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用了2个小时作了部署后，佘涤清马上返回北平，立即召集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铁路工作委员会（简称铁委）、平民工作委员会（简称平委）的负责人开会，传达刘仁的工作部署，打通各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各委员会原不允许有横的关系），成立了统一的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指挥部总负责人为佘涤清。会上研究商定了迎接解放的各项具体任务，由各委员会按各自系统分别下达落实。会后，北平的3000名地下党员，5000名地下盟员（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及其他党的外围组织）以及众多的积极分子迅速行动起来，这支强有力的地下大军，通过他们的各种关系，发动和团结更多的各界群众，积极投入到迎接北平解放的斗争中。按照党的统一部署，各方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担任北平地下学委秘书长的崔月梨，分工上层统战工作。他亲自出面做刘厚同的工作，与刘厚同保持较长时间的接触，每星期都要见两次面。杜任之知道打通傅作义的思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让己任傅作义政工处副处长的阎又文也帮助做傅作义的工作。为了掩护这项工作，城工部提供专项活动经费，让地下党员刘学周、吴哲之等在北平崇文门外兴隆四十八号开设“晋丰行栈”，吴哲之为董事长，刘学周任总经理，提供交往场所。经过刘厚同的介绍，地下党的同志又先后结识了傅作义的长兄傅作仁，副军长丁宗宪，傅部党政军总监部总监、国民党河北省主席楚溪春等傅作义亲近的人。这样，在傅作义的周围，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趋向和平解放的氛围。
面对华北局势，傅作义再次征询刘厚同对时局的见解，刘厚同趁机说：“总司令！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我说过，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得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官吏贪污腐化，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合乎人心，不顺乎潮流，南京政府恐怕维持不了一年半载啦。”
傅作义认真地听着老师的分析，谦虚地问道：“依老师之见呢？”刘厚同劝他：“现在平津陷入重围，南下已出不去，平绥路又被切断，打回绥远去也不可能。时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了，还是顺应人心，当机立断，设法同中共疏通渠道，进行和谈为是。
”刘厚同还针对傅作义打算依靠空援，固守北平，与城共存亡的想法，劝说傅作义：“不能将文化古都毁在你傅宜生的手里，解放军遍地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现在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远不如过去，但和谈一成，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是深得人心的。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政策也很明确，高树勋起义后得到重用就是一个例证，你只要能接受和平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你的，北平只有和平解决，才有光明前途。”
这时，城工部指示北平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北平学委经过慎重研究确定，根据傅作义目前的处境和态度，决定使用和谈中的“王牌”——傅冬菊，由傅冬菊正式出面试探傅作义的反映。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在天津《大公报》社做记者工作。南系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将她同其爱人中共地下党员周毅之调来北平，留在傅作义身边，一则做傅作义的工作，二则尽女儿孝敬之道。北平迎接解放指挥部总负责人佘涤清亲自找傅冬菊谈话，告诉她：“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
傅冬菊当即决定去找父亲，转达中共党组织的意图。傅作义宦海沉浮几十年，做事向来谨慎，他生怕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于是问傅冬菊：“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很认真地说：“爸，你还信不过我。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一时答不出，又去问余涤清如何回答。余涤清明确告诉傅冬菊：“就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这是一次由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完成的、试探性的正式接触。之后，傅冬菊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布置，就留在傅作义的身边。女儿的到来，给了傅作义很大的安慰。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坐困愁城之时，他惟一的慰藉，便是享受和女儿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傅冬菊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仍然对父亲保守着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秘密，只是以进步青年的面目出现。当然，阅历丰富的父亲对女儿此时的到来不可能没有一点儿察觉。
