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又派次子蒋纬国带着亲笔信飞往北平，信中说：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足我生平一大教训。现在，你因处境艰难又主张和产党合作，我要借此一劝，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
蒋纬国当面再次代表蒋介石向傅作义许诺，只要傅作义由海陆两路撤至青岛，则由美军援助南撤，届时一定任命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统帅所有国民党军队。
傅作义当然知道蒋的用意，因此在表示谢意后，长长地叹了一声，道：“现在已是四面楚歌，南下不可能了，只有与古城共存亡，以报委座厚爱。”
傅作义外受解放军军事、政治双重压力，内受蒋介石软硬要挟胁迫，内心十分矛盾，思想斗争激烈。他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启的谈判大门，又不愿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既不愿率部南撤为蒋介石殉葬，又不想与蒋彻底决裂背上“叛将”之名，更不愿战到最后做俘虏。他只想按他自己的想法和平解决平津地区战事。
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43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傅作义也名列其中。为了推动傅作义这样的地方军事实力派从蒋介石阵营中分化出来，新华社在另一则新闻中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要想减轻惩罚，是有可能的。条件是“由他下令平津全军不再抵抗，缴械投降”。
1949年的元旦来到了。
这个元旦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将从漫漫长夜里走出，随之揭开的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纪。
在这个清冷而又带着几分新奇的元旦的早晨，平津战场上各个部队的油印、铅印的报纸上，都用鲜艳的套红，刊登了一篇热腾腾的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毛泽东于头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辞。
文章诞生的时间很短，但在毛泽东的大脑中却孕育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6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庆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12月21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1945年12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可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着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要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么，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对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办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被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也就是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提出要在保存现有法统、宪法和保存国民党军队等条件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在同一个声明里，他又叫嚷着要与共产党进行“京沪决战”！
也是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中央军委电示林彪：新保安、张家口之国民党军被歼灭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属部队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应认真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
电报提出了6点具体意见，主要内容是：
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作义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作义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里全部，傅系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1个军。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希望傅作义能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出城继续谈判。
1月5日，林彪、罗荣桓发表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将解放军准备用和平方式解决平津问题的意图告知华北国民党军全体官兵，号召他们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解放军将一律宽大待遇。并表示：无论哪一级将领军官的代表，均可前来本司令部接洽和平解决事宜。
傅作义听到中央军委的6点意见后，如释重负，打消了疑虑。并表示，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1949年1月6日，蒋介石为了阻止傅作义同解放军接触，派第三个说客国防部次长、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携蒋的亲笔信来到北平。信中称：宜生弟，仰以全局为重，即放弃华北，率北方各军全部经济南撤回青岛，中央已商由美国海军舰队白吉尔司令，率海军接运部队撤回南京，由弟任东南军政长官，集中力量确保江南，勿再延误为盼。
郑介民也无良策，对傅作义仍是老调重弹。就在郑介民向傅作义鼓惑时，传来了解放军向困守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的消息。傅作义对郑介民说：“大势已去，南撤也是绝路，死路一条。”
同一天，他派出了自己的和谈代表周北峰、张东荪。
周北峰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是傅作义的同乡。从1937年起便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打交道。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几乎都是由周北峰经办的。张东荪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燕京大学教授。他本是受民盟委派，来北平劝说傅作义与中共罢兵言和，巧的是，傅作义正好想请第三方面的党派或知名人士出面斡旋。这样张东荪便被委托与周北峰一起出城与中共谈判。
1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再次明确了谈判的基本方针：“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电报指示：估计傅作义讨价还价还会拖一段时期，最后应准备武力解决，只要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即可按照我们的方式和平解决。同时强调，在谈判末尾，应准备对周北峰严正表明下列各点：傅作义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傅作义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除傅系部队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家属可照对待郑洞国部的办法办理；傅作义必须迅速决断，否则解放军即将举行攻击。
8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在北平郊外的八里桥同周、张二人进行了谈判。周北峰首先代表傅作义向解放军表达了四点意见：
1．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
2．平、津等地要有其他报纸，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纸；
3．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
4．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方式，采取出城分驻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当天，林彪、聂荣臻即将傅作义提出的四点意见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复电指示：
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
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不使平、津地区免遭损失，人民解放军可以按照傅作又提出的条件，傅作义的军队调出平津城外，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开到指定地点，根据人民解放军的编制整编成人民解放军；
双方代表在三日内规定具体的办法，平、津两城守军应在1月12日13时出城接受改编；
释放所有被俘傅系军队的官兵，一律不作战俘看待。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会谈形成一份纪要，交周北峰回城复命，并限定1月14日24时为最后答复期。
周北峰刚一回城，傅作义便急忙召见他。当他看完这份纪要时，仰天长叹一声，陷入沉默。他手下还有几十万人，还是有资本进行平等谈判的，怎么能一枪不放就束手就擒呢？
沉思很久，傅作义终于说话了：“你可以电告林、罗、聂，你们谈的内容和会谈纪要我已研究过了，还有些不清楚的地方，限定14日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你将同邓宝珊再去。”
本来让部队出城接受改编是傅作义自己提出的建议，解放军已同意了，他却又说时间仓促，明显缺乏诚意，想讨价还价。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已完成了攻击天津的部署，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傅作义有任何的犹豫或者借故拖延时间。
11日，中央军委指出：如天津守敌不在我限定的时间内离城改编，就应迅速坚决地攻下天津。天津攻克后，傅作义必感恐慌，势必被迫就范。那时，你们和傅方代表谈判时，就应要求傅作义坚决地遵照我们的六点指示去做。
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通知傅方代表，将原定的离城时限推迟，规定平津守军先头部队至迟须于13日12时前开出，否则我14日即总攻天津。
然而，傅作义不仅没有下令天津停止抵抗，离城改编，反而命令陈长捷：“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缺乏诚意，旨在借和谈拖延时间。为了彻底打消傅作义的幻想，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下达了14日总攻天津的命令。
1月13日，傅作义特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总司令邓宝珊为代表，继续与解放军谈判。
邓宝珊是国民革命的元老辈，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伊犁起义。抗战期间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守重镇榆林，同中共相处甚好，在两党关系中有鲁子敬之称。
下午1时，邓、周一行4人出德胜门，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通县宋庄附近的五里桥。
14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与邓宝珊举行会谈。
聂荣臻待邓宝珊等人坐定后，单刀直入地说道：“现在已是14日下午4时，离最后的答复期限仅剩下8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贵方有什么意见？”邓宝珊说：“天津嘛，最好不要打！”接着，他又问道：“要打，你们计划打多久？”林彪回答：“计划打3天。”
邓宝珊对天津的防御力量很有把握，说：“天津是傅先生亲自指挥布防的，别说3天，就是30天也拿不下来。”
林彪微微一笑：“贵军虽然曾有坚守涿州3月的战例，可是这里不是涿州，我们也不是张学良啊。”
聂荣臻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3个月，打半年。半年打不下就打一年。”
双方一时陷入沉默。
邓宝珊再次提出要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事。林彪说：“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以来，已经两年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