导“开秧门”的仪式，由此说明女性在传播稻作生产技术中具有较高地位。但是，随着耕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牛耕的使用，男子对稻作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传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后汉书·王景传》有“教用犁耕”之说，《后汉书·任延传》有“教之垦辟”的记载，它们所涉及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均是男性。二是其他作物种植经验的传播。比如，韦丹教民“种茶麦”，而玉米作为“皇帝之米”，这些生产经验的传播蕴含着“父权”的因素；木薯、红薯、芋头、高梁、黄米、黑饭豆、红饭豆、绿豆、三角麦、鸭脚粟等，多属间种作物，所以其经验的传播很少被看成是“男人的工作”，相反倒更能够体现妇女的“辅助性”。三是林牧知识传播。在壮人对森林的开发利用中，只有薪柴用途与妇女直接有关，因此其经验传播基本都是“男人的工作”。至于棉花和蓝等的种植，乃是构成妇女最能独挡一面的领域，因为它们与纺线织布这些传统的妇女劳动经验紧密相连。在牛、马等大牲口并与耕种、财产紧密相连的饲养活动中，妇女从发挥作用到经验积累都受到诸多限制；在羊、猪小牲口以及鸡、鸭、鹅的饲养活动中，妇女无疑是主要的劳动者并在向青少年传授经验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壮族传统纺织活动中，除了织机等纺织工具是由男子制作外，其余与纺织相关的一系列工作几乎全由女子承担。与此相适应，在纺织经验的传授中，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女性都占有绝对优势。从作为经验的积累者和传播者来说，壮族地区纺织的历史都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在广西平乐战国墓葬群中，有陶纺轮而无铜兵器的墓应可以确定是女性的。《越绝书》（卷上）所说的“越女织治葛布”，《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女子桑蚕织绩”，都应该是对壮族妇女主导纺织活动的反映。关于壮族妇女作为纺织经验的传授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元代的黄道婆向黎族人、临高人（其语言可视为壮语方言）学纺织，然后推而广之。从作为纺织经验的承接者和受教育者来说，每一位壮族女性自儿童时就开始按照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向“纺织能手”方向靠拢。因为纺纱、织布、刺绣、制衣等技艺对于壮族女性而言，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生产与生活必备的技能，必须从小就开始学习和掌握，有关纺纱织布的教育就成为女性生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种教育及技术传承一般以家庭为主，即女孩从跟母亲学习针线开始，兼从其他交往渠道开阔视野，到十四五岁时已掌握较多技术，到待嫁闺中时已在纺、织、绣、染、缝、制等技术上系统化。“寒闺隐隐一灯红，十岁姣娃学女工。玉手纤纤偏耐冷，扯棉声过竹篱东。”雍正时壮族诗人黄彦坊在《女工咏六首·扯棉花》中的这些诗句，可以看作是壮族姑娘执着于学习纺织的真实写照。清乾隆的颜嗣徽在《归顺直隶州志》中的描述更为直接：壮族地区妇女人人能织，并且“未笄之女即学织。”
“读十年书不如赶一天圩”，这是流传很广的一句壮族谚语。此话虽然有夸张诙谐的成分，但却表达了壮族对商业教育的认可。墨子在《杂守篇》中也有“富人在圩”的说法，据此梁庭望教授指出：“圩是推动壮人进步的特殊学校。”[5]如前所说，瓯骆地区的商业活动自古有之，并非像一些史书所说的那样绝对地“不知商贾”。但是，壮族地区的商业贸易直至近代多属小型交换活动，以满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需要为目的，所建立起来的圩市仍属于初级市场的范畴。不过，即使在这些初级的“特殊学校”里，男女各司其职的特点也得到体现。一方面，妇女在赶圩及其教育活动中占有优势。在壮族地区，圩市是一种乡间的交换活动，不仅贸易额极为有限，而且带有明显的原始性和辅助性，从而与妇女在农业社会中“协助”、“解围”、“家务”（汉克斯语）的角色分工不谋而合。妇女在这种交换中，通过对人和物的接触、观察、揣度，肯定获得了心智的开启和视野的拓展，并且又通过言传身教把它们传授给下一代。另一方面，男子在商贸活动及其教育中占有优势。我们这里所说的商贸，是指远距离的、大宗商品的买卖，与“赶圩”相比它所需的资源和胆量更多，所以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胜任。当然，参与这种商贸活动对于“好游惰”的部分壮族男子来说，是一个增长见识、积累经验的重要渠道，进而也是他们教育、引导下一代的重要资本。总之，如果能够做到把“商贸”与“赶圩”区别开来，壮族男女在商业教育中的互补性就是显而易见的。
二、壮族生活教育与妇女当家做主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以把生活教育分成生存教育、伦理教育、宗教教育等。壮族传统社会存在着“男逸女劳”的角色分工模式，这一点也突出地表现在生活教育上。对此的描述，我们觉得民国时期《思恩县志》是诸多史料中最为全面和最为难得的。它说：壮族“女子颇具特性，不饮酒，不吸烟，不赌博，德性纯粹超过男子之上，其才力亦不让于男子。凡农事工作，男子所能者女子尽能之，且襁负其子作工于烈日苦雨中，较男子为劳。其刺绣纺织裁缝井臼炊爨为女子分内职业者，均克尽厥职。思恩土锦即女子着名手工之一。兼能营商交易，每圩场赶圩之人，男女各半，外来人骤然见之，颇诧异，不知皆为生活问题所驱使也。”据此我们说妇女是壮族生存教育的主导者，似乎是说得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