傅冬菊一边从生活上照顾父亲，一边劝说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了解掌握父亲各方面的动态，并及时反映到地下党组织。傅作义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菊都通过周毅之，每天向王汉斌和崔月梨等汇报。然后，地下党组织又把这些及时写成电文，通过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由刘仁及时转给平津前线指挥部。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又反过来做父亲的策反工作，这是局外人怎么也难以想到的。这在我党地下工作史中，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佳话。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到傅作义的动态、情绪变化，对中央、军委和平津战役总前委作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起了重要作用。
北平地下党在安排傅冬菊做傅作义工作的同时，又派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李炳泉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1940年入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到北平，后来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当记者，不久又升任为采访部主任。李腾九是傅作义的少将联络处长，高级幕僚。一直追随傅作义，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对傅作义的思想、言行了解颇深，李炳泉先把李腾九的思想做通后，又让李腾九去同傅作义谈。在傅作义异常苦闷之时，李腾九相机几次向傅作义进言，劝傅作义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条条红线，，伸进傅作义的各个部队，在做傅作义工作的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积极做着傅部部队的工作。一些部队并有了起义的打算。
1948年底，国民党第92军在地下党策动下曾决定起义。早在1947年8月，北平地下党和中小学教员工作委员会书记薛成业，便与国民党第92军军需副官李介人建立了关系，李介人是第92军军长侯镜如的外甥。李介入去解放区学习时，刘仁嘱他做侯镜如的工作。1948年10月，侯镜如任国民党军第17兵团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塘沽），把第92军军长职务交给了他的挚友黄翔。辽沈战役期间，第92军3个师调北平，侯镜如的连襟第17兵团参谋长张伯权调第92军任第21师师长。 有一天，李介人突然通知第92军第21师师长张伯权，说韩子立的一位好友，邀张伯权到前园恩寺侯镜如家里见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局外人是不可能理解的，但张伯权一听，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张伯权不仅知道李介人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也知道侯镜如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贺龙部的教导团团长，后来在河南搞兵运工作时被捕，跟中共党员安子文同住一牢，出狱后同共产党的组织失掉了联系，从此便委身于国民党军队之中。前些时间，安子文曾投侯镜如一信，大意是：周恩来、贺龙都很关心你，希望你能有所作为。送信人就是上面提到的韩子立。韩子立的好友，自然是中共地下人员了。因而张伯权欣然赴约，会见的是一位地下党员卞立中。卞立中首先分析了战局，然后指明了蒋军的出路，张伯权决定举行起义。随后，李介人又偕同张伯权来到王府井梯子胡同第92军军长黄翔的家。
“现在北平已经被围，形势这样危急，军长有什么打算？”李介人首先问。
“除了当俘虏或者战死以外，还能有什么打算？”机警的黄将军接着反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打算？”李介人说明来意，黄翔一拍即合，因为黄翔知道李介人、张伯权同侯镜如的关系；而黄翔得以接任第92军军长正是侯镜如力举的结果，侯镜如对黄翔有知遇之恩，更不用说黄翔对国共两党战争的结局早有看法。随后，北平地下党又派薛成业（卞立中本名）来到张伯权司令部；张伯权委薛成业以参谋之职作掩护。
薛成业通过李介人与张伯权会谈，张伯权表示如我军攻城，他的第21师可以让开路，让解放军进入他们防区。薛成业将这一情况用地下电台向刘仁汇报请示后，刘仁电示要第92军派1名全权代表到我军前线司令部谈判。李介人用无线电话征得侯镜如同意，说第92军的事情由李介人与黄翔军长、张伯权师长商量办。李介人、张伯权立即找黄翔说明侯镜如的这一意图，黄成业表示愿意起义，并同意派第21师参谋长宋铨夏去我军前线司令部谈判。同时，第92军副军长刘儒林也大力支持这一行动。
12月14日，我地下工作人员季鸿陪同宋铨夏、李介人从北平出发，第二天便来到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部，肖劲光司令员接见了他们，一起详细研究了行动计划。第92军3个师部署在从西直门、永定门到左安门一带，主力部署在永定门外。宋铨夏请肖劲光司令员酌定有关起义事宜，肖劲光说：“我军可以从北平南郊直插永定门。战斗打响后，贵军可往西南房山方向撤出，现在按兵不动，具体行动时间，由我方及时与贵军联系。”
肖劲光司令员还吩咐，万一第92军起义的事暴露，黄军长、张师长可立即将部队带至解放军控制地区。当夜，宋铨夏便回到了北平。
国民党第92军按照我军的要求，积极进行起义准备工作。1949年1月下旬，我党与傅作义和谈成功，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根据上级指示，取消第92军单独起义计划，而与傅作义部队一道接受改编。
驻在北平的国民党军铁甲总队，下设3个大队（1、2、4大队），担任前门、永定门、广安门、西直门一带的防卫。1大队队长于维哲，东北讲武堂第8期毕业，1935年任东北军何柱国的第57军第109师通讯连连长。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俘虏，送到瓦窑堡“白军军官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被派回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同党失去了联系，平津战役期间，到处找党的关系，经过许多周折辗转找到了学委的魏焉同志。于是，崔月梨便着王延（苏）和魏焉一起出面，跟于维哲联系。他们商谈的结果是，一旦解放军攻城，铁甲车1大队就从前门车站攻向永定门，接应解放军进城；同时，以火力封锁东单的临时机场，防止达官贵人们逃走。于维哲还可联系4大队及2大队各一个中队，一起参加起义。此外，还谈好把地下党员马骥安插在铁甲车1大队工作，以便联络。
不久，崔月犁又给王延（苏）一项任务，要王延（苏）去接触一位国民党军的师长。这位师长的亲戚是中校军需官，这位军需官的侄子是清华大学学生、民主青年联盟盟员。显然，工作是从民联盟员这里开始的，最后，又由军需官出面，要求见地下党的负责人。军需官约好请王延（苏）在王府井一家广东饭馆会面。俩人相见，几句客套话说过，军需官便提出：“我们师长委托我和地下党联系，如果起义，能否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能。”
“愿意见见我们师长吗？”“可以。”
军需官打了个电话，师长便派车将他俩人接到沙滩附近师长的公馆。
“你打算怎么办？”王延（苏）开门见山地问师长。
“我是蒋先生的学生，不能对不起他；但我也不想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你们能保证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吗？”王延（苏）郑重表示：“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只要投诚起义，一定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
最后双方议定，我军发起总攻时，他把全师军官召集到一起开会，使我军和平通过他的防区进入北平城。这就是，既不投降，以对得起“蒋先生”；又不抵抗，以对得起解放军，堪称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了。
北平市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跟刘厚同及傅作义的一些高级将领是同乡，又是知己之交。杜任之来北平后，冯杰宸与杜任之在刘厚同处相遇，俩人政治见解颇为一致，一见如故。
以后，冯杰宸便直接协助杜任之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一天，杜任之对冯杰宸说，是和是战是逃，傅作义举棋不定，我们得另外有所准备。接着便问冯杰宸：“能不能冒险同丁宗宪联系？”丁宗宪是傅作义于新保安战役后新编成的第35军的副军长，同冯杰宸是老朋友。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丁宗宪是赞同的。丁宗宪当时率部防守德胜门和安定门，假如和谈不成，丁宗宪率部起义，开门迎接我军，以收里应外合之效，岂不美哉？这就是杜任之要冯杰宸冒险同丁宗宪联系的目的。冯杰宸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欣然受命，特邀丁宗宪在前门外山东饭庄吃饭，并由杜任之领导下的地下工作人员吴晟、刘学周俩人作陪。他们四人当场结拜为兄弟，填写了金兰谱，丁宪宗决定按冯杰宸的要求去做。一切都如愿以偿了。
北平东城北长街81号，住着华北“剿总”的中将参议池峰城。这位中将，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部下，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后，他随孙连仲投蒋，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军第30军第31师师长，在台儿庄战役中立有战功，名噪一时。那时，第30军归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建制，第2集团军归李宗仁的第5战区指挥。孙连仲升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时，池峰城又是该战区所属第30军军长，孙连仲主持保定绥署的一段时间里，池峰城任保定警备司令。因而他同李宗仁，尤其同孙连仲，来往甚为密切。抗战胜利以后，李霄路由延安来晋察冀。刘仁得知军统北平特别站的情报科长李培基是李霄路的同学又是堂叔，于是便派李霄路负责北平军统特别站的工作。
李霄路来北平后，经冯玉祥将军的卫队长赵逸云介绍，就住在池峰城家。李培基的工作最终没有做成，但却通过池峰城了解了敌军不少军事情报。在刘仁两手准备的指示下，李霄路积极做池峰城的工作，让他劝说部下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这时，虽池峰城已不当带兵，但在抗战胜利后任职保定警备司令期间的旧部，仍有不少在北平军中，第101军尤多。为此，池峰城曾专门请他们到家赴宴，应邀者二三十人。席间，池峰城要他的部下在解放军攻城时加以配合，部下们纷纷表示：“我们听司令的，我们惟司令之命是从！”另外，王延（苏）还做通了国民党军联合后勤司令部第5补给区副司令赵龙韬的工作，使他倾向我党，经常提供华北“剿总”系统后勤供应、兵力调运等情报。